就在这样烈火冲天、浪涛汹涌中——怒海狂涛震撼着坚实的大地，不见消退，继续上涨，越涨越高，使岸上的观众看了不由得心惊胆战——三个风狂雨骤的年头过去了。小露西又有三个生日被用金线织进了她那宁静的家庭生活的轻纱中。
无数个日日夜夜，这个家庭里的人都倾听着街角的回声，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他们就心慌意乱。因为他们渐渐明白，这是尾随在一面红旗下暴乱的人们的脚步声，他们的国家已经宣布处于危险中，他们由于长期着了可怕的疯魔而变成了野兽。
老爷这个阶级已经得不到赏识，在法国简直毫无必要，很有被撵出国门，甚至连老命也一并送掉的危险。就像寓言中的那个乡下人，千辛万苦招来魔鬼，一见到它却吓破了胆，一句话也不敢问，立即拔脚就逃。老爷们也是这样，过去勇气十足地倒读了那么多年主祷文，还念了那么多非常灵验的咒语，着令魔鬼现形，可是一见到魔鬼，便吓得魂不附体，拔起高贵的腿溜之大吉了。
朝廷里那些显赫一时的核心人物都已逃之夭夭，要不就要成为全国枪林弹雨的靶心了。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栋梁之材——早就腐迹斑斑，有路济弗尔般的自大、萨丹纳帕路斯般的奢靡，还有鼹鼠般的盲目——而现在他们全都跑了，无影无踪。整个朝廷，从孤傲势利的内廷近侍到诡计多端、贪污腐化、文过饰非的权臣，里里外外通通跑光了。王权完蛋了。据最新消息，王室成员已被围在宫中，命运“悬而未决”。
公元一七九二年的八月来到了，这时，老爷们都已作鸟兽散，远走高飞，天各一方。
很自然，台尔森银行成了老爷们在伦敦的总部和聚会的场所。据说，鬼魂常会在他们生前常去的地方出没，因而不名一文的老爷们也常常光临这个他们昔日存钱的处所。此外，这儿也是有关法国的消息最可靠、到得最快的地方。再说，台尔森银行十分宽容大度，对失去高位的老主顾非常慷慨大方。还有，有些权贵及时预见到风暴的来临，估计会有剥夺或者没收的事发生，就颇有预见性地把钱财存进了台尔森银行，因而他们那些手头拮据的同僚通常都能在这儿打听到他们的消息。除了这些，每一个新从法国来的人几乎理所当然地都要来台尔森银行报告自己的情况和他所知道的消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台尔森银行简直成了当时有关法国情报的高级交流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因而到这儿来探听消息的人非常多。于是台尔森银行有时干脆把最新消息写成一两行，张贴在银行的窗口，让所有路过圣堂栅栏门的人都能看到。
在一个热气腾腾、雾气蒙蒙的下午，洛里先生坐在办公桌前，查尔斯·达尔奈先生紧靠桌子站着，他们俩正在低声交谈。这个类似忏悔室的阴暗小房间本来是专供行长接待来访者用的，如今成了消息交流所，而且颇有人满之患。这时，离银行关门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不过，尽管你是健在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查尔斯·达尔奈说时有些犹豫，“我还是得劝你——”
“我懂。你是说，我太老了？”洛里先生说。
“天气变幻无常，路途又遥远，再加上靠不住的交通工具和巴黎的混乱局势，那座城市甚至连安全也没有保障。”
“我亲爱的查尔斯，”洛里先生高高兴兴、满怀信心地说：“你提出的这些正是我应该去的理由，说明我不应该留下来。我去是最安全不过的，值得整肃的人太多了，没有人会跟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头子过不去的。说到巴黎局势混乱，要是不混乱，我们银行也就用不着从这儿派一个既熟悉那个地方又熟悉以前的业务，而且是行里信得过的人去那儿的分行了。至于说到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假如经过这些年，我这个老行员都还不能为台尔森银行吃点儿小苦头，那么谁该去受这份罪呢？”
“我倒希望我能走。”查尔斯·达尔奈有些不安地说，像是自言自语。
“好哇！你倒真会动脑筋出主意！”洛里先生喊了起来，“你希望你自己去？你不想想你是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军师啊！”
“我亲爱的洛里先生，正因为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所以我才会时常有这种想法（不过我本不打算在这儿说出的）。作为一个对受苦受难的同胞怀有一定同情，并曾放弃过自己的一些权益给他们的人，当然会忍不住这么想。”说到这里，查尔斯·达尔奈又露出先前那种深思熟虑的神情，“人们也许肯听他的话，他也许有能力说服他们有所节制。昨天晚上你走之后，我跟露西说——”
“你跟露西说，”洛里先生应声道，“是呀。我真感到惊讶，你竟好意思提到露西的名字！在这种时候，你还想跑到法国去！”
“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去呀，”查尔斯·达尔奈微笑着说，“你说你要去，拿这话问你自己倒更合适。”
“说真的，我就要去了。事实是，我亲爱的查尔斯，”洛里朝远处的行长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们的买卖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在那儿的账册文件面临着多大的危险。老天爷知道，万一我们的一些文件被抢或被毁，会给多少人带来严重的后果。而这种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有谁敢说，巴黎今天不会有人放火，明天不会有人抢劫呢！现在，得尽快把这些账册文件精选出一批，埋起来，或者用别的方法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如果说还有人有能力不失时机地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恐怕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台尔森银行知道这一点，也这么说了——我吃台尔森银行的饭已经吃了六十年——难道仅仅因为腿脚有点儿欠灵便，我就畏缩不前了？嘿，和这儿的那六七个老人比起来，先生，我还是个小伙子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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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佩服你这种朝气蓬勃的英勇气概，洛里先生。”
“嘿，你胡说些什么，先生！——噢，亲爱的查尔斯，”洛里先生说着，又朝行长瞥了一眼，“你该知道，在现在这种时候，要想从巴黎运东西出来，不论是什么东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帮我们把文件和贵重物品带来的人（我说的这事十分机密，按规矩，即使对你，也不能悄悄地透露），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最不平常的人，他们个个都是把脑袋提在手里，通过重重关卡过来的。要是在平时，我们的包裹来来往往，就像在有条不紊的老英格兰一样容易，可是现在一切都停滞了。”
“你真的今晚就要走吗？”
“我真的今晚就走，因为情况紧急，不允许再拖延了。”
“那你什么人也不带？”
“人家给我推荐过各式各样的人，可我一个都不想要。我只打算带杰里去。多年来，杰里一直给我当星期天晚上的保镖，我用惯了他。没有人会对杰里起疑心的，只会把他当成一只英格兰的斗牛狗，谁冒犯了他的主人，他就会猛扑上去，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心思。”
“我还要再说一遍，我打心眼儿里钦佩你的勇气和忘年精神。”
“我也要再说一遍，你胡说，胡说！等我完成了这次小小的使命，我也许要接受台尔森银行的建议——退休，过几天舒舒坦坦的日子。到了那个时候，考虑老不老的问
题，有的是时间。”
这番谈话是在洛里先生平时坐的那张办公桌旁进行的，离他们一两码外就聚集着一帮老爷，他们正在高谈阔论，说他们不久就要对那帮暴民进行报复了。处于逆境、逃亡国外的老爷和英国本地的正统派谈起这场可怕的革命时，总喜欢把它描绘成没有播过种子却收获了恶果的天字第一号怪事——仿佛什么也没做，或者从未做过什么，但最后得到了这个结果——仿佛那些明眼人从未看到千百万法国人的苦难，从未看到本可使人民富足的资源被滥用、被浪费，好像他们不是多年前就预见到革命必然到来，不曾把他们见到的用明白的文字记录下来。老爷们的胡言乱语、他们想出的那些荒诞不经的计划，以及他们想要恢复那本身气数已尽、天地不容的原状的企图，实在使了解真相、头脑清醒的人很难不予以驳斥、默默忍受。他们的一派胡言乱语灌满了查尔斯·达尔奈的耳朵，弄得他脑子里的血都在胡乱翻腾，何况他本来就心事重重、坐立不安，这一来就更受不了啦。
在这些高谈阔论的人中间，有皇家高等法院的律师斯特里弗，他正处在事业上升期，因而声大气粗，宏论连篇；他向老爷们大吹他的计划，既能把老百姓从地面上剿灭干净，又能不靠他们而生活下去。他还想出许多诸如此类的妙计，其性质就类似于在老鹰尾巴上撒盐来消灭老鹰。达尔奈对他的话特别反感。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一走了之，不听为好，还是留下来插嘴反驳。正在这时，那必然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位行长走到洛里先生跟前，把一封沾满泥污、未曾拆封的信放在他面前，问他是否打听到了这个收信人的下落。行长把信放得离达尔奈那样近，他一眼就看到了信封上的字——那正是他的真姓氏，所以他一眼就看清了。信封上的地址等等，已译成英文，写的是：
特急。英国伦敦台尔森银行烦转，前法国圣埃弗瑞蒙德侯爵先生收。
原来在结婚那天上午，马奈特医生向查尔斯·达尔奈提出了一条坚决而明确的要求：他的真实姓名必须严格保密——除非医生本人解除这项约定。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洛里先生就更不知情。
“没有，”洛里先生回答行长说，“现在在场的人，我全都问了，没人知道这位先生的下落。”
时钟逐渐指向银行关门的时刻，刚才高谈阔论的人陆续从洛里先生的办公桌旁走过。洛里先生举着信，露出探询的神气。这班亡命在外、满腹怨恨、密谋报复的老爷，这个朝信看看，那个朝信看看，都用法语或英语对这位不明下落的侯爵说了些轻蔑的话。
“我想，这就是那个遭到暗杀、举止优雅的侯爵的侄儿——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个不成器的继承人。”一个说，“说来有幸，亏得我跟他素不相识。”
“是个胆小鬼，好几年前就把爵位放弃了。”另一个说——这位老爷是双脚朝天，躲在一车干草里闷得半死才逃出巴黎的。
“中了那些新学说的毒，”第三个走过时，透过眼镜看了看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他反对过世的侯爵，继承了他的产业，后来又放弃了，把它给了那帮暴徒。我希望他们现在能好好报答报答他。”
“啊？”大嗓门儿的斯特里弗喊道，“他真的这么干了？他是这么个家伙？咱们来看看他这丢人现眼的名字。该死的家伙！”
达尔奈再也忍不住了，碰了碰斯特里弗的肩膀说：“我认识这个人！”
“我的老天，你认识他？”斯特里弗说，“我真为此感到遗憾。”
“为什么？”
“为什么呢，达尔奈？你听见他干的那些事没有？在这种情势下，你就别问为什么啦。”
“可我偏要问个明白。”
“那我就再说一遍，达尔奈先生，我为此感到遗憾。听你提出如此奇怪的问题，我也感到遗憾。这个人，中了最有害、最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的毒，把自己的财产白白送给了那帮杀人不眨眼的坏蛋，而你反倒来问我为什么要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认得他而感到遗憾！好吧，我来回答你。我感到遗憾，是因为我相信这种坏蛋有传染性。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严守秘密，达尔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克制住自己，只是说：“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位绅士。”
“我会把你驳得无话可说的，达尔奈先生，”盛气凌人的斯特里弗说，“我可以做到。要是这家伙是位绅士，那我确实对他不理解。你就这样告诉他好了，顺便替我问好。你还可以替我这样告诉他，他既然把财物和地位都拱手奉送给那帮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怕是已经做了那帮人的头儿了吧。不过，不会的，先生们，”斯特里弗说着，环顾了一下四周，还弹了一个响指，“我对人性稍有一点儿研究，我告诉你们，像他这样一个人，是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的那些宝贝门徒来摆布的。不会的，先生们，这场大混战一开始，他就夹起尾巴溜之大吉了。”
斯特里弗先生说完这番话，又弹了一个响指，在听众的一片喝彩声中，挤出门外，走上弗利特街。众人纷纷离开银行，只剩洛里先生和查尔斯·达尔奈留在办公桌旁。
“这封信请你转交，怎么样？”洛里先生说，“你知道往哪儿送吗？”
“知道。”
“你是不是代我们向他解释一下，这封信寄到我们这儿，大概是人家以为我们知道收信人的下落，它已经在这儿耽搁了一些时间。”
“我会这么做的。你直接从这儿出发去巴黎吗？”
“直接从这儿出发，八点钟动身。”
“我过会儿回来送你。”
达尔奈怀着对自己、对斯特里弗和大多数人都很不安的心情，快步走到圣堂区的一个僻静处所，拆开信读了起来。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前侯爵老爷：
长期以来，我的生死都操纵在村民手中，我被捕后，受尽伤害和凌辱，最后经过长途步行，被押解到巴黎，一路上受尽折磨。不仅这样，我的家已经被毁，被夷为一片平地。
他们告诉我，前侯爵先生，他们把我关入监狱，还要审问我、杀死我（如果你不开恩来救我的话），是因为我反对人民，为一个逃亡贵族做事，违背人民的利益。我再三说明，我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没有反对过他们，可是丝毫没有用处。我还再三说明，早在没收逃亡贵族财产之前，我已免除了他们拖欠的税款，没有向他们收租，也从来没有去控告过他们，可是丝毫没有作用。唯一的答复是，我曾为一个逃亡贵族做事，那个逃亡贵族现在在哪儿？
啊！最最仁慈的前侯爵老爷，那个逃亡贵族现在在哪儿？我连梦中都在呼喊：他在哪儿？我求告上天，难道他不来搭救我了吗？没人回答我。前侯爵老爷，我把我可怜的呼声送过海峡，但愿通过巴黎人人都知道的台尔森大银行把我的呼声送进你的耳朵！
为了对上帝、对正义、对仁慈，以及对你那高贵姓氏的荣誉的爱，我恳求你，前侯爵老爷，快来救我，把我救出监狱。我的过失是对你一贯忠心。啊，前侯爵老爷，我恳求你也仁厚待我！
被关在这恐怖的监狱里，我每时每刻都
在走近死亡。前侯爵老爷，我向你保证，我仍将为你效悲惨不幸之劳。
遭难人 加贝勒
于巴黎阿巴依监狱
1792年6月21日
读完这封信，达尔奈心中潜伏着的不安突然爆发出来。一个老仆人，又是一个好仆人，他唯一的罪行只是由于对他和他的家族忠心耿耿，如今他面临着生命危险，他心中感到深深的内疚。当他在圣堂区内来回走动，考虑该怎么办时，几乎不敢把脸对着过往的行人。
他很清楚，虽然他深恶痛绝使那古老家族的劣迹恶名登峰造极的罪行，虽然他憎恨而且信不过自己的叔父，虽然他内心十分厌恶人们期望他来支撑的那座正在崩溃的大厦，他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很不彻底的。他很清楚，虽说他早就有意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爱上了露西，在这件事情上做得过于匆忙，不够周全。他知道，他本该按部就班地实施，还应该进行监督，他是打算这么做的，可是始终没有实现。
他在英国有一个自己选择的美满家庭，他必须一直积极地工作。时局骤变，困难重重，种种变故接踵而来，而且来得那么迅速，上星期还未考虑成熟的计划，往往会被这星期的事态推翻，而下星期事态又会使一切从头做起。他很清楚，在这种种环境压力之下，他屈服了——心中并非没有不安，可是也没有持续不断、再接再厉地加以抵制。他一直在等待行动的时机，可是局势变幻莫测，时间都白白地过去了，贵族们却成群结队地沿着大道小路逃离法国，他们的财产正遭到没收、毁坏，他们的名位正在被抹杀、取消。对这些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对法国任何一个可能为此指控他的新政权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过，他没有压迫过任何人，也没有关押过任何人，他不但从来不曾横征暴敛，还自愿放弃了这些权益，投身于一个自己毫无特权可享的世界，赢得了一席栖身之地，挣得了温饱的生活。加贝勒先生按照他的书面指示，经管着那业已败落、困难重重的庄园，体恤人民的困境，把那儿所能给的一点点东西都给了他们——冬天，给他们一点儿债主没有拿光的燃料；夏天，给他们一点儿也是从债主手中救下的出产——毫无疑问，为了自身的安全，加贝勒先生必定已经提出这些事实来为自己辩护，因而这些情况现在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这一切促使查尔斯·达尔奈不计后果地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去巴黎。
是的，就像古老传说中那个航海者一样，狂风和急流把他驱进磁礁的吸力范围之内，它吸住了他，他非去不可。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每一件事都催促着他，愈来愈快、愈来愈坚定地把他推向那可怕的吸力。他内心深感不安的是，在他那不幸的祖国，有人正在用种种罪恶的手段来达到罪恶的目的，而自知比他们略胜一筹的他不在那儿，没能做些事来制止流血，维护仁爱和人道的主张。他怀着这种半是不安半是自责的心情，拿自己和那位责任感如此强烈的勇敢的老先生做了比较，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继而是老爷们那些深深刺痛他的讥笑，还有斯特里弗那出于宿怨而发的粗俗恶毒的嘲讽，还有加贝勒的来信——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无辜囚徒向他的正义感、人格和名誉发出的呼吁。
他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去巴黎。
是的，那磁礁吸住了他，他必须向前驶去，直到触礁为止。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礁石，他几乎看不到任何危险。虽说他以前做得不彻底，可是所做的那一切已经足以证明他怀有良好的意愿，只要他亲自去法国加以表白，人们一定会以感激之情认可他的这种好意。许多好心肠的人往往会一厢情愿地过分夸大自己做的好事，从而产生了过分乐观的幻想。达尔奈先生也是这样，他甚至幻想着自己可以运用某种影响，去左右这场凶猛可怕、失去控制的大革命。
他怀着既定的决心来回踱着步，觉得在出发之前绝不能让露西或者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应该让露西免受离别的痛苦，而他的父亲一向不愿意回想那凶险的旧地，只能等走完这一步，再让他知道这件事，免得他担心和忧虑。他一向竭力避免引起医生对于法国旧事的回忆，因而没有对他说过自己对产业处理得不彻底的情况，而这也影响了他现在打算采取的行动。
他来回踱着步，思绪万千，一直到该回台尔森银行给洛里先生送行的时候。待他到了巴黎，他会马上去见这位老朋友，可是现在他绝不能泄露自己的意图。
一辆套有几匹驿马的马车已经停在银行的大门口，杰里也已换上靴子，整装待发了。
“我已经把那封信转交给他本人了，”查尔斯·达尔奈对洛里先生说，“我没有同意让你带书面答复去，不过，也许你会答应捎一个口信去吧？”
“好的，我乐意，”洛里先生说，“只要没有危险。”
“绝对没有危险。不过，口信是捎给阿巴依监狱里一个犯人的。”
“他叫什么？”洛里先生手里拿着打开的记事本问道。
“加贝勒。”
“加贝勒。要给这个不幸的犯人加贝勒捎什么口信呢？”
“很简单，就说：‘信已收到，马上来。’”
“要说时间吗？”
“他将在明天晚上启程。”
“要说姓名吗？”
“不用。”
他帮洛里先生穿上层层外衣和大衣，跟他一起从这家老银行的温暖房子里走进弗利特街的蒙蒙雾气中。“问露西好，问小露西好，”洛里先生在分手时说，“好好照料她们，等我回来。”查尔斯·达尔奈摇了摇头，诡秘地笑了笑，马车就辚辚地驶远了。
那天夜里——八月十四日——他睡得很晚，写了两封情感炽烈的信：一封是写给露西的，向她解释，由于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必须去巴黎，并且详细地向她历数了种种理由，深信自己绝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另一封是写给医生的，托他照料露西和他的爱女，并且极为自信地把上述的话又讲了一遍。他对他们俩说，他一到巴黎，就会立即给他们写信，证明他安然无恙。
这是难熬的一天，因为他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却第一次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有所保留。要把这一出自善意的骗局安排得使他们深信不疑，是一件棘手的事。他满怀柔情地看着妻子那无忧无虑、忙忙碌碌的样子，决心不把即将发生的事告诉她（没有她那安详从容地帮助，他做起任何事情来都感到不自在，因而好几次他几乎要想向她和盘托出）。白天终于很快过去了。傍晚时分，他拥抱了她，也拥抱了和她同名而且同样可亲可爱的小宝贝儿，装作出去一会儿就回来的样子（假托有个约会须外出一下，私下里准备好一手提箱衣物），走进了阴沉沉的街上阴沉沉的雾气中，而他的心情更加阴沉。
此时，那无形的力量正迅速地将他吸引过去，而且急流和狂风更是使劲儿地在一旁推波助澜。他把两封信交给一个可靠的差役，叮嘱他在午夜前半小时送到，不可提前。然后，他雇了一匹去多佛尔的马，启程了。“为了对上帝、对正义、对仁慈，以及对你那高贵姓氏的荣誉的爱！”这是那可怜的囚徒的呼声。当他抛下世上所爱的一切，朝着那磁礁漂去时，这一呼声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