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幸的医生亚历山大·马奈特，原籍博韦，后移居巴黎。在这一千七百六十七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我在巴士底狱这间凄惨的牢房中写下这份使人悲伤的材料。我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偷偷写成的。我计划把它藏在烟囱的内壁里，我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已在那儿挖了一个供藏匿的地方。在我和我的苦难都化为烟尘时，也许会有一只同情的手找到它。
在我被囚禁的第十个年头的最后一个月里，我用一枚锈铁钉，蘸着用鲜血调和的从烟囱里刮下的煤烟炭末，极其艰难地写下这些文字。我心中的希望早已破灭。从我身上一些可怕的征兆看来，我的理智能保持完好无损，已经不会太久了。不过，我要郑重声明，此时此刻我的神志绝对正常——我的记忆精确详尽——我写的全是事实，不管以后是否有人看到，在末日审判席上，我也将为自己最后写下的这些文字负责到底。
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我想，是这个月的二十二号），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正在塞纳河码头旁的一个僻静处散步，想呼吸一下寒冷的空气来提提神。那地方离我在医学院街的住处大约有一小时路程。一辆马车飞快地从背后驶来，我怕被马车撞倒，便急忙退到一旁让它过去。不料从车窗里探出一个头来，我还听到了喝令车夫停车的声音。
车夫赶紧勒住马，车停下了，刚才的那个声音唤起我的名字来，我应了一声。马车停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没等我走到马车跟前，车上已下来两位先生。我发现他们俩都裹在斗篷里，像是有意把自己遮掩起来。他们并肩站在车门旁，看上去他们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或许还年轻一点儿，两人的身材、举止、声音和面貌（我能看到的部分）都十分像。
“你是马奈特医生吗？”其中一个问道。
“是的。”
“马奈特医生，原籍博韦，”另一个说，“是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原先是外科专家，这一两年来在巴黎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吧？”
“先生们，”我回答说，“本人就是承蒙二位夸奖的马奈特医生。”
“我们去过你的住处，”第一个人说，“不巧，没有在那儿找到你。听说你可能在这一带散步，我们就跟着来了，希望能赶上你。请你上车，好吗？”
两人的态度都很专横，一边说着，一边就过来把我逼向车门。他们都带着武器，而我手无寸铁。
“先生们，”我说，“请原谅，不过，我通常都要问清是哪一位赏光请我去出诊，要我去看的病人病情又是什么样的。”
答话的是第二个人：“医生，请你出诊的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至于病人的病情，我们相信你的医术，你做出的诊断一定会比我们的陈述准确。行了。请你上车，好吗？”
我只好顺从，默默地上了车。他们俩也跟着上了车——最后一个是收起踏板后跳上车的。马车掉转头，又照原先的速度飞驶起来。
我如实记下了这番对话，无疑是逐字逐句，一字未漏。我竭力不让自己走神，使每件事情都记录得准确无误。下面凡是标有中断符号的地方，皆因我不得不暂停记述，藏起文稿。
***
马车飞快地驶过一条条大街，出了北门，驶上了乡间大道。出城后大约走了三分之二里格路——当时我并未计算距离，是后来再走时估算的——马车驶离大道，不久就在一座孤零零的宅院前停了下来。我们三人都下了车，沿着花园里一条又湿又软的小径，走过一座乏人管理、池水满溢的喷泉，来到一幢房子门前。按过门铃，由于门没有立即应声打开，带我来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用他那厚重的骑马手套打了开门人一个耳光。
这一举动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挨打比狗挨打还普遍。这时，另外那个也发起火来，同样伸手打了开门人一个耳光。这兄弟俩的神情举止竟如此相像，这时我就开始意识到，他们俩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在宅院大门口一下车（大门是锁着的，兄弟俩中的一个打开锁让我们进去后，重又锁上了），便听到从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传来阵阵叫喊声。兄弟俩径直带我朝那间屋子走去。随着我们一步步爬上楼梯，那叫喊声越来越响。最后我看到了一个躺在床上发高烧的病人。
病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年纪很轻，肯定才二十出头。她
头发蓬乱，两只胳臂被腰带和手帕绑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这些捆绑用的全是一位绅士身上的东西。其中有一条是礼服上用的有流苏的绶带，我看到上面有个贵族的纹章和一个字母“E”。
我一开始仔细观察病人，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因为在她焦躁不安地挣扎时，她翻转身子，脸伏在床沿上，把绶带的一头卷进了嘴里，此时正有窒息的危险。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伸手从她嘴里拉出绶带。就在这时，我看到了绣在角上的纹章。
我将她轻轻地翻过身来，双手按住她的胸口，想让她平静下来，躺着不动，然后我查看她的脸。她两眼圆睁，神色狂乱，不断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反复叫着：“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然后从一数到十二，还发出一声“嘘！”。过后，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像是侧耳静听，接着便又开始那刺耳的尖叫，又喊：“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然后又从一数到十二，再发出一声“嘘！”。如此周而复始，顺序不变，神态也不变。除了有规律地停顿那么一会儿外，她的这种喊叫声从未休止。
“她这样多久了？”我问。
为了把这兄弟俩区分开，我把他们叫作哥哥和弟弟。所谓哥哥，是指最有权威的那个人。答话的是哥哥：“大约从昨晚这个时候开始的。”
“她有丈夫、父亲和兄弟吗？”
“有个兄弟。”
“我不是在跟她的兄弟谈话吧？”
他满脸鄙夷地回答说：“不是。”
“她最近和‘12’这个数字有什么关系吗？”
弟弟不耐烦地插嘴说：“是和十二点钟有关吧！”
“瞧，先生们，”我的手仍按着那个女人的胸口，“你们这样把我带来，我什么也干不了！要是我事先知道来看什么病，我就可以有所准备。像现在这样，时间就得浪费了。在这么个偏僻的地方，到哪儿去弄药呀。”
哥哥朝弟弟看了看，弟弟傲慢地说：“这儿有一箱药。”说着，他从柜子里取出一只药箱，放到了桌子上。
***
我打开几只瓶子，嗅了嗅，又把瓶塞放到嘴边尝了尝。如果我要用的不是有毒的麻醉药，那只箱子里的药是一样都用不上的。
“怎么，你信不过这些药？”弟弟问。
“你瞧，先生，我正准备用呢。”我回答了一句，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做了种种努力，才给病人灌进去我要她服用的剂量。我在她的床沿坐了下来，我想过会儿再给她服一次药，同时还需要观察一下服药后的效果。屋里原先有个战战兢兢的胆小的女人（是楼下那个开门人的妻子）在服侍，这时她已退缩到屋角。这房子潮湿破旧，草草地放着几件家具——显然是最近才住人，而且只是暂时用一用。为了掩住尖叫声，窗上钉了些厚厚的旧帷幔。叫喊声仍然有规律地继续着，先喊道：“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接着从一数到十二，最后发出一声“嘘！”。她还是那么疯狂地挣扎着，所以我没敢给她的胳臂松绑，只是留心不勒痛她。唯一给人希望的是，我按在病人胸口的手起了很大的镇定作用，能使她的身子安静几分钟。可是这对抑制叫喊毫无作用，她的叫喊比钟摆还有规律。由于我的手有这种镇定作用（我认为是这样），我便在床边坐了半个多小时，那兄弟俩一直在旁边看着。后来那个哥哥说：“这儿还有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忙问：“病情严重吗？”
“你最好去看一看。”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拿起了一盏灯。
***
另一个病人躺在二楼楼梯对面的一间后屋里，是马厩顶上的一间阁楼。屋子的一角有个低矮的粉刷过的顶棚，其余部分都敞开，看得见瓦屋的屋脊和横梁。没有顶棚的地方堆放着干草、麦秸、柴火和一堆埋在沙子里的苹果。我必须经过这些地方，才能走到有顶棚的地方。我的记忆清晰详尽，明确无误。我在巴士底狱这间牢房里，被囚禁了快十年，现在回忆起这些细节来，依然历历在目，和那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在地上的一堆干草上躺着一个英俊的农家少年，最多不过十七岁。他头下塞了一个坐垫，他仰天躺着，牙关紧闭，右手紧握着放在胸前。他那双怒火灼灼的眼睛直盯着上方。我单腿跪下，俯身查看，看不出他的伤在哪里。不过我能看出，他是被利刃刺伤的，已经奄奄一息。
“我是医生，可怜的小伙子，”我说，“让我看看伤口。”
“我不想让人看，”他回答说，“随它去吧。”
伤口在他的手底下，我设法劝他让我挪开他的手。伤口是剑刺的，受伤时间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时之前。即使未加拖延，当即治疗，也没法儿救活他。他很快就要死了。我扭头看
着那个哥哥，只见他正低头俯视着这个濒临死亡的英俊少年，那神情就像在看一只受伤的鸟或者野兔、家兔，而不是他的同类。
“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我问。
“一只下贱的小疯狗！一个农奴！逼得我弟弟拔剑刺他，结果倒在我弟弟的剑下——居然像个上等人似的。”
这话没有一点儿怜悯和内疚，可以说毫无人性。说话的人似乎认为，让这个不属于同类的生物死在这儿是极不合适的，应该让他和那些贱类一样悄悄死去。他对这个少年的命运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同情。
在他说话时，少年的眼睛慢慢地转向他，然后又慢慢地转向我。
“医生，他们这班贵族骄傲得很，可我们这些贱民也有骄傲的时候。他们抢我们、欺我们、打我们、杀我们，可我们有时还剩有一点儿傲气。她——你见到她了吗，医生？”
虽然因为离得远，声音轻了，可是在这儿依然可以听见她的尖叫声。他这么一提，仿佛她就躺在我们的面前。
我说：“我见到她了。”
“她是我姐姐，医生。多少年来，这班贵族老爷对我们的姐妹们的贞操都享有无耻的特权。可我们当中也有好样的姑娘。我知道这一点，我父亲也这样跟我说过。我姐姐就是一个好样的姑娘。她和一个好样的青年订了婚，他是那个人家里的佃户。我们都是那个人家里的佃户——我说的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个人。另外的一个是他的弟弟，是个最坏的坏蛋。”
那个少年是异常艰难地凝聚起全身的力气才说出这些话的，可他的神色使他的话语格外有力。
“正像我们所有贱民都受那班高贵的人抢夺一样，我们受尽站在那儿的那个人的搜刮——他黑心地向我们收租抽税，强迫我们白白替他干活儿，硬要我们在他的磨坊里磨我们的粮食，逼着我们用那点儿可怜的粮食替他喂养大群大群的家禽，却禁止我们养任何家禽。他搜刮我们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连偶尔弄到一点儿肉吃的时候都提心吊胆，不得不关门闭户，生怕被他的人看到后抢走。我说了，我们被抢得精光，刮得干干净净，穷得不能再穷，弄得我们的父亲告诉我们，生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件可怕的事，我们应该祈求上帝，别让我们的妇女生儿育女了，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全都绝种吧！”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受压迫的情感会像火一样爆发出来。我原先总以为它必定隐伏在人民心中，可是在这个垂死的少年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情感爆发。
“不过，医生，我姐姐还是结了婚。当时我那可怜的姐夫正有病，可她还是嫁给了她心爱的人，这样她就可以在我们的草舍里——那个人大概把它叫作狗窝吧——照顾他、安慰他了。可是结婚不久，我姐姐就被那个人的弟弟看上了，他要求那个人把她租给他——我们这种人中的丈夫算得上什么！那个人当然很乐意，可我姐姐是好样的、贞洁的，她像我一样，恨死了那个人的弟弟。你知道那两个家伙用什么手段威逼她的丈夫，想要他让她顺从的吗？”
那个少年的眼睛本来一直盯着我，说到这儿，他慢慢地把目光转向那个在一旁观看的人。我从他们两人的脸上看出，他说的全是真话。两种截然相反的傲慢和自尊对峙，即使在这巴士底狱的牢房里，依然历历在目。那老爷是一副满不在乎、漠然置之的态度，而农民则是满脸横遭蹂躏、愤而渴望复仇的神色。
“你知道，医生，这班贵族老爷有权把我们这些贱民套在车子上，赶我们拉车。他们就这样把我姐夫套在车子上，赶他，要他拉车。你知道他们有权要我们整夜守在他们的地里，不让青蛙叫，免得打扰他们尊贵的睡眠。晚上，他们就要我姐夫去有害的夜露里守夜；白天，又命他套上笼头拉车。但他还是没有屈服。没有！有一天中午，人们解下笼头，让他吃东西——要是他还能找到东西吃的话——他随着报时的钟声，钟敲一下，他哽咽一下，哽咽了十二下后，他就死在我姐姐的怀里了。”
要不是他决意倾吐冤情，任何人为的力量都维系不了这个少年的生命。他使劲儿地握紧右拳不松开，以掩住伤口，竭力驱开朝他围拢过来的死亡阴影。
“接着，在那个人的同意甚至帮助下，他弟弟把我姐姐抢走了。我知道，她一定把她的情形告诉那个人的弟弟了——说的是什么，医生，要是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很快就会发现的——可那个人的弟弟还是把她抢走了，供他一时享乐解闷。我在路上看到她从我旁边路过。我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后，我父亲伤心得死了，满肚子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我把我的小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送到这个人管不着的地方，使她至少不会做他的奴婢。然后我就追踪那个弟弟来到这儿，昨天夜里爬了进来——我，一个贱民，可我手里有剑——这阁楼的窗在哪儿？就在这旁边吧？”
在他眼里，这屋子越来越暗了，他周围的世界越缩越小。我朝四下里看了看，只见地上的干草和麦秸被踩得一片狼藉，这儿像是发生过一场决斗。
“我姐姐听到我的声音，跑了进来。我叫她别过来，别靠近我们，待我杀了那家伙再说。他进来了，先是扔给我几个钱，后来又用鞭子抽我。我虽是个贱民，可我奋力回击，逼得他不得不拔出剑来。那柄沾着我这平民鲜血的剑，让他爱折成几段就折成几段吧。他只好拔出剑来自卫——为了保命，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刺我。”
就在刚才，我已看到地上的干草里有几截断剑。那是老爷们用的武器。另一个地方躺着一柄旧剑，看样子是士兵用的。
“来，扶我起来，医生，扶我起来。他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我扶住他说，知道他指的是那个弟弟。
“哼，这班贵族尽管傲气十足，可就是怕来见我。在这屋子里的那个人在哪儿？把我的脸转过去对着他。”
我照办了，扶起他的头，让它靠在我的膝盖上。可是霎时间，他突然有了一股异常的力量，竟挺身完全站立起来，使得我也不得不跟着站起来，要不然就无法扶住他了。
“侯爵，”那个少年双目圆瞪，举起右手，对他说，“等到算总账的日子，我要向你、向你那万恶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讨还血债。我要用鲜血在你身上画下这个十字，作为我讨债时的标记。等到算总账的日子，我特别要向你的兄弟——你们那万恶家族中最坏的坏蛋，讨还血债。我要用鲜血在他身上画下这个十字，作为我讨债时的标记。”
他两次用手在胸部的伤口上蘸了蘸，然后用食指当空画了个十字。他就这样举着那手指站了一会儿，待它垂下时，人也随之倒下。我把他放倒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
我回到那个年轻女人的床边，发现她还在按原先的顺序一再说着那几句胡话。我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也许只有在死的寂静中才能结束。
我又给她吃了几次她原先吃过的药，坐在她的床边，守到深夜。她的尖叫声始终那么刺耳，那几句话还是那么清楚，顺序也一直没有错乱，总是“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嘘！”
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起，这种情形持续了二十六个小时。待我两次来去，重又在她身旁坐下时，她的口齿开始含糊起来。我竭尽全力想挽救她，可她渐渐地陷入昏睡状态，像死人一样躺着。
这一切，就像持续多时的可怕暴风雨已过去，终于风停雨歇了。我松开她的双臂，叫那个女仆帮我把她的身体放平，理好被撕破的衣服。这时我才发现，她已经有了要做母亲的初步征兆；就在这时，我对她仅存的一线希望也完全破灭了。
“她死了吗？”侯爵问，我以后还是称他为哥哥。他刚刚骑马回来，穿着靴子进了屋。
“没有死，”我说，“不过快要死了。”
“这些贱民的身体怎么这样结实！”他有些好奇地低头看着她，说。
“伤心和绝望中存在着无穷的力量。”我回答。
他听了我的话，先是笑了笑，接着便皱起了眉头。他用脚把一把椅子踢到我的椅子旁边，命那个女仆退下，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起话来。
“医生，我发现我兄弟和这两个农民有了麻烦，就提出请你来帮忙。你名气大，而且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你大概会顾及你自己的利益。你在这儿看到的事，是只能看、不能往外说的。”
我倾听着病人的呼吸，避而不答。
“你肯赏光听我说吗，医生？”
“先生，”我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对病人的情况总是保密的。”我小心谨慎地回答，心里对看到的和听到的感到很不安。
她的呼吸已微弱到几乎听不到了，因此我又仔细地试了试她的脉搏，听了听她的心跳。她还活着，但仅此而已。待我重又坐回到椅子上，朝旁边一看，发现兄弟俩都在盯着我。
我写这篇东西时困难重重，严寒刺骨，又怕被人发觉，把我关进漆黑一团的地牢。因而往下我只能简要地叙述了。我的思维没有混乱，记忆力也没有丧失，我和那兄弟俩的谈话，字字都能记起，句句都能详尽叙说。
她挨了一个星期。在她临终时，我
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唇，才勉强可以听到她对我说的只言片语。她问我她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她；又问我是谁，我也告诉了她。我问她姓什么，她没有回答，只是在枕头上微微地摇了摇头，也像那个少年一样，不肯吐露她的秘密。
我一直没有机会再问她什么问题，直到我告诉那兄弟俩她已处于弥留状态，活不到第二天了。在此之前，虽然进那屋子的只有我和那个女仆，没有旁人，可只要我在那儿，那兄弟俩总会有一个坐在床头的幔帐后面，小心提防着。到了这时，他们似乎不再怕我跟她谈什么了，仿佛——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仿佛我也快要死了。
我一再看出，最使他们愤恨不已的是，那个弟弟（按我的叫法）竟和一个农民，还是个少年农民，比剑交锋，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他们脑子里唯一考虑的是，这件事大大地辱没了他们的家声，实在太荒唐可笑。每当我和那弟弟的目光相遇，我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我极其憎恨，因为我从少年口中知道了一切。虽说他对我比那哥哥随和客气，但我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我也看出，在那哥哥的心目中，我也是个麻烦。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照我的表来看，这正是我第一次看见到她的时间，几乎一分钟也不差。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她那年轻可怜的头无力地垂倒在一边，结束了她在这尘世上遭受的种种冤屈和苦难。
那兄弟俩正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很不耐烦地要急着骑马出门。在我单独地守候在床边时，就听到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来来回回地走着。
“她总算死了？”我进去时，那哥哥问道。
“她死了。”我说。
“祝贺你，弟弟。”他转过头去这么说。
在这之前他给过我钱，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时，他又给了我一纸卷金币。我从他手中接过，放在桌子上。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什么也不接受。
“请原谅，”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眼色，在我向他们鞠躬时，也对着我鞠了躬，于是我们分手了，双方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
我累极了，累极了，累极了——被苦难折磨垮了。我用这只瘦骨嶙峋的手写下的这些文字，连再读一遍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清晨，我的门口放着一只小盒子，里面是那纸卷金币，盒子上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焦急不安地考虑我该怎么办。那天，我决定私下给那位宫廷大臣写封信，向他陈述我被唤去诊治的两个病人的实情，以及我去过的那个地方，总之，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知道宫廷的权势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什么是贵族的豁免权；我也料到，这件事绝不会有人理睬，可是我希望解除我良心上的负担。我对这件事一直严守秘密，就连对我的妻子也守口如瓶，关于这一点，我也在信中做了说明。我并不害怕自己会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但是我意识到，要是别人知道了我所知道的这些事，是会受到牵连、遭遇危险的。
那天我很忙，晚上没能写好那封信。第二天早上，为了写完这封信，我起得比平时早得多。这天正好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刚写完信，就听说有一位太太等着要见我。
***
我越来越感到难以胜任自己定下的这项任务。天气这么冷，光线这么暗，我的知觉这么麻木，心头的忧伤又这么难以忍受。
要见我的那位太太年轻、漂亮、优雅，但没有长寿之相。她神情非常激动，对我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妻子。我把那农家少年对那个哥哥的称呼和绣在绶带上的那个字母联系起来，不难断定，她说的侯爵就是我先前见到的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很确切，但是我无法把我们的谈话都一一写下来。我猜测，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监视。她部分是根据猜测，部分是根据已发现的情况，总之她知道了这一残酷事件的主要事实，也知道了她丈夫在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责任以及曾请我去诊治的事，但她还不知道那个年轻女人已经死了。她非常痛苦地对我说，希望私底下对她表示对一个女人的同情，希望不因这无数苦难者长期痛恨的家族而遭受上天的惩罚。
她说，她有理由相信那个女人还有一个妹妹活在世上，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这个妹妹。我说，我能告诉她的也只是她的确有一个妹妹，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她说，她私下来见我，是出于对我的信赖，希望我能告诉她那个妹妹的姓名和住址。可是直到现在这悲惨的时刻，我对这两点还是一无所知。
***
我的纸不够用了。昨天被他们拿走一张，还受到了警告。我必须在今天完成我的记述。
她是一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太太，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怎么能幸福呢！那弟弟不信任她，也不喜欢她，受他左右的人全都反对她。她怕他，也怕她的丈夫。我扶她下楼，送她到门口时，看到她的马车里坐着一个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为了他，医生，”她含泪指着孩子说，“我要尽我所能做一点儿补救。要不，日后他继承了这份产业也兴旺发达不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是不为此做些好事来赎罪，有朝一日会报应到他头上的。如果能找到那个小妹妹，我要把我仅有的属于我的一点儿东西——不过是一些珠宝首饰——作为他生平应负的第一项经济义务，连同他母亲的同情和哀悼，一并给予那个受害的家庭。”
她吻了吻那个男孩，抚摩着他说：“都是为了你这个宝贝儿。你愿意照我说的做吗，小查尔斯？”那个孩子慨然回答：“愿意！”我吻了吻她的手，她把孩子搂在怀里抚摩着，坐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以为我一定知道，她才提到她丈夫的姓氏，所以我没有在信中加上这个姓氏。我封好信，因为不放心交给别人，就在当天亲自送过去了。
那天晚上是新年前夕，约莫在九点钟时，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来我家敲门，要求见我。他跟着我的年轻仆人欧内斯特·德法尔热轻轻地走上楼来。当我的仆人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正和我的妻子坐在一起——啊，我的妻子，我心爱的人！我年轻漂亮的英国妻子啊！——我们发现来人一声不响地站在德法尔热身后，本来还以为他待在门口哩。
他说，圣奥纳雷街有个人得了急病，请我去出诊。他还说，不会耽搁很久的，楼下有辆马车等着。
结果马车把我载到了这儿，送进了这座坟墓。我一离开家，一条黑围巾就从身后紧紧勒住了我的嘴，我的双臂也被捆住了。那兄弟俩从一个暗角里闪出，来到马路这边，打了个手势，表示已确认我的身份。侯爵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封信，给我看了看，然后就着手里提的灯笼的烛火把它烧了，还用脚踩灭了纸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就被带到了这儿，送进这座把我活埋的坟墓。
在这么久的恐怖岁月里，如果这铁石心肠的兄弟俩中有一个想到要告诉我一点儿我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只有一句话，让我知道她是死是活——我也会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不过，现在我相信，那用鲜血画下的十字是要置他们于死地了，上帝绝不会宽恕他们。在这一千七百六十七年的最后一夜，我，亚历山大·马奈特，一个不幸的囚徒，怀着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决心要在算总账的日子控告他们，控告他们的后代，直到他们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我要向上天和人世控告他们。
材料一读完，就掀起一片凶猛的声浪。这急切渴望的声音，明白无误地只要血，别的什么也不要。这番诉说激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面对这种情绪，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敢不低头。
在这样的法庭和听众面前，已经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德法尔热夫妇没有把这份材料和在巴士底狱中缴获的其他东西一起公之于众，而是保存起来，等待时机。也没有必要说明，这令人诅咒的家族姓氏早就受到圣安东尼人的深恶痛绝，并把它编织进了那本索命簿。在当时当地，绝对没有人能凭他的德行和功绩抵住这样的控告。
对这个注定必死无疑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控告他的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公民，是他的亲密朋友，又是他妻子的父亲。当时，人们的一个狂热愿望是，效仿古时的一个颇成问题的公德，要求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作为牺牲奉献到人民的祭坛上。因此，当首席法官说（要是不这么说，他自己的脑袋也就摇摇欲坠了），这位共和国的优秀医生由于根除了一个万恶的贵族世家，更应受到共和国的尊敬，而且，由于使女儿成了寡妇，使外孙女成了孤儿，他无疑会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喜悦时，法庭上下有的只是疯狂的激动、爱国的热情，没有丝毫人类的同情。
“那个医生不是很有影响力吗？”德法尔热太太微笑着低声对“复仇女”说，“现在去救他呀，我的医生，去救他呀！”
陪审员每投一票，就掀起一阵怒吼。投票一票又一票，怒吼一阵接一阵。
一致通过。从本质到血统都是贵族、共和国的敌人、臭名昭著的压迫人民的分子，被押回候审监狱，二十四小时内处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