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校。虽然这不是新生入学的季节，但因为有老兰的面子在，学校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父母把我送进小学的同时，也把妹妹送进了村子里的育红班——现在都改叫学前班了。
从村子出来，过了翰林桥，往前走一百米，就是学校的大门口。这里原来是老兰家的庄园，但破坏得已经很厉害。那些青砖蓝瓦的建筑，向人们昭示着兰家的辉煌。兰家可不是土财主，兰家在老兰的父亲那一辈上，就有了去美国念书的留学生。老兰的骄傲是有理由的。大门口上方有一个铸铁的花格子圆拱，上面焊着四个红色的铁字：翰林小学。我已经十一岁，插班读一年级。我比班里那些小学生大几乎一倍，个子也高出了半截。早晨站队升国旗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很注意地看着我。我想他们很可能以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混到了一年级的队伍里来了。
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材料。让我老老实实地在那个小方凳上坐四十五分钟，我感到无比的痛苦。而且每天不是一个四十五分钟，每天要坐七个四十五分钟，上午四个，下午三个。我坐到十分钟时就感到头晕，就想躺下睡觉。老师唆唆的讲课声我渐渐地听不到了，身边同学的念书声也听不到了，老师的脸我也看不见了。我感到眼前有一块像电影银幕一样的白布，白布上晃动着很多影子，有人影子，有牛影子，还有狗的影子。
那个班主任蔡老师刚开始还想修理我——她是个女的，圆圆脸，鸡窝头，脖子很短，屁股很大，走起道来摇摇摆摆，像河里的鸭——但很快她就不理睬我了。她是教数学的。在她的课堂上我睡着了。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起来，大声在我的耳边喊：
"罗小通！"
我睁开眼，懵懵懂懂地问：
"什么事？你家里死人了吗？"
她以为我故意咒她家死人，其实她冤枉了我。我在梦中梦到好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大街上奔跑，他们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喊叫着：快快快，快快快，老师家死人了。但老师看不到我的梦境，所以我说她家死人了她就以为我在故意地咒她。她很有修养，如果是那些没有修养的老师肯定会当场扇我一个大耳刮子，但我的班主任老师只是红了红她的圆圆脸，然后就回到讲台前，**了一下鼻子，好像一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小姑娘似的。她用上牙咬了一下下唇，像鼓足了勇气似的问我：
"罗小通，现在有八个梨子，要分给四个孩子，怎么个分法？"
"分什么？"我说，"抢呗，现在可是原始积累时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拳头大的是爷爷！"
我的答案逗得教室里那些小屁孩子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我的答案，他们只是感到我回答问题的态度很好玩，一个笑了，然后都跟着傻笑。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名叫绿豆的小子把两道黄鼻涕都笑了出来。这些愚蠢的小家伙，跟着一个愚蠢的班主任，变得更加愚蠢了。我得意洋洋地看着班主任，只见她用那根长长的教鞭猛的抽了一下讲台上的桌子，圆脸涨得通红，愤怒地说：
"你给我站起来。"
"为什么要我站起来？"我问，"为什么他们都坐着，你却要我站起来？"
"因为你在回答问题。"班主任说。
"回答问题就要站起来吗？"我傲慢地说，"你们家难道没有电视机吗？你们家没有电视机难道你就没有看过电视吗？难道你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吗？你看电视时没有看到过那些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人物吗？他们从来都是坐着回答问题，只有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才站起来呢。"
那些傻孩子又哈哈地笑起来，我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听懂，他们怎么可能听懂！他们可能看过电视，但他们看电视只会去看那些动画片，不会像我这样关注重大问题。他们更不会像我这样，通过看电视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大和尚，那个元宵节前，我们家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的彩色电视机，平面直角，21遥。这样的电视今天已经成了老古董，但在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别说是在我们乡下，就是到了北京、上海这些大码头，也是最先进的。这台电视机是老兰让黄豹送来的。当黄豹把那个方方正正的黑得发亮的家伙从纸盒子里拔出来时，我们不由得发出了惊叹声。漂亮，实在是太漂亮了。母亲说。连平日里很少喜形于色的父亲也说：瞧人家这东西，是怎么造出来的呢！？电视机盒子里那些固定机器的白色泡沫塑料块儿也让父亲大为惊异，他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轻的东西。我对此自然不以为怪，因为我们在收破烂时，多次地见过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毫无用处，所有的破烂收购站都拒绝接受。黄豹不仅仅给我们送来了电视机，而且还给我们送来了一根高大的电视机天线杆子和一架鱼骨天线。天线杆子高十五米，是用无缝钢管焊接起来的，钢管的外表上涂抹了防锈的银粉。天线杆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竖起来，我们家立即就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想如果我能爬到天线杆子顶端，站在天线上，就可以把全村的风景尽收眼底。当那些漂亮的画面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时，我们全家人的眼睛都亮了。电视机把我们全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的知识也因之大增。让我来上学、而且是从一年级上起，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我的学问和知识在我们屠宰村除了老兰就是我。尽管我不识字，但我感觉到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难道八个梨子分给四个孩子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在学校里学习吗？
班主任老师被我的话给噎住了。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一旦从眼睛里流到脸上就是眼泪。我有点怕那些东西流出来，也有点盼望着那些东西流出来。我心中有点得意，也有点害怕。我知道一个能把班主任气哭了的孩子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坏孩子，但同时也会被众人认为是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我知道这样的孩子不是个一般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好了发展可以成为大干部，往坏里发展可以成为大土匪，总之这样的孩子不是平凡的孩子。很可惜很庆幸班主任老师眼睛里那些闪亮的东西终究没有流出来，她先是用很低的声音说：
"你给我出去。"
然后她用很高、很尖的声音喊叫：
"你给我滚出去！"
"老师，只有皮球才可能滚出去，刺猬把身体缩起来像个皮球也可以滚出去，"我说，"我不是皮球，也不是刺猬，我是人，我只能走出去，或者是跑出去，当然我也可以爬出去。"
"那你就爬出去吧。"
"但是我不能爬出去，"我说，"如果我是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我只能爬出去。我已经很大了，如果我爬出去，就说明我犯了错误，但是我并没有犯错误，所以我不能爬出去。"
"你给我出去，出去……"老师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罗小通，你把我气死了啊……你这个混蛋逻辑……"
老师眼睛里那些闪光的东西终于从眼眶里涌出来，流到了腮帮子上，变成了眼泪。我心中突然充满了一种类似于悲壮的感情，眼睛竟然在片刻之间也湿润了。我可不想让眼睛里那些湿漉漉的东西流到腮帮子上变成眼泪，那样我在这群傻孩子们面前就会威风扫地，那样我与老师唇枪舌剑的斗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于是我站起来，朝外边走去。
出了校门往前走了不久，我就站在了翰林桥的桥头上了。我手扶着桥上的栏杆，看着桥下碧绿的河水。河水中游动着一群黑色的比蚊子的幼虫大不了多少的小鱼。一条大鱼冲进小鱼的群中，张开大口把许多小鱼吸了进去。我想起了一句话：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泥沙。为了不让别人吃，就要大。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大了，但还不够大。我要赶快长大。我还看到河水中有许多蝌蚪，它们聚成一团，黑乎乎的，活泼泼的，在水中快速地移动着，好像一团团的黑云。我想，为什么大鱼吃小鱼，不去吃蝌蚪呢？为什么人也吃小鱼，猫也吃小鱼，浑身羽毛翠绿、嘴长尾巴短的鱼狗子也吃小鱼，还有很多动物都喜欢吃小鱼，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吃蝌蚪呢？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蝌蚪不好吃。但我们根本就没吃过蝌蚪，怎么就知道蝌蚪不好吃呢？我想那就是因为蝌蚪有一个难看的外貌，难看的东西就是不好吃的。但是我又想，要说难看，蛇、蝎子、蚂蚱都不好看，为什么大家都抢着吃呢？蝎子以前是没人吃的，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就把它们当成了美味佳肴端到餐桌上来了。我是在老兰家的一次宴会上初次吃到蝎子的。我想要告诉大家，自从春节给老兰拜年之后，我已经成了老兰家的常客，我自己或是带着妹妹，经常地去老兰家玩耍。老兰家那几只狼狗已经跟我们很熟悉了，我和妹妹进门后，它们不但不再吼叫，它们还对着我们摇摆它们的尾巴呢。还是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吃蝌蚪呢？或者是因为它们黏糊糊的很像鼻涕，但那些螺蛳肉，不也是黏糊糊的很像鼻涕，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吃呢？或者是因为蝌蚪的父母是癞蛤蟆，而癞蛤蟆是有毒的，所以大家不吃它们。但青蛙的幼年也是蝌蚪，青蛙是许多人喜欢的美味，别说人吃它们，我们村子里有一头牛也吃青蛙，但为什么人们不吃那些长大会变成青蛙的蝌蚪呢？我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感到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但我也知道，也只有像我这样有知识的孩子才会去考虑这些复杂的问题，我遇到的问题多，不是因为我没有学问，恰恰是因为我的学问太大了。我对班主任老师基本上没有好感，但她最后骂我的那句话却让我对她心存感激。她说我是"混蛋逻辑"，我觉得老师对我的评价十分公正，听起来她好像是在骂我，但其实是在表扬我。我们班里那些小屁孩子只能听懂什么是混蛋，但他们怎么能听懂什么是"混蛋逻辑"呢？别说是他们了，我们整个村子里，又有几个人能知道什么是"混蛋逻辑"呢？我无师自通地明白了，"混蛋逻辑"就是混蛋想事的方法。
按照我的"混蛋逻辑"，我由蝌蚪又想到了燕子。其实也不是我想到燕子，是燕子们在河面上低飞，飞得真是好看。它们不时地用肚皮触及水面，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在水面上形成一些小波纹。还有一些燕子站在河边，用嘴巴挖泥。正是燕子垒巢的季节，杏花已经开了，桃花还没开。桃花虽然还没开，但也含苞待放了。河边的垂柳树已经绽开了叶片，布谷鸟在远处啼叫。按说这正是播种的季节，但我们屠宰村已经没有人靠种地吃饭了。种地，出大力，流大汗，收入菲薄，只有笨蛋才去种地呢。我们屠宰村的人都不笨，所以我们村子的人都不种地了。我父亲说他原本是想回来种地的，但是他现在也不种地了。我父亲已经被老兰任命为联合肉类加工厂的厂长，我们村成立了一个华昌总公司，老兰既是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公司的总经理。我父亲管理的肉类加工厂就是华昌总公司的下属企业。
父亲的工厂就在我们学校的东边半里路的地方，我站在桥上就能看到工厂里高大的厂房。那些厂房原来是织帆布的车间，现在被改造成了屠宰场。所有的动物，除了人之外，只要进了我父亲的工厂，都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我对父亲的工厂的兴趣远远大于我对学校的兴趣，但是父亲不让我去。母亲也不让我去。父亲是厂长，母亲是厂里的会计，村子里许多个体的屠宰户参加进去成了厂子里的工人。
我溜溜达达地向父亲的工厂走去。刚被老师赶出教室时，我心中还有点不安，感觉到好像犯了一点小错误，但我在明媚的春天里溜达了一会后，心中的不安就消逝了。我突然感到在这么好的季节里，关在屋子里听老师唠叨真是愚蠢。就像那些明明知道种地要赔钱但还是低着头种地的人一样愚蠢。我为什么非要上学呢？老师知道的并不比我多，甚至还比我知道的少。而且我知道的都是有用的知识，他们知道的都是无用的知识。老兰说的话都很对，但他让我的父母送我去上学就不对了。他让我的父母把我妹妹送到育红班也是不对的。我想我应该去把妹妹从育红班里救出来，让她跟着我在大自然里游玩。我们可以下河摸鱼，也可以上树捉鸟，我们还可以去田野里采野花，总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件事情都比上学有意思。
站在河堤上，我躲在一棵柳树后边，看着父亲的肉类加工厂。这是一片很大的地方，周围一圈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拉着防止攀爬的铁蒺藜网。与其说这是一个工厂，还不如说这是一个监狱。围墙里有十几排高大的车间。在西南角上，有一排低矮的房子，房子后边有一根高大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我知道那是工厂的伙房，从那里经常散发出扑鼻的肉香。我坐在教室里就能嗅到肉香，只要我嗅到肉香，老师和同学就不存在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美妙的画面，那些冒着热气、散发着香气的肉肉们，排成队伍，沿着一条用蒜泥、香菜等调料铺成的小路，蹦蹦跳跳地对我来了。现在我又嗅到肉香了。我辨别出了牛肉的气味，羊肉的气味，还有猪肉和狗肉的气味，脑海里接着出现了它们可爱的容貌。在我的脑子里，肉是有容貌的，肉是有语言的，肉是感情丰富的可以跟我进行交流的活物。它们对我说：来吃我吧，来吃我吧，罗小通，快来啊。
虽然是大白天，但加工厂的大门紧闭着。这两扇大门可不像我们学校的大门那样用指头粗的钢筋焊成，空隙巨大，小牛都能钻进去；这可是两扇货真价实的大铁门，是用两大块钢板切割成的。这样的大门必须要两个年轻力壮的汉子才能推拉得动，而且在推拉的过程中会发出喀啦啦的巨响。这是我的想象，但后来我目睹了几次大门开关的过程，竟然与我想象的毫无二致。
我被肉味吸引着走下河堤，越过了一条宽阔的沥青铺成的马路，与一条在路边灰溜溜地溜达着的黑狗打了一个招呼，它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很像一个进入凄凉晚年的老人。那条狗走到路边的一排房屋前停下，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趴在了门口。我看到那个门口旁边的砖墙上挂着一块刷了白漆的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大字。我不认识那些字，但是那些字认识我。我知道这就是新近刚刚成立的肉类检疫站，父亲加工厂里加工出来的肉，只要盖上了他们蓝色的图章，就可以对外销售，就可以进县城，进省城，甚至到更远的地方。不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他们的蓝章，就可以畅通无阻。
在这栋新盖起来的红砖瓦房前我并没有耽搁太久，因为屋子里根本没有人。我透过污浊的窗户玻璃看到，屋子里并排安放着两张办公桌，还散乱地放着几把椅子。桌子和椅子都是新的，上边的灰尘还没有擦。我知道这些灰尘还是家具厂仓库里的灰尘。一股刺鼻的涂料味从窗户的缝隙里钻出来，刺激得我连续打了好几个响亮的喷嚏。
我没在这里逗留太久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父亲的加工厂里散出来的肉味吸引着我。尽管过了春节之后，我家的饭桌上，各种肉食已经不是稀罕的东西，但肉这个鬼东西，据说就像女人一样，是永远吃不够的。今天你吃得够够的，但明天又想吃了。如果人们吃饱了一次肉就再也不想吃肉，那父亲的肉类加工厂很快就要关门大吉。这个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就因为人们有吃肉的习惯，就因为人们有吃了一次还想再吃一次、一次一次吃下去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