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边城，要冲城，县城，边镇，军寨全部关闭，只许进不许出，从天竺回来的大宋商队可以回城，但前往天竺的商队却无法再次出城。
腾冲府府衙派出官员向商贾解释，同时晓谕全云南路的商贾不允许通商天竺，一经发现流放劳役事小，说不定还会抄没家产。
这就让大宋商贾惊惧不以了，没人敢越过那条红线，商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家财，抄没家产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斩首弃市，这是他们一生奋斗出的财富，一下什么都没了，谁敢冒这种风险？
行商的意义就是为了赚钱，可不是为了毁于一旦。
政令下达之后，所有的商贾立刻掉头，他们要想办法北上，从西域通商，虽然会在路上浪费时间，但总比把货物砸在手中要强，最少还能把一部分货物卖掉减少损失。
但还有一个问题，大宋的商贾可以对蒲甘进行通商，而蒲甘不光和大宋接壤也和天竺接壤，原本的鹏珈罗已经被波罗王朝所吞并。
与蒲甘接触的国界更多，大宋对天竺进行封锁，同时也要让蒲甘做好好封锁，否则效果不光是不好，反而会让蒲甘从中鱼利。
蒲甘的使者在进入大宋之后所受到的威胁比他这辈子架起来的还要多，虽然大宋的官员待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但每一话，每一个动作都仿佛是在威胁他，让他能深切的感受到大宋的不友善。
当然其实不用大宋的官员说什么，一路北上让他恐惧的不是官员的态度也不是越来越冷的天气，而是大宋的强大。
一时间他已经打定主意，他要向国王禀报，绝不能违反大宋皇帝的旨意，看看四周，除了蒲甘之外还剩下几个国家？
蒲甘能苟活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契机，也不知是老天眷顾还是大宋对蒲甘没有兴趣。
眼下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向大宋称臣纳贡，再不妥协恐怕连称臣纳贡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北上神都之路才走了一半，在看到火车之后蒲甘使者便以最快的速度原路返回。
他北上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大宋安心，也希望能得到大宋皇帝的召见，把蒲甘上下的忠心表露出来，但现在他知道，大宋需要的忠心不是靠嘴说的，而是靠蒲甘的作为来表述。
既然北上的意义已经消失，那就自然应该回到蒲甘。
大宋的官员并没有问为什么，因为不需要问，从使者恭谦的态度上便能知晓原因，对于他们来说静观其变最好。
蒲甘很快便向大宋表露忠心，拒绝与天竺之间的任何通商，甚至还严厉处罚了天竺的商贾，勒令他们立刻离开，否则便会把他们驱逐出去。
从这一刻开始，天竺被完全孤立起来，形成一个孤岛，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天竺的贵族和统治阶级来说却是灾难和噩梦的开始。
大量的黄金流失让他们的财富极具缩水，看似对天竺没有什么影响，毕竟他们是在国内流通，黄金少了那就更值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天竺的黄金对别人也值钱，只不过在他们的土地上更加值钱而已。
虽然波罗王朝的贵族和统治者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恶劣的影响，但他们却知道自己的财富是真正的缩水了，大宋的奢侈品有什么用？
奢华是自然的，可是时间长了这些东西除了看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而大宋有多少丝绸和瓷器，有多少香料和香水？
别的东西天竺都不需要，但香料和香水是他们必须的东西，否则的话高种姓的人可受不了。
当一个国家享受过巨大的繁荣之后，再落入贫穷和物资匮乏之后便开始受不了，穷人越来越穷，最可怕的是连富人也开始便的贫穷起来。
国内的消耗是惊人的，一个繁荣的市场突然变萧条，穷人能忍受物资上的匮乏，可高高在上的高种姓人怎么能忍受？
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高人一等，是天生的神的嘴巴和手臂。
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他们主要是僧侣贵族也是天神的嘴巴，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主教育，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时季节以及宗教话语解释权，婆罗门的下一级受众是刹帝利。
刹帝利是执掌军事的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和婆罗门之间的关系是思想的受众，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
再次的吠舍是普通人，政治上几乎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主商业，但虽然是主商业，可事实上他们只是为更高种姓无偿奉献而已。
而更惨的是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由伺候用餐、做饭的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在天竺的种姓制度中，来自不同种姓的父母双方所生下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这些人是最可怜的存在，连名称都没有，或叫做贱民。
大宋对天竺的封锁受影响最小的就是贱民和首陀罗，他们本就没有什么财富，也不存在财富缩水，贫穷的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高高在上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却是最惨的，不少人甚至付钱给大宋商贾定了货，如此一来便遥遥无期。
他们甚至连派人去大宋讨债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在心中咒骂大宋商贾的背信弃义。
但他们却从未想过是谁造成今天的一切。
大宋商贾只是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而已，不存在欺诈。
于是乎这些天竺波罗王朝的贵族和统治者们便打起了别的主意，既然不能和大宋通商，又被蒲甘拒绝，那就北上寻求赛尔住人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