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建双林寺时正处梁武帝晚年。
武帝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怠于政事，政刑驰紊，沉迷于佛教但不醒悟。他不敢面对现实，治理国家，老是迁就那些准备争夺皇位的子侄和为非作歹的王公贵戚，惟以佛教为寄托来消除烦恼。
傅大士利用佛法启发他醒悟，告诉他“只有息而不灭”才是真话。武帝却认为未免流俗。傅大士又劝说：“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
也就是说“道”和“理”是不灭的，少不得的。但是梁武帝并不理解和醒悟。
于是傅大士就发出“若息而灭，见苦（虽）断（犹）集”的感叹。也就是说一切是非都不管，那么国家就要沉沦到无边的苦海中去了。
傅大士知道要依靠梁朝的统治阶级，已不可能普渡众生，只得还乡依靠双林寺进行弘法，宣扬他的佛法和理念。
直到这个时候，弥勒教还为正式出现，而傅大士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他所提倡的是倡三教合一，在南北朝时代，意识形态由儒入玄，由玄入佛。傅大士生活在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
弥勒教事实上出自佛门，释迦牟尼佛在《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说，弥勒菩萨将来在五十六亿千万年后，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
而傅大士创建的弥勒教本意是把三教合一，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其后数百年间，弥勒教被“魔改”，不断吸收佛教、道教、摩尼教诸教部份思想，最后形成白莲教。
北魏宣武帝时，冀州沙门法庆，自命为“新佛”，以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创“大乘佛”；所谓的“新佛”就是引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之说，“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凡救世”等思想出现。
同时一反佛教五戒戒杀的原则，力倡“杀人作乱”，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史称“大乘教起义”，后来被元遥所灭。
但是事实上弥勒教一直从未被消灭，这种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力量很难被拔除，何况这样的魔教更有蛊惑性和煽动性……
在此之后弥勒教的“功能”便被展现出来，有些人发现，这个弥勒教传道并不适合，毕竟没人会认为杀人是积德。
但在造反这件事上却是有极大作用的，而且每每遇到需要造反的时候，都是一个王朝糜烂的时候，百姓们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在这个生不如死的时候提倡弥勒教，以杀人为解脱，这就是正中下怀。
于是隋炀帝大业九年，高阳人宋子贤擅长幻术，“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聚合人众举兵作乱。
原本在大宋弥勒教已经差不多没人相信了，毕竟赵祯把这个时代改造的已经很好，但他却忘了，好的生活也会成为魔教的温床。
弥勒教势微，同样依附于佛门净土宗的白莲教一样日子不好过，白莲教是自唐时起便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但就是简单的教义和最基层的受众使得白莲教也开始出现了“魔改”。
当然，白莲教的势头比不上弥勒教，在大宋也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架不住不断发展，虽然影响力不大，但胜在信奉的人虔诚，死忠。
眼下大宋对待宗教的态度强硬，弥勒教与白莲教出现融合，倡言“释迦佛衰，弥勒佛当持世”。
赵祯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麻烦是怎样的，眼下的王则，后世的方腊，没有一个是好相与的角色，利用人心的贪婪和不满来宣扬魔教。
这虽然是简单的招数，可就是有人上当，就像后世的传销一样，稍稍有点知识文化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但就是有大批大批的人上当。
在玩弄思想上这些魔教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眼下大宋的繁荣同样被他们利用，平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百姓的才能和知识开始决定地位的两极分化等等。
这些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被弥勒教用来蛊惑人心，宣扬贫富差距和矛盾，并且声称只有皈依弥勒才能解脱今生的痛苦。
大宋的贫困阶级本就是一群没有多少知识的百姓，农民的土地产出是有限的，工人的收入更是固定的，他们要把时间消耗在劳作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习知识，当然固有的思维也使得他们不会去追求知识。
只是努力的攒钱把孩子送进书院之中，自己却会被弥勒教所迷惑。
弥勒教在大宋十分盛行，这种盛行不是在官面上的盛行，而是在民间口口相传类似于结社一般的盛行。
而结社恰恰是大宋律法允许的范围，这是一种民间的社团组织，即便是地方上的官衙也不会去干涉，时间长了，弥勒教在大宋遍地开花。
在他们与白莲教合并之后便明白了怎样求生，结社是一个好办法，虽然神都城中的帮派受到的屠戮，可并不影响结社的存在。
赵祯知道监控这种民间组织的难度有多大，根本就是游击战，无论是自己手中的辖骑，还是朝廷的力量都无法把弥勒教一网打尽。
更不可能彻底消灭，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暴力根本没有用，无法施展在百姓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