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林海丰接着谈到有关共盟会未来的机构建设与设置的时候，马克思先生对天朝正在开始和即将开始施行的那一整套方式和方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太好了！”马克思先生高兴地拍着手掌，“除去共盟会中央和各大区机关有少量的全职人员从事各种必要的组织与档案工作之外，其他各级共盟会的干部不脱离生产与建设第一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我非常赞同你们中国共盟会的提法，我们共产党人既然是为了穷苦工农服务的，就不能随意地侵占属于全体人民利益的任何资源，更不能养成指手画脚、当官做老爷的无耻心态。共盟会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指导政府引领全体人民走好共产主义之路，但不能代替政府去决定一切。呵呵呵……你们共盟会能够带着人民打出一个新天下，我相信，你们同样也会养活得了自己。”
在听林海丰最后介绍到，战争时期，共盟会的基层组织已经建立在了天朝红军的连队上，从而使得将士们明白了为什么去打仗，为谁去作战的深刻道理，这才有了战无不胜的红军队伍的时候，马克思先生更是压抑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我最亲爱的朋友恩格斯说过，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而你们通过把农民兄弟紧紧地拉在了自己的身边，变成你们最忠实的拥护者，以及独特的军队建设，已经把这种艺术做到了极其优美的地步。你们的太平天国真是太伟大了，你们所开拓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地道路，将会为众多后来的革命者提供宝贵而又丰富的借鉴。”
对于林海丰所担心的军队必须坚决置于共盟会领导下。在进入长期和平年代之后，是不是会被人批评为这就是为了保住共盟会永久一党执政而采取的不民主行为一事，马克思先生提醒林海丰，到任何时候都不要为这些无稽之谈所动。他告诉林海丰，任何的军队一产生，就都是必然要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站在社会之上地力量，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这是国家与氏族社会间的根本区别。而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很显然，最能表明一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那就是它的官吏和常备军。
当代地国家不少都是由执政党所领导的，军队总是要或直接或间接地去体现执政党地意志。执政者离不开军队地支撑，执政必须掌军。只有在执政者的领导下，军队的国家机器地职能作用才能得以实现。而一旦脱离了执政者得领导。军队的国家性质必然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异。
共盟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平天国的执政党。不单单是因为她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还在于因为她代表了全体天朝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能否有效地领导和掌控天朝红军，将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否则。这支英勇的军队就会逐渐堕落，变成某些个人或者集团地打手，在一定地条件下，她不仅会成为你们的太平天国政府地反对力量，站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而且也会成为你们的人民政权的破坏力量。
交谈到这里，马克思先生看了林海丰一会儿，微微地一笑，“尽管你们已经开始着手筹备人民代表大会。以此来体现和永远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望。但是。毕竟是你们共盟会一党执政。我十分相信，作为亲手打出这个政权的第一代人。你们会十万分地珍惜这个用无数人的鲜血所换来的来之不易的政权，竭尽全力带领你们的人民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马克思先生真诚地提醒林海丰，他坚信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共产主义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很容易实现的目标。她可能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顽强努力之后，才会最终到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质生活开始极大的丰富，后代的人们中间会有人由于远离了从前的疾苦，忘却了前辈们的付出，逐渐地被所谓的人的本性所驱使，混入追求物欲的漩涡，从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批新的形势下的贵族。或许那个时候的他们，表面上还会继续打着共盟会的旗号，高喊着跟能吸引一部分的口号，但干的未必就是广大的人民所期望的事情。
他还说，即便就是在林海丰以及他的同事们和战友们之中，也难免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渐渐地拉远，甚至最后完全蜕化变质。要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除去自身学习，党的引导和教育之外，必须还要有一个广泛的、良好的监督体制和环境。”
“先生提醒的极是，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林海丰郑重地点点头，“我们在抓紧思想教育工作地同时，还正在着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广泛成立人民来访接待工作站，虚心听取来自人民的心声，另外，我们还在加强内务部等部门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您说的这些固然都很重要，”马克思先生望着这位太平天国年轻的领袖呵呵一笑，“可您还忘记了一点，真正能叫那些贪官污吏们无处藏身的是随时随地来自人民的声音。”
“您……您是说……报纸？”
马克思先生笑了，他太喜爱这个年轻人了，“应该说是舆论。没有一个良好的叫大家说话，说真话的环境，就没有我们的进步。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不能赋予人民一个真正的民主生活，缺少了一个具有广泛的、公正的舆论的监督，其结果更是非常可怕的。”
马克思先生随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林海丰谈起了人民民主与新闻媒体监督的重要性。他说到，当年的普鲁士曾经发明出台了一个剥夺报刊批评和人民舆论监督的书报检查令，正是这个新法令，在禁止发表所谓的“使用污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灭其名誉的作品”的借口下，不仅被剥夺了报刊对政府官员们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还剥夺了舆论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新法令实际上就是一条对可怜而虚弱的报刊施加新压迫的命令，是独裁的政权惧怕人民觉醒的表现。
而在用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人民的民主社会，自由的报刊应该具有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它包括对现政党、政府和官员的批评与监督。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任何人都无权免除报刊的监督批评，甚至法律也必须在报刊的监督之下，因为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有法定程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实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马克思先生提到，就社会的使命来说，人民的报刊一方面要对执政者的所作所为和思想方法加以不断地和不偏不倚的评价和批评，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平等地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人民的报刊又应该成为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成为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即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人民自己的教科书。
所以，就需要人民的报刊要有一种对现存政府的一切错误勇于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大无畏精神。这里所谓的“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绝不会有丝毫的退缩。就好比当年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他曾经对审判的法官所说的那样，“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在谈到人民的民主的时候，马克思说到，和他一样密切关注着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的他的好朋友弗里德里希，在给他的书信中曾经对未来的太平天国政府抱有这样的极大期望，在未来的这个国家里，他期望能看到人民不会过分客气地对待领导着他们的党内的那些官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仆人，不会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进而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除了唱诗班一样的歌颂之外，绝不在进行任何的批评。
批评和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人民的神圣权利和义务，也是党报的权利和责任。批评是革命的运动的生命的要素，革命的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禁止争论呢？过去我们要求别人给我们自己以言论自由，难道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所以，党和政府的报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党和政府的错误和缺点。
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应该强调公开，应该敢于把政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摆放在人民的面前，暴露在阳光之下。要对人民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如实报道我们的错误缺点。不要害怕被揭露了错误好像就会显露出我们的无能，更不要害怕什么所谓的家丑外扬。我们应该也必须讲的都是真话，而且还甚至宁愿把坏的方面多讲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