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相比当初小猫两三只的亲随什么的，现在他身边追随的队伍也壮大了何止值数十倍。人人顶盔掼甲，背弩挎刀，而在牵挽的车辆或是代步的马匹上，还装着相应的盾牌、长矛、斧锤、棍枷等复数的装具，光是簇拥在他马车周旁枪杆上的大小旗帜至少有数十面。
只是，相比现在暖风熏人熏的令人有些懒洋洋犯困的天气，他更喜欢凉爽而干燥的岭南冬天。太阳晒出来青苗的淡淡清香与水田翻浆的土腥味，混杂在暖融融的空气当中。在这一路上最大的变化和触动，就是一种名为井然有序的氛围和环境。
通过前期的清洗和整顿，以及痛下杀手惩治了许多聚散为盗匪的野外游散之后；失去原本大多数上层存在的乡村地方，也不得不在新推举出来的领头人带领下，通过与附近城邑驻防义军的交涉与互动，初步建立起来一套钱粮征收和丁役派发、定期交易与汇报的基本秩序和等次。
尤其是在除了口粮等自足部分以外，大多数民生所需的相关事物，还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补充的外来物产等经济命脉，都通过义军把持和控制的交通要冲，变相掌握住了之后。所谓的串联和抱团对抗，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笑话，有本事你断绝一个月不吃盐，变成全身软趴趴的到处浮肿再来说这种话。
虽然这其中还是相当的粗放和简陋，也可以说是问题和漏洞依旧不少的；但哪怕是有瑕疵的秩序，也总比持续的混乱与无序，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当新一年的春耕和播种开始了之后，路边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梯田当中，各种劳作的身影也变得密集和频繁起来；虽然其中老弱妇孺的比例还是较大，但至少比起初来的时候那种，走上数十里不见多少人烟，各种稀稀拉拉和荒废的模样好上许多了；
而且他们多数已经不怎么避人了，面对大路上开过的队伍，他们最多就是抬头多望上几眼，就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活计忙碌当中去了。也只有一些实在靠大路比较近的存在，才会停下活计来恭恭敬敬的退到一边，直到目送这队伍的离开。
以周淮安的眼力，甚至看不到他们多少惊慌和局促的表情。按照如今义军治下的新次序，少了传统的胥吏和大户豪强加诸下来不断翻倍的层层盘剥，只要一次性缴纳大半数产出，剩下的部分依旧足够大多数人以较低的负担和而安然度日下去；
毕竟要知道，唐朝原本的一切税赋徭役体制，都是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上；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看起来是没有多少，但是这只是初唐立国时的标准。
随着国家发展土地兼并日重，破产逃亡的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均田制早已经崩坏掉了；与此同时，各种各种逃避交税的“不课户”变得越来越多；而随着膨胀的官僚体系和军队规模，是国家从各方面支取的用度是越来越繁重；而这些需求都集中追加在了各地官府账面上，变得越来越少的赋税户口之上。于是，除了各种正赋之外各种繁杂的捐税名目也就应运而生了。
（免课户口的标准是：九品以上官员，二十岁以下的男子，老、废、妻妾，部曲奴婢亦可，还有就是僧、道之流也享受免课待遇。所以就自然而然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不交税，也不计算在正式户口里的特殊群体，。）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乃至相对富熟的江南地区，也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
于是。随着国家财计的日益拮据，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进行改革。既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主要内容就是“量入为出”，既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废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但丁额钱（人头税）不废；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
虽然后世对两税法“制定预算”“九等分配”“按户纳税”的先进意义和理念，多有赞同和褒奖；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因为严重触犯了富有阶层的利益，仅仅实行了三十多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以钱为额”的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以回避物价波动的折色和缩水。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青苗费”等等。还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以为业绩。
号称免除“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的“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但是根据两税法而制定和分派下来的定额税赋，却是只多不少而与日俱增的结果。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再加上中晚唐藩镇割据林立而征乱不止的缘故，朝廷只能将天下收取来的财赋分为三份，一曰上供（朝廷），二曰供军（镇），三曰留州；然而为了支取到足够的用度，这三方都毫无例外的对于赋税进行了层层加码和增扩；而作为基层经手的地方豪强大户和胥吏们，同样也要在其中牟利和自肥。
如此层层分摊加码下来，实际上把农民手中辛苦劳作的一切都夺走尚且不足，还要逼他们卖儿卖女来补足；于是真要彻底执行到到了地方根本不用什么灾荒之年，就是各种水深火热而竞相逃亡的恶性循环了。而且，等到负担最重的底层贫户平民都逃亡的差不多，就轮到了六等以上的殷实户倒霉了；等到六等?的殷实户也相继破产的七七八八，那些缺乏足够靠山和背景的中小地主，也就不得不要破家来全力供应了；
等到这些与寒门士子的家庭，也开始走投无路的加入到天下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大潮当中去，而导致发生从量变到着质的蜕变之后，这才意味着一个王朝的丧钟就此真正的敲响起来
所以这一切到了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则是那些与地方官府有勾结的豪强大户了；反正在无论如何朝廷都已经收不到多少赋税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兼并田产和收拢卖身投靠的流亡人口为部曲奴婢，而在一波又一波的农民暴动中得以相互吞并壮大起来，而成为地方上越发具有影响力和私人武装的存在。也是将来夺取和窃据改朝换代过程当中，农民起义最终成果的潜在预备势力。
因此，目前义军能够留给地方农民的小半产出份额，已经足以让他们惊喜过望和感激涕零了；虽然这种感激只有较短的时效性，而会随着担心官军反攻倒算的不确定性，而逐渐消退干净。这时候周怀安又给义军留下了另一个法宝，相对于要等到夏天才能有所收获和践诺的税赋，这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迅速见到成效和反向的计划；
就是通过辎重大队抽取的人员和车马，所组成的几十只流动商贩小队，逐步深入到沿着道路分布的百多个市镇、乡村当中去，贩售米布油盐酒酱农具铁器等各种民生所需的基础物资，兼带采买当地相对廉价的藤、麻、陶、瓷、禽畜等特色土产，充当一个定期往来城乡之间互通有无，调剂市面供需的原始商业流通体系。
再加上之前义军所掌握的关市，等于是变相得将这些新生的乡土自治团体，给变相捆绑在了某种必不可少的临时利益体系上了。也许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临时性的交流互动就会变成持续力的习惯性结果了。
虽然在这些暂时放任自流的半自治乡村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而可能重新分化、产生出新的剥削和食利阶层和个人，但是目前的实惠和好处却是实实在在多少令他们受用到了。这还只是对外的布置。
临走之前，他已经重新梳理了麾下的直属力量，探报队、普查队和工作队都有所扩充；然后是除了城邑中维持秩序和基本法度的巡禁队五队，另外又成立一只百余人的纠举队；专门负责监督军中的纪律和风气，同时兼带着查防奸细之责。
而这最后一点兼带的职责，才是他这次成立相关队伍的真正用心和戏肉所在。主要是有了名正言顺的由头，来逐步消夺军中旧有势力和来自广府方面的影响力，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采取一些果断而非常的措施。
因此，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岭南本地出身的死忠——许四、许毅将兼任的，副手则是前官军钟翼；具体人员也都是挑选地方收拢的苦大仇深之辈，与怒风老营少有干系和牵扯为优先。而随自己前往广府的头目同样也要有四位人选：
一个就是马队队官孙六茅，一个是重建的前营副尉吴星辰，前者曾是王蟠的亲卫队长，后者则是王蟠一手提拔的新进；更兼是潮阳事变中死里逃生重要的见证人。
还有一位担任直属（队升小）团副尉的青州人林铭，则是真正负责自己周身安全与保卫工作的人选；最后一位则是周淮安一直看好的新晋旅帅葛国美、葛从周，也算是给他个在义军上层当中露脸和开眼界的机会。
而这次赏赐来的绢帛，他也毫无意外的将一部分散发给了身边人权做添置衣物，一部分作为军中额外收容那些孤儿少年的补贴之用。
反正除了日常吃食所需之外，他暂时没有更多堆积私人财货的需求，真有什么需要直接用权力去调拨就好了；因此在所有的明面上，一贯下来他能够支取的收入和分到的斩获，很快就变成各种实验性的材料和成品，或又是对身边人等的补贴和扶助，基本没有在身边留住多久。
而他由此整出来的一些新事物或者说试验品，也会立马与身边的各人分享（充作实验的小白鼠性质），算是一种惠而不费的潜在福利和亲近的表现。不过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谁都知道他总能鼓捣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好东西来，而将优先试用的机会视为一种绝无仅有的奖励和褒奖。
这可比什么钱财的直接赏赐和馈赠，要更有意义和激励作用的多。
不过这这一路上，伴随周淮安同行的还有充为信使和查访官的校尉柴平。似乎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变化也因为接触相熟的程度，相比当初惜字如金的高冷模样也变得有些话语见多起来；他几乎是事无巨细的询问了许多与怒风营相关的事物，除了潮阳之变中的一些细节之外，甚至还对诸多发生在怒风营当中的变化和举措，甚有兴趣而一副盘根问底的样子。
对此周淮安到没有多少隐瞒的心思，只是有所选择和过滤的告知一些东西；一方面算是回报他当初的那点提携之情，
另一方面则是全盘上的考虑，有些内容像是卫生防疫和内务整理、后勤分配在内的而一些经验和手段，如果对方能够认真的学过去一丝半毫的，对于提升整体的义军实力也是有所好处的事情。
相比这些知识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出传播和推广这些知识的群体。
大家新春快乐，我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