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听，却也不知道郭汾的去向，福安公主在帘内道：“姐姐或许是上香去了吧。”
“上香？”郑渭心道：“这个时候求神拜佛？”一想觉得不像郭汾的作风，薛珊雅在另外一边的门内道：“不是，姐姐是微服出行去了。”
天策上将府掌控着东西上万里的疆土，但后府（张迈的生活区）其实却不大，也就**间房子，后面加一个花园而已，郭汾居中，福安在左，薛珊雅在右，中间一个天井，若是将门打开，彼此都能相互呼唤。郑渭这时就站在天井中求见郭汾，所以福安、薛珊雅都听到了。
当郑渭在找郭汾，而整个凉州都在为中部的粮价而议论纷纷时，郭汾却正坐在城东、城南两个地区的交界处的一个观音堂中，与一个来自中原、又已在河西浸淫有日的士子隔壁谈话。那个士子，却是范质的好朋友魏仁浦。
只不过这一刻郭汾与魏仁浦互相却都还不清楚彼此的身份来历。可有时候也正因如此双方才能敞开了说话。
————————————————范质隔着画壁，听了郭汾说几句话，终于认出她的声音来，心道：“原来是她！不想在这里遇着她！”
本来他的见识学养都不在魏仁浦之下，正也有意加入论说，但既听出是郭汾，心中一凛，要说话时便已有顾忌，正想着要给魏仁浦提个醒，但见魏仁浦滔滔不绝，妙语如珠，心头一动，便假装不知。
郭汾听得魏仁浦的分析，觉得句句入理，竟也就不会去注意到这时画壁的另一头范质为什么没什么声音，她心中所想只是如何在夫君远征之际帮忙守住这个江山，既觉得魏仁浦有此才华，便一心都想着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局，因道：“那些奸商既未触犯当前律令，然而弄法困民误国，其心可诛！这些奸商但知逐利，而不晓得一个义字，国难当前还在囤积居奇，当真可恼之极！”
张迈心中对“女子干政”没有很深的抵触，也没有要严防“牝鸡司晨”的观念，郭汾是他老婆，这个老婆处处为自己考虑，而且能力也不见得比身边的一些男性手下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这个老婆帮忙？所以他并没有故意给郭汾参政设限。而且从安西唐军东征时期开始郭汾就已经在军政两方面都有一定建树，在天策唐军中影响力极大，张迈东征以后，尤其是诞下两个孩子之后，郭汾更是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后方的领导层核心人物。
魏仁浦可没想到隔壁就是对当前安陇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第一夫人，还只道是一个“愤妇”，笑了笑说道：“对于逐利的商家，却也得分两方面看。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虞不出则财匮少，商不出则三宝绝。农工虞商，国之四柱也。而要诱商出力，则必须有利之所在也。商家逐利而囤积居奇，丰年收，歉年卖，本是他们谋生的必然手段，无可厚非，只要将价格控制在国家与百姓还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那就还是正当的，是为‘善利之商’，官府是必须保护这一类商人的，否则国家运转就会出现血液不畅的问题。然而商人若是为逐短利而将价格不断抬高，高到完全脱离实际，以至于百姓必须破家舒困，高到朝廷必须破国兜底，那就是一种‘恶利之商’了，对这种商人必须加以打击。只是这两种商人界限模糊，有时候也很难分清楚善恶，所以行事必须慎之又慎。”
郭汾道：“只是这些人并未触及国家律令，国家若为了维护法度，却势必要姑息他们，若要打击他们，又怕乱了法度——这却是投鼠忌器了。”
魏仁浦道：“这个，就要涉及到律法之根本了。”
“律法之根本？”
魏仁浦道：“就是立法之权与修法之权。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当前乱麻的症结所在。”
郭汾听得默然，因想起天策政权下的立法与修法的情况来。
天策政权的建立为时甚短，而且中间战争不断，没有时间从容地来进行律法建设工作，许多事情都是仓促上马，法律的订立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严谨的程序。大致而言，天策大唐的律法有四个源头。
第一个自然就是唐律。这是天策大唐律法的基石，当初安史之乱以后，郭杨鲁为以及安、慕容等世家在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有许多重要典籍——最根本的两方面，一个是兵法，另一个就是唐律了。
当然，由于僻处边疆，所以安西唐军的唐律也就不可能保留得像中原那么完整，而且百年迁徙，这中间遇到的变故太多，就算对已有的唐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贯彻，故而便从实际需要中补入了许多适合西域土壤的习惯法来。
在进入疏勒之后，安西唐军开始从苟延残喘转入有向内拓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考虑到境内各族混杂、诸教并立，极为了巩固政权又为了团结诸族，便援请诸族诸教的有识之士一起修订法律，所以如今天策大唐的律法里面便有了第三个源头——来自各族各教的一些原素。
各教相同者存之，各教有歧异者则谋求一个折中的方案，若是冲突无法解决时，比如面对一神教那种对异教徒的歧视与打击，或者野蛮部族的野蛮习俗等，则由张迈居于其上，劝说甚至强制改俗！当前天策政权下的天方教比起境西的天方教已有不同，而境内的许多蛮族也逐渐文明化，这便是律法的第四个源头——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了。
范质和魏仁浦都是有心人，两人入凉以后对天策政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律法也是他们极为重视的一方面，这时魏仁浦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天策大唐的律法源头一一分析出来，条理之清晰连郭汾也感到诧异——她觉得连**官张德都未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呢。
这四个源头中前三个源头在律法细则上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但第四个源头——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前三项律法的保留与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张迈的选择。在天策军建军立国的日子里，许多律令便都是张迈在马上与郑渭、杨易、张德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书记将之纪录，公诸于众后没有遭到反对的话，这律法就算成文了。
对于天策大唐的这种立法“程序”（假如这算程序的话），魏仁浦在言辞之间没有带一点批评的意思，因为在他和范质的观念中，“圣王立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既然已决议入凉，心中自然是已经将张迈当做圣王了，而他的目标，以正是要辅佐这位圣王成就圣主之业，所谓“立法而为天下法”是也。
“我天策大唐在元帅之前，并无明显的祖宗规矩，”魏仁浦这句“我天策大唐”叫得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他分析到这里，说：“是以立法修法之权，在于圣王，圣王即是元帅！如今圣王不在，朝中文武两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朝政陷入混乱的乱麻症结，便在于此了。”
郭汾道：“若依先生之言，要解决当前之事，却该如何是好？”
魏仁浦道：“有经、权二事。经者，便是本百姓之心修订律法，以补当前漏洞。权者，便是在现行律法中谋一策略，使百姓舒困缓难，使国家转危为安，又不触犯国家之律法，投鼠而保器。”
郭汾道：“如今最麻烦的事情，便是元帅不在凉州，东西万里，也没法到远西请示元帅，这修法之事，难道要等到元帅回来才办不成？”
“这个……”魏仁浦道：“立法乃是国之神器，就不是我们所敢妄议的了。”
郭汾听他的口气，分明不是没有主意，而是“不敢”，便道：“这里是市井小庙，咱们在此避雨闲谈而已，先生若有办法不妨一吐为快，又不至于有什么罪过。”
范质心道：“那可未必，你若是个普通人，这话说说无妨，但你是张夫人，这话说出来只怕就要变成真的！”便给魏仁浦连使眼色，要他慎言。
可魏仁浦自入凉州以来，吃多了苦头，他又比较耿介，不肯随波逐流，对与天策大唐的情况作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日常也就和范质等人说说，很少有在普通听者面前一舒胸臆的机会。而跟范质讨论，以及跟郭汾言说，那种感觉是不同的。跟范质讨论，由于两人知识水平层次相近，许多话彼此是点一知百，不用多说，有时候又彼此截住话题，以作争论，哪里像跟郭汾说话这样，可以长篇大论，一展所长？因此今日他真是说的够过瘾，竟然便未注意到范质的眼神，脱口便道：“自古圣王立法，渊源必有所自。待国家定鼎，又必有掌法之司。如今元帅虽然不在，但纠评台不是还有论宪堂么？”
郭汾一怔，道：“论宪堂？”
这论宪堂却是纠评台十六堂中的一堂，而且是先纠评台而存在的一个非常设机构，只有九个成员，分别就是汉传佛教大宗师法如，蕃传佛教大宗师宗晦，祆教大祭司穆贝德，明教长老温宿海，国老杨定国，**官张德，以及郑渭、张毅，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郭汾。
这论宪堂的来源也是因应天策政权的立法情况而生——张迈也知道天策政权百法草创，许多律令都是仓促上马，里面必然有不完善不严密之处，而且文辞也还需要修饰，所以在每立一法之后，或者每决定要废一法之前，必然将新法或者决定分别抄成几份，交到一些既有见识、又能代表一定人群的人手里让他们审议。在疏勒的时候是请法如、穆贝德、温宿海、杨定国、张德、郑渭来审，兼并了沙州之后加了一个张毅，到了凉州之后又加了一个宗晦，去年又加了一个“妇女代表”郭汾。中间郭洛、杨易、洛甫、慕容归盈和曹元忠曾加入又退出了。孙超也曾是其中一员，却已经逝世了。
确切来说，这一开始并非一个机构，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小圈子，平时也没有固定的事务，只是有需要议论张迈要立的新律法时才几人聚首，或者就书信讨论，待到纠评台要设立，这十六堂议论的本是天策政权各个方面的事宜，这中间律法也被考虑到了，因此便设立了这个论宪堂，但实际上纠评台周围并无一个房屋来作为论宪堂的所在，而且也没有御史来做日常事务，甚至没有明文规定论宪堂有什么权限，只是将经常论宪的几个人在纠评台十六堂的名录上登记上去便是——可以说这个机构的一切都显得很模糊。你要说它的权力大嘛，它的权力也不小，然而平时谁也没想到要用它来做什么事情。
天策政权的立法情况，相对来说还是很粗陋的，不过这也要看和谁比，若比诸天方教国家，那是以教为法，其经文就是法律，而经文又是默罕默德在“通神”的状态下“悟出来”的。至于中原，五代的君主能够将政府收拾得像个样子也就是了，根本就还没去到想如何立法修法并讲究程序的地步。
这时魏仁浦脱口提出论宪堂来，范质内心大吃一惊，心想：“道济好大的胆子！论宪堂本来只是为元帅修补律令不足之拾遗补缺者，他这么顺手一推，要在元帅不在之时立法修法，看似只是微改，实际上却是变天之举啊。这等话平时诌诌便罢，怎么能在张夫人面前说出来！”
不料郭汾却没想这么多，只是点头道：“将此事交给论宪堂来议，这个却有道理。若我们九人都觉得的话，元帅料来也不会有意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