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上午九点。热得要命。
德依什难民营散发着废水的酸臭味。那些房屋——如果你能够把它们叫作房屋的话——只不过是泥砌成的棚屋,开了几个孔作为窗户,徐了焦油的防雨纸搭在上面当房顶。房屋之间的泥沟就是路了。
粪坑,施姆茨心想。他跟着东方人和新来的克汉,一边挥开苍蝇和蚊子,一边朝营地的后面走去。那小流氓就任在那儿。
伊萨-阿卜杜拉提夫。
按东方人告诉他们的说法,西尔旺村的村民个个三缄其口,但达奥得使劲追问一个老寡妇,最终问出了菲特玛的长发男友的名字。她凑巧听到瑞斯马威一家谈到他的名字。是个下等人。她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在财产侵犯类的案卷中,这个名字再度出现,它属于由雇员或代理人进行盗窃的一类案件。他派克汉去找,可这孩子去了那么久,以致于他疑心他在厕所里淹死了或是开了小差。他去找克汉,正巧碰见他蹦蹦跳跳地上楼来,笑得嘴角咧到了耳朵边,带着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气。傻孩子。
案卷本身没什么重要内容。去年秋天阿卜杜拉提夫曾在塔皮约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挖沟,他走到哪儿,哪儿的工具就不见了。承包工程的人叫来了警察,一系列的调查发现这个小流氓一直在偷铁锹、镐和泥刀,然后卖给他和他姐姐、姐夫所佐的难民营里的居民。他被逮捕后,他把警察领到了营地后部的窝赃处,这个地洞里还藏着许多他偷来的工具。承包商很高兴收回了大多数生产用具,又伯审讯的种种麻烦,就没对他起诉。在牢房里呆了两天后,小流氓又回到了街上。
獐头鼠目的小流氓,施姆茨想,回想起了逮捕文件上的照片。十九岁,无疑他这一生一直都在偷东西。像这样的奸诈小人需要的不是四十八小时的牢狱生活,而是好好吃点苦头——把他的屁股打烂,这样以后干坏事时他就会三思而后行了。而且那也许他们就不必膛着满地驴粪蛋来这鬼地方找他了……
除了一支九毫米手枪以外,他们三个人都带着尤兹枪。一辆军用卡车就停在难民营人口外面。他们全副武装地出现,要让那些小流氓知道到底是谁说了算。但他们还是在穿过这片污物的同时,不停地回头张望着。
他厌恶走进这种地方。不仅是厌恶贫穷和无助感,而是这一行为根本毫无意义。
关于阿拉伯人和他们强烈的家庭观的那些话全是胡说。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
每年难民们都要给安曼的福利与劳工大臣写一次信。如果幸运的话,三个月后每户家庭会收到几个第纳尔的钱或是九公斤面粉。
但空想的社会改良者——私人机构——却随处可见,至少他们的办公室随处可见。
在贝瑟勒汉和东耶路撤冷比较好的街道上有他们安着空调的办事处。圣维克多协会,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路德教友会,“美国人在东方”,等等,所有这样的机构都有美国人的大笔金钱支撑着,还有联合国,在难民营周围带刺的铁丝网上,刷着它的白色大标记。“由联合国救济协会管理”。由它管理?什么意思?
还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在非洲的银行、工厂、农场和机场构成了巨大的产业——他刚刚见到的一份报告估计其净值为一百亿。
所有这些钱,所有这些社会改良者,却让营地里的人仍然过得这么穷。那些钱都去哪儿了?联合国那个家伙的梅塞得斯车就停在难民营前面,这就是一部分回答——他们给他四千美元的津贴——可仅梅塞得斯车这一项就不止这么多。
大骗局——他倒很乐意去调查一下这种盗窃行为。
联合国派来的人是个长相难看的挪威人,脖子上挂着一块护身符,带着夹纸垫板和拴在一根链子上的笔,盯着在他身前聚集起来想得到某种优先权的六、七十人。他们三个走到近前时,他转而盯着他们,仿佛他们才是坏蛋。尽管他对任何事都没有合法的管辖权,他还是对他们指手划脚了一番。但是丹尼尔说过别惹事,所以他们忍耐了一会,看着他填好表格,还厌烦地看了他们几眼,最后才告诉阿卜杜拉提夫的地址。同时排队的人们还不得不等着这个挪威人分发给他们一丁点食物。
仿佛必须由犹太人来解决阿拉伯人造成的问题——吃下别人都不愿去吃的东西似的。该死的政府陷了进去,玩起了慷慨的游戏——把难民们也算在了以色列的福利名册中,给他们房子,教育,医疗保健。从l967年起,他们那尚未成形的道德感大幅下滑,小流氓更多了。
就他所知道的面盲,难民营里的人似乎要么是懦夫,要么是懦夫的后代。他们逃离了雅法、洛德、海法和耶路撤冷,因为阿拉伯军队1948年用那些歇斯底里的广播节目吓破了他们的胆。
施姆茨那时是个十八岁的孩子,所以记得很清楚。广播里沙哑的嗓音叫器说,犹太人吃活孩子,割掉女人的,碾碎她们的骨头,喝她们的血。
那声音肯定地说,圣战已经开始了。一场圣战可以结束一切战争。说异教徒已经受到了攻击,会很快被赶进地中海里去。说你们不仅能重新要回你们的房子,还有权没收肮脏的犹太人积聚的一切财物。
数以千计的人们听了,而且信以为真,都跌跌撞撞地逃跑了。他们涌人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涌人约旦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于压弯了艾伦比桥。他们到那儿以后,建起难民营,把他们关了进去。
他们还在等,施姆茨看着一个干巴巴的老太婆,心想。她正坐在地上,拣着碗里的豆子。她的棚屋开着门,里面有一个同样干巴巴的老头,躺在一张床垫上,抽着水烟袋。该死的政治扯皮。
受过教育的人已经找到了工作,定居在世界各地。但那些穷人,身体上或智力上有缺陷的人还留在难民营里。活得像牲畜圈里的牲口——繁殖着和他们一样的后代。他们中有四十万还在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1957年以后还有三十万在以色列,单在加沙的就有二十三万。
挪威人给他们的地址在穿过难民营的半路上,一栋看上去仿佛正在融化的泥房子。
一例堆着空油桶,蜥蜴从上面爬过,追逐着某只虫子。
伊萨的姐夫马科索穿着一件油腻的白衬衣和粘着鼻涕的黑短裤,坐在门前的牌桌旁,和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一起下棋。这肯定是长子,只有长子才有权和老人坐在一起消耗时光。
老人其实也不老。他面带倦容,脸色苍白,大约三十岁,有老鼠胡须一般的唇疵,细胳膊,大肚子。左小臂上有一条青灰色的疤,一副肮脏的模样。
他摇着骰子,看了看他们的尤兹枪,转过身,说:“他不在这儿。”
“谁不在这儿?”施姆茨问。
“那只猪,寄生虫。”
“那只猪有名字吗?”
“阿卜杜拉提夫-伊萨。”
一只厚皮蜥蜴爬上房子的一侧,停下来,左顾右盼了一会,就爬得不见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找他的?”东方人问。
“还能找谁?”马科索移动了两枚棋子。那孩子拿起骰子。
“我们想进你家里看看。”施姆茨说。
“我没有家。”
总有反驳的话。
“这间房子。”施姆茨说,用他的声调告诉他,他没心思听他胡扯。
马科索抬头看看他,施姆茨也直视回去,踢着房子的侧面。
马科索咳出一日痰来,大喊:“艾莎!”
一个又矮又瘦的女人拉开门,手中还拿着一块洗碗毛巾。
“这些人是警察。他们要找你那猪弟弟。”
“他不在。”女人害怕地说。
“他们要进来看看咱们的家。”
那孩子掷了两个六点。他移了三颗棋子到终点,然后从棋盘上取走一颗。
“啊,”马科索说,他从桌旁站起来,“放到一边去,托费克,你学得太快了。”
他的声音里有明显的危胁意味,那男孩畏惧地服从了,就像他妈妈一样。
“滚出去。”马科索说完,孩子就跑掉了。他把妻子推开,进了屋。侦探们跟在他后面。
和你所设想的完全一样,施姆茨想。两间小房间和一个厨房,又热又脏又难闻。地上有一个戴无檐帽的小孩,一只还没倒的尿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爬行的臭虫装点着墙壁。
妻子正忙着擦干一只碟子,马科索重重地坐在一块破垫子上,隐约看得出那以前曾是沙发的一部分。他的苍白显现出发黄的颜色。施姆茨怀疑这是光线的缘故,或是因为黄疽。这地方很有蔓延传染病的危险。
“你抽根烟吧。”他对东方人说,想驱赶这地方的怪味。大个子掏出一盒万宝路,递给马科索。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去,让侦探给他把烟点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们两人都喷出烟雾的时候,施姆茨问道。
马科索犹豫着,东方人似乎没兴趣等他回答。他站起来穿过房间,四处看看,摸摸,但很小心,不显出侵犯的意味。施姆茨注意到克汉有点茫然,不知该干什么好,一只手放在尤兹枪上。施姆茨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四、五天前。”马科索说。
女人攒足了勇气拾起头来。
“他在哪儿?”施姆茨问她。
“她什么也不知道。”马科索说着,瞟了她一眼,她又把头低了下去,就像是他伸手按下去的一样。
“他有离开家的习惯吗?”
“猪还有什么习惯?”
“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讨厌他?”
马科索冷酷地哈哈大笑,唾弃地说:“他像个女人。”这是阿拉伯人严重的侮辱词。说明阿卜杜拉提夫既不负责任,又惯于欺骗。“我养活他十五年,他只会给我惹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
“从他还是个小孩时起——玩火柴,差点把这儿全烧了。要不是及时救火,那岂不是个大损失?你们的政府五年前就许诺给我房子,可现在我还住在这个粪坑里。”
“除了火柴以外,还有什么?”
“我告诉过他小心火柴,想让他记住。小猪猡老是玩火柴,烧伤了我一个儿子的脸。”
“还有什么?”施姆茨又问一遍。
“还有什么?他从十岁起就用刀子割老鼠和猫,看着它们死掉。把它们带回屋里看。她从来不拦着他。我发现了以后,痛痛快快揍了他一顿,他威胁要用那把刀对付我。”
“那你怎么办?”
“把刀子拿走,又打了他几下。他永远也记不住。蠢猪!”
他妻子强忍住一声抽泣。东方人停下脚步。施姆茨和克汉转过身,看见泪水在她脸上滚滚流下。
她丈夫迅速站起来,对着她叫嚷:“蠢女人!我说谎了吗?我说他是猪、是猪生的不对吗?我要是早知道你会带来什么血统什么嫁妆,我早就从咱们的婚礼上逃走,一路跑到麦加去了!”女人向后躲着,又垂下了头,去擦一只早就干了的碟子。马科索骂骂刚刚地坐回到沙发垫上。
“他用在动物身上的是什么刀?”东方人问。
“各种各样的都有。他能找到或是偷到任何刀——除了其他优良品质以外,他还是个贼。”马科索的眼神环视着这间破屋子。“你能看见我们这点财产,我们得节省多少钱才能养活他。我想管住联合国分给他的那份钱,可他总有办法藏起来——还要把我的偷走。都拿去玩了。”
“玩什么?”施姆茨问。
“十五点,打牌,掷骰子。”
“他在哪儿赌博?”
“只要能赌的地方他都去。”
“他进耶路撤冷城里去玩吗?”
“耶路撤冷,希伯伦,都去。最低级的咖啡馆。”
“他赢过吗?”
这个问题激怒了马科索。他摸起拳头,在空中挥动着一只骨瘦如柴的胳膊。
“他总是输!寄生虫!你要是能找到他,就把他关在牢里吧——谁都知道你们怎么对待巴勒斯坦人。”
“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他?”施姆茨问。
马科索夸张地耸耸肩:“你们干嘛要找到他?”
“你觉得呢?”
“什么事都可能——他天生是个小偷。”
“你见过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吗?”
“不是女孩,是妓女们。有三次他把那种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得用医生给的什么东西洗个澡才放心。”
施姆茨让他看看菲特玛-瑞斯马威的照片。
“见过她吗?”
“没见过。”
“他吸毒吗?”
“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你认为他去哪儿了?”
马科索又耸耸肩:
“也许去了黎巴嫩,也许去了安曼,也许去了大马士革。”
“他在这些地方有亲戚吗?”
“没有。”
“在其他地方有吗?”
“没有。”马科索憎恶地看着他妻子,“他是这家烂人里最小的。父母死在安曼了,还有一个兄弟,在贝鲁特,但你们犹太人去年把他毙了。”
他妻子把脸埋在手里,整个人也想要藏到厨房的角落里去。
“伊萨去过黎巴嫩吗?”施姆茨问道——又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干嘛不问问?他的同事没发现任何政治性的内容,但调查的时间还很短,他还有其它消息来源要查。
“去干嘛?他是个小偷,又不是个战士。”
施姆茨笑了,走近一步,看着马科索的左小臂。
“他为你偷得了这块疤?”
马科索急忙遮住小臂。
“工伤。”他说。但他声调中的敌意没能掩盖住他眼中的恐惧。
“是个攻击性很强的人。”他们开车回耶路撤冷的路上,东方人说。
车里的空调坏了,因此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他们超过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一个骑驴的人。路旁高大茂密的无花果树下,穿黑袍的女人们正在摘果子。地面呈现出刚出炉的面包一样的颜色。
“很方便嘛,嗯?”施姆茨说。
“你不喜欢?”
“如果是真的,那就会喜欢。我们还是先找到那个混蛋再说贝巴。”
“他姐夫,”克汉问,“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知无不言呢?”他在开车,车速很快,这种感觉给了他信心。
“为什么不呢?”施姆茨说。
“我们是他的敌人呀。”
“好好想想,小伙子,”施姆茨说,“他其实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克汉加速转过一个弯,努力回想起这次面谈中的确切用词,不禁汗流滨背。
“没说出什么来。”他说。
“完全正确,”施姆茨说,“他大嚷大叫,等到触及实质问题——比如到哪儿去找那小子——他就不吭气了。”收音机发出静电干扰的杂音,他伸手把它关了。“最终结果是那混蛋出了胸中一口恶气,可我们什么也没得到。等我们回到总部以后,我得给他一张心理治疗的帐单。”
其他两个侦探大笑起来,克汉终于觉得自己像他们中间的一员了。东方人在后面的座位上伸开长腿,点了一根万宝路烟。他深吸一口,把手伸到窗外,让轻风把烟灰吹落。
“瑞斯马威兄弟的情况怎么样?”施姆茨问。
“有缺陷的那个一整夜没有出房,”东方人说,“他两个哥哥不好对付。我和达奥得在他们到家前盘问了他们,他们连眼都没眨一下。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厉害家伙。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告诉他们菲特玛死了的时候,他们都没眨一下眼。”
“冷酷。”埃维。克汉说。
“感觉怎么样,”施姆茨问,“和那个阿拉伯人一起工作?”
东方人一边抽烟一边思考。
“达奥得?就像和其他人一样,我想。怎么问这个?”
“只是问问。”
“你得容忍点,纳哈姆,”东方人笑着说,“要乐于接受新鲜的经历。”
“新鲜的经历?胡说八道,”施姆茨说,“那些老经历就够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