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铜坑一。”
“袁州，铜坑一、铁坑一。”
“抚州，金坑一、银坑一。”
“江州，铜坑二、银坑一。”
“饶州，铜坑三、金坑一、银坑一、铁坑一。”
“信州，铜坑二、金坑一、银坑二、铁坑一、铅坑三。”
“虔州……”
邵树德一页页翻过榷铜使带来的账册。
他没有太过关注产量、坑户，这些太繁琐、太细碎，他主要看矿产分布。
总体而言，江西道诸州的矿产资源是十分丰富的。自唐代江西大开发之后，矿产迅速进入朝廷视线，采矿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规模十分巨大。
再加上江西本身的粮食产量较为庞大，水运也相当便捷，因此可以支持大量诸如手工业者、坑户、园户、商徒之类的脱离农业生产的群体存在。
夏朝在江西的采矿业基本沿袭自唐代。
建极年间，王师收复江西全境后，虔州雩都县象湖镇因“掘地得金，金为瑞”之故，于此县置“瑞金监”，负责金矿开采的同时，也负责管理当地银坑、铅坑、锡坑、铁坑、铜坑的生产。
旧江西镇八州，除吉州外，其余七个州共置矿监九个，其中七个主要负责铜矿的开采冶炼。
江西道铜业生产之兴盛，可见一斑。
“铜多在何处交易？”邵树德看完后，问道。
“回陛下，铜多在江州彭泽县交易。”榷铜使答道。
“都是江西的铜吗？”
“不止。大江之北亦有。”
“比如呢？”
“比如淮南舒州亦有铜坑，所产之铜悉数运至彭泽。”
邵树德点了点头，彭泽县的位置很不错，濒临大江，水运便利，无论运往何处，成本都非常低廉。
另外，其他诸州所产之金属，都可以通过水道，非常方便地过彭蠡湖——也叫宫亭湖，今鄱阳湖——运至长江。
与江南一样，江西的水运条件实在太好了，好的让人眼红。
邵树德手一伸，一份地图就被送了过来，他的目光在上面的山川水泽、城邑乡镇间转来转去，始终无法与后世的江西对上。
无他，沼泽、湖泊、河流太多了，森林也太多了，城镇则太少了。
他突然想到，初唐年间造河阳三城浮桥，就是在江西洪州（今南昌）造船。因为南昌附近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参天巨木极多，品质也上佳。
但现在么，洪州已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辖下七县在前唐天宝年间有三四十万人，所产粮食有力支持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对江西及邻近的湖南等地的开发。
洪州已经提供不了河阳三城浮桥所需的优质木材了。
前几年浮桥更换船只，就是在虔州伐木造船。但现在虔州也在大开发，采矿业十分兴盛，木材消耗量很大，再加上移民数量的增多，很多森林遭到砍伐，化为良田，再这么搞下去，虔州也够呛。
所谓开发，不就是人向大自然要地么，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
“彭泽铜市，比起浮梁茶市如何？”邵树德问道。
“有所不如。”榷铜使老老实实答道。
“铜主要用在何处？”
“一半以上拿去做铜器了。大到佛像，小到铜镜，无所不有。”
说完，有宫人进献了几件铜器。
邵树德拿起一个看了看。
这是一面瑞兽葡萄镜。上有缠枝葡萄花纹，八只高浮雕瑞兽成双戏斗，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镜面本身十分光洁，照出的人影十分清晰。
旁边还有几个镜子，风格不同，比如有佛教宝相花主题的，有仙鹤主题的。
“都是矿监所产？”
“正是。”榷铜使小心翼翼地回道。
与金银一样，铜既是货币原材料，也是商品。朝廷并不强制所有铜都拿来铸币，历朝历代都没这规矩。事实上，直到后世18世纪，英国一度货币匮乏，但仍有接近三成的贵金属用于其他用途，古代就更不可能了。
以大夏朝来说，他们甚至就连收走的25%榷税（以铜块折抵），也不可能全部拿去铸钱。因为铸铜钱不一定赚钱，有时候就是亏的，在铜钱上收铸币税老实说是有点难度的，除非你铸造那种扔地上一摔两半的劣钱。
但剩下的75%，也不一定就全部做铜器了。
朝廷有时候会拿出一部分粮食、布帛采买铜矿，就地铸钱运走。这种情况一般多发于铜坑所在地，也是一种消耗不便长途运输的实物税的办法。
总之，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与其铸铜钱，不如做成铜器出售，因为收益更高。
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但作为政府，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投放市场，缓解钱荒。
“江西九矿监，一年产铜几何？”
“回陛下，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
“太少了啊。”邵树德默默算了算，然后说道。
铸钱是非常费铜的。
唐玄宗那会，最多一年铸造了7万缗开元通宝，费铜二百多万斤——算上其他消费，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
但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
比起盛唐，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产量大大增加，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铜则不然。
唐宣宗时，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
五代略微有所下降。
北宋一统后，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已经达到1461万斤，超过唐玄宗年间。
大夏朝去年只产了三百万斤铜，还不如唐玄宗那会。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铜矿历经唐代开采，大多面临储量枯竭、产量下降等严重问题——这还是在新加入了云南、辽东铜情况下的产量，不然还要更低。
如今，必须在广阔的南方想办法了，加强勘探、开采力度。
北宋应该就是大力开采了南方的铜矿，不然绝不可能比唐代产量翻倍。
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卿是榷铜使，诸铜监皆归你管，有些事不能马虎了。老矿要想办法增加产量，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另者，多派人手寻找新矿。江西绝不止这么点铜坑，你们要多用点心。”
“臣遵旨。”
“旧矿增产，可有方略？”
“臣以为，唯有两途。一者多募坑户，二者多用奴工。”
邵树德沉吟不语。
“坑户”就是承包者。多招募坑户，就是把更多的矿坑承包出去的意思，矿监与坑户谈好分成比例，然后派人监管，不再直接参与开矿。
从历史经验来看，承包是比自己直接下场收益更高的方式——当然，税还是不能少的。
使用奴工是另一条增加收益的办法。北方煤矿上其实已经大量使用奴隶了，波斯奴工遍布关北、关内诸道，下坑挖煤，下窑烧砖，下河挖泥，简直无所不能。
还吃得少，干得多，比诸矿监临时招募的本地百姓好使多了。
“先找矿吧。”邵树德说道：“江西、云南二道，不该只产这么点铜。好好做，若立下功勋，朝廷自然有封赏。”
“臣遵旨。”
挥手让榷铜使退下后，邵树德继续喝茶，随后挑了几个饶州官员、士绅过来问话。
茶喝完后，问话也就结束了。
他起身在茶市内仔仔细细转了一圈。
里头大致分为几个区，每个区域由一个行会把持着，出售当地所产茶叶。
行会这种东西，自唐代以来非常根深蒂固了。
彩帛行、帛练行、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水果）、菜子行（种子）、铛釜行（五金）、凡器行（容器）等等，应有尽有。
银行，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是做银器的。
行会制度有利有弊。
好的一面是加强了商品的生产组织、运输流通、品牌建设，一个行会内的成员互相帮助，抱团对抗官府的勒索，在朝廷面前有更大的议价权，如果哪个成员缺钱了，还可以拆借资金助其渡过难关，或扩大生产。
坏的一面是容易形成垄断，强买强卖，虚定高价，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等。
总体而言，目前是利大于弊的。没有行会，就不可能有目前的商品经济规模，可能一个变乱，就直接让各种产业归零了。
行会是有能力雇佣武夫的，自唐以来屡见不鲜，即便是盛唐时期，都有大量挎刀持枪的商行护卫穿州过郡，朝廷也不管这些所谓的“动乱之源”。
或许是自信，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是懒得管。
邵树德也懒得管。
四十年前，他随军前往河东平定李国昌父子叛乱。战败的昭义军残部劫掠晋阳，一开始很顺利，最后当他们抢到坊市头上时，被“坊市民”杀得溃不成群。
没必要什么都定得死死的，加强监管就是了。藩镇割据一百五十年，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造反成功的，他们也没这个心思。
六月初一，邵树德离开了浮梁茶市，往饶州理所鄱阳县而去。
一路行来，乡野之间满是金黄色的麦田，看着十分赏心悦目。麦田之间，还有部分种满粳稻的水田，稻子长势良好，七月即可收获。
运气不错，又是一个大稔的年岁。南方，越来越成为小冰河时期的“避难所”了。或者，气温降低对他们而言，其实不是坏事。
六月初十，圣驾抵达鄱阳县，邵树德泛舟湖上，欣赏万顷碧波之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