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里站点当时有六十多个快递员，分成了十多个组。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自己的三轮，因为我的入职手续被一拖再拖，站点里的三轮已经被瓜分完了。实际上和我同天入职的还有一个人，但他是老乡介绍来的，他的老乡提前帮他留了车。而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于是整个站点里，就剩下三个人没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人入职比我早几天，已经分配到小组里了；我甚至连接收的小组都没有，这时所有小组都满员了。
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每天早上去到站点，都要先找Z主管，由他来协调，看哪个小组有人请假或休息，就把我临时安插到哪个组。假如所有小组都不缺人，他就随便把我硬塞给一个小组。这种处境令我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痛苦和低效。假如我有自己的三轮还好，可是我没有，那就无论到哪个小组都像个累赘。假如他们把我扔到小区里，让我步行去派件，我就没法和他们一样快。有些快件体积比较大，我没法全扛在身上走，所以他们还得去送大件。而且我每天去送不同的小区，效率就没法提高起来。有些小区在高德地图里没有标出楼号，在这些小区里，我只能不断问人，有时候人家告诉我的方向是错的。而在另外一些小区，虽然高德地图里标出了楼号，我也还是会绕远路，因为有些捷径和小门，地图上是不标的，而带我的同事又不能把这些都一一教给我，毕竟我可能只是来帮一天忙，明天就到别的小组去了，教给我也是浪费时间。出于这个缘故，他们有时会载着我一栋栋楼跑。但这样我就不是在独立工作了，对他们的帮助就很有限。而且我不是来试工的，换言之我不是免费的劳动力，他们带着我送出去的快件，派件费是属于我的。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加上有时我是被Z主管硬塞给他们的，这就不难想象他们对我的态度了。
不过，偶尔也有相反的情形。比如说，有一个小组很奇怪，组里总共只有两个人。因为他们的片区很小，假如安排三个人的话，每个人挣到的钱就太少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和他们邻接的其他小组没有分一些区域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增加人手。于是这两个人就几乎不休息，日以继日地连轴转。因为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休息，另外一个人就无法兼顾翻倍的工作量。可是这种情况有时难以避免，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个人当时突然患了甲沟炎，几天都没法上班。于是我去帮忙的时候，另外的那个人对我就很友好。
在我到处流浪的那段时期，我几乎把站点里十多个小组的地盘都跑遍了：最东到乔庄的七零九零小区，最西到九棵树中石化加油站旁的25号院，最南到土桥的欣桥家园小区，最北到运河西大街全段南侧。后来有一个叫飞哥的小哥接收了我，和别人不同，他不介意我瓜分了他的派件费，于是我们成了临时搭档，我每天坐着他的三轮车，和他一起派件。
飞哥说他很小就出来打工了，在山里挖过隧道，当过修路工人。后来他养过各种牲口，我记得他提到养过驴，我就顺口问他养马难不难，要多少钱。他不屑地说养马赚不到钱。不过转头他又告诉我，他养驴也没赚到钱。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区里看见一户人家在阳台上养鸽子，他说他也养过，还告诉我赛鸽要几千块一只，血统好的甚至要几万。后来我发现，他对养殖业怀有很大的兴趣，要不就是始终对之前的投资失败耿耿于怀，期待着有天可以卷土重来。
和飞哥结伴干活儿的日子很轻松，但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他在站点里属于混日子、不求上进的那类人。4月份北京的香椿开始冒芽了，他就带着我到处摘香椿。奇怪的是，在梨园很多小区里都栽了香椿树，但香椿芽在菜场里仍然卖十几块一斤。飞哥很擅长和人打交道，有次我们看到一对老夫妻用绑了长杆的镰刀钩香椿芽，他就走上去和人家攀谈，老夫妻很热情，聊了几句之后，飞哥就厚着脸皮跟人讨要，人家很高兴地给他了。不过像这样要，远远满足不了他的胃口，所以当遇到他认为合适的树时，他也会亲自爬上去摘。
飞哥虽然已在S公司干了半年，但和我一样，还是个小时工，所以他可以不收件只派件。他的小组里另外四人都是正式工，其中两人甚至比他入职更晚。但是飞哥好像不想转正，他说干小时工更自由，而且刚过去的那个春节，因为愿意留在北京加班的快递员不足，公司就把小时工的派件费提高到3元一件，以此吸引小时工留下。在那个春节里，飞哥挣到的钱比正式工还多，他好像很满意，更坚定了不转正的念头。后来有一天，他甚至带我翘班去逛了一个在乔庄的花鸟鱼虫市场。那天刚下了一阵雨，天气有点儿凉，我们的目的地像一片泥滩，地面全是泥浆和积水，不远处矗立着几座高压电线塔。所谓的花鸟鱼虫市场，其实就是几排分散的平房商铺，还有一边露天的摊位。可能因为不是休息日，那里显得冷冷清清。
飞哥对那里很熟悉，先带我逛了一些卖盆栽的摊位。他似乎想买些花苗，但和老板砍价没有成功。然后他又带我去看卖猫狗的摊子，因为他觉得我会喜欢看猫狗，而不是看植物，他不好意思带着我光办自己的事。之后他找到一家卖宠物龟的店，又跟老板砍起了价来。老板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把装着龟的纸箱子摆在店门外，对我们不是很热情。飞哥家里其实已经有一只成年的鳄龟，他这次来，是想给它找个伴儿。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当时我并不知情。他突然伸出手，揪住箱里一只起码八九斤重的大龟的尾巴，把它倒提了起来，然后教我看龟的肛门来辨别公母。那只龟看样子很凶，皮肤和外壳布满了扎手的棱角，嘴巴像鹰喙一样尖锐而无情，但其实它很温驯，完全没有反抗。老板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也没做出任何干预——既没有趁机向我们推销，也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大喊一声：“不买别碰！”
当时我还不知道飞哥会买下它，而且我对鳄龟一无所知，不知道有真鳄龟和拟鳄龟之分。如今回忆飞哥提着龟尾巴的情景，可以肯定那是只尾巴更粗壮的拟鳄龟。飞哥摆出并不太想买，只是随口问问的姿态，连我都被他骗了。那只龟大概不容易卖出，老板最后面有难色地让步了。买好龟之后，飞哥提着纸箱子，我跟着他，又折回到刚才卖盆栽的摊子。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一回，但老板还是坚持原来的价格，于是飞哥没买就走了。
在我把飞哥的地盘都摸熟了以后，他好像变得比原来更懒了，每天到中午就说要回家，让我下午开他的车去派件。其实我俩坐一辆三轮干活儿，效率比一个人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索性少挣钱多休息，反正他原本也不勤奋。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人其实不错，虽然老爱咋咋呼呼，令人觉得不真诚，但其实没有坏心眼。事实上他从没让我吃过亏，也没提出过什么占我便宜的要求。他喜欢养动植物，不完全是出于投资，而是真的喜欢。有次我们在一个老宿舍院子里派件，他突然指着围墙上一个看着像鸡埘的洞对我说：“这里住了一窝流浪猫。”然后他停下三轮，下车学起了猫叫，想把猫引出来。可惜后来我换了小组，和他碰面的机会少了。再后来我换了公司，慢慢地在微信上也不再说话。但他的朋友圈还在三天两头地转发着S公司的业务广告，说明他至今还在S公司混着日子。
又过了将近半个月，我终于领到了自己的快递三轮，车是我从顺义开回来的，这一路跑了三十多公里。为了领车，我去到一个叫作天龙汽配城的地方，那是在六环边上，马路上车很多，却看不到行人。汽配城其实已经倒闭了，不过公交站还叫这名字。S公司在那里租了一片露天的空地，用来存放废旧的快递车辆。我放眼望去，只见密密麻麻的一排排车，起码有好几百辆。其中既有三轮的，也有两轮的，大多已烂得不成样子。
三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他们是修车师傅，其中两个像是未成年人，另外一个也很年轻，三人都穿着背心短裤，身上还有点儿脏。其中一个人指着旁边的几辆车对我说：“这些都是修好的，你去挑一辆吧。”我失望地看到，他们让我挑的那些车，情况都很糟糕，各有各的毛病：车门大多关不严，从车厢里往上看，车顶有小洞射进光来，下雨时肯定要漏水。所有车都很脏，感觉像是从没被清洁过，车身上的破损残缺更是触目惊心。其中有一辆车，甚至两只后轮的轮径都不一样，导致车身是倾斜的。这些车能动起来，本身就已经是奇迹，我不由得对三位小师傅刮目相看。飞哥入职的时候领到的是新车，虽说已被他开了半年，那仍然比眼前这些车好太多。我开惯了飞哥的车，如今要我开这些破烂，心里自然感到失望。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支持物尽其用，只怪之前自己预期太高，此时难免有心理落差。
我勉强挑了一辆，感觉就像在一包掉到地上的饼干里挑出一片没弄脏的。然后小师傅帮我装好电瓶，再安好车锁，把钥匙交给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三轮配的不是锂电瓶，而是铅酸电瓶。铅酸电瓶笨重，两块铅酸电瓶超过六十斤，我住在六楼，并且没有电梯，从此我每晚要把电瓶提上楼充电，早上再提下来。
下午我把车开回站点，立即被派到土桥支援。在欣桥家园小区里，我一次正常倒车后，三轮突然不动了。于是我把车推到华远好天地对面的一家路边修车店，因为车厢里装满了快件，路上还有个斜坡，我推出了一身汗。修车店是一个侏儒开的，他既是老板，也是个自信的技师。他不容置疑地告诉我：“控制器坏了，要更换一个。”于是这辆车还没帮我挣到一分钱，我就先为它掏了150块。回头碰到了同事，他们都对我说：“你被骗了，可能就是线路接触不良。”事实上侏儒告诉我控制器坏了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假如他发现只是接触不良，他会帮我接好线路，然后收我10块，还是告诉我控制器坏了，然后收我150块呢？但是既然我已经换了控制器，我决定还是相信他，毕竟他也可能是诚实的。那天晚上，当我初次把三轮停到住处楼下时，我终于有了安心的感觉：这份工作稳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