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居正允许张敬修和王世贞接触后，张敬修就一发不可收拾，不仅仅亲自上门拜访了王世贞，还参加了王世贞主持的各种文会。
到了今天，张敬修已经亲自下场，在相府举办文会，邀请王世贞出席。
文会，无论南北的读书人，都热衷于举办这种活动。
最早的文会其实很早就有了，读书人以文会友，在家中或者酒楼茶肆举行文会，畅谈文学时政。
但是如今一南一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会风气。
南边的文会更重视谈论政治、经济等话题，往往都和时政相关，文学方面的讨论当然也是主体，但是在东南提倡文学通俗化的大方向下，那种卖弄才情的文绉绉聚会几乎很少了。
除了儒生聚会之外，东南还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聚会。
船长和探险者组成的地理学会，这个学会会讨论最新的地理发现，会交流最新的航海图，也会讨论海外的地理和人文。
博物学会，这里会讨论最新的博物学，天文学和东南日新月异的新学科发展。
算学会，这是热衷于用数学解决问题的研究者聚集的学会，也是东南第一份拥有自己学会刊物的学会，得到了东南大都督苏泽的大力赞助，亲自出资创办了《算学》这本会刊，每三个月会将整个东南最前沿的算学成果编纂成刊物，分发给所有的会员。
还有讨论医学的医学会，讨论商业的商会，各种学会层出不穷。
但是北方的士大夫却对这些苏泽提倡的杂学不感兴趣。
在高拱执政的时候，各种文会会抨击明廷的政策，一些对明廷政策不满的读书人聚集在一起发发牢骚。
高拱对于这些在野的批评声，往往都是不在意的，只要他们关起门来讨论，高拱也是不管的。
但是等到张居正执政以来，对于朝局的控制更加严格。
就算是私下聚会，要是在会上说了张居正不好，一旦传到张居正的耳朵里，参会的人都会被迁连打压。
有几次聚会的年轻读书人被张居正打压了之后，至少在京师中，已经很少有人在公开的文会上批评张居正执政了。
甚至为了安全起见，在参加会议人数比较多的文会上，也很少有人批评明廷的政策了。
甚至那些举办文会的酒楼茶肆，为了不惹火上身，也会在醒目的地方贴上“莫谈国事”的警示语。
既然不像是东南有那么多的学会，也不能谈论国事键政，那能够大规模聚会讨论的，就只剩下文学了。
北方文学氛围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当世文宗王世贞来到京师，那真的是如鱼得水。
因为王世贞拒绝明廷征辟的理由是守孝，所以邀请王世贞出席的文会都是不设酒宴的。
张敬修在后宅设下茶宴，邀请的都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官宦人家子弟和在京师有文名的年轻读书人。
不过这一次的相府聚会人数并不多，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钻研新学的年轻人。
如今北方明廷的思想也很分裂。
一方面张居正也明白，如果不用新政，那是绝对无法和东南竞争的。
在扑灭各地农民起义的战斗中，已经说明了新军的实力。
虽然对上东南新军还是很拉胯，但是对上普通的起义和匪盗，明廷新军也有碾压优势了。
这一点还体现在九边上。
曾经蒙古人和辽东的各种异族，都是明廷边疆的大患。
北方草原的瓦剌人，甚至还搞出过瓦剌留学生这种天子留学的惊人战绩。
在东南崛起之前，北方一直都是明廷的头号敌人。
当年高拱开边贡，还曾经向如今的草原霸主俺达汗交换战马，并且和俺达汗签订了借兵的协议。
但是最近几次北方零星的北下掠夺，都被九边军队用火炮和火枪挡住了。
明廷的九边军队还不算是新军，只是用上了新式装备和武器，用了新式的操典。
明廷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所有人都看到新务的好处，张居正自然也不例外。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也要推进新政，甚至将苏泽的《三经新注》改头换面，搞成自己的学说出版推行。
但是张居正能够接受的极限，也就是《三经新注》了。
苏泽的学说也在不断的进步中。
苏泽在世博会上的公开讲话，已经公然讲出了“先贤不足法”的话，这已经是否定了先贤文书的神圣性，苏泽新的文章已经不再从先贤的典章中寻求法理性和合理性了。
这其实也是正常的，东南的法理本来就是“主权在民”，既然是主权在民，那先贤所说的就不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奉为圭臬的圣言，而只是先贤根据他们自己所在的时代，提出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法和学说。
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和先贤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先贤没有遇到过现在的问题，他们的指导也不再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苏泽这一套新理论在东南也是激进的，可确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东南的读书人。
而他自身又是当世文宗，他这套理论也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对于底色是保守的北方明廷来说，苏泽这一套主权在民的学说就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为了科举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的读书人，更是无法接受推翻先贤圣言的理论。
所以张居正推行的新学，也就到《三经新义》为止，删除了有关“主权在民”的论述，只是增加了一些限制君权的内容。
这就是北方明廷改良的新学，苏泽对于张居正篡改抄袭自己的学说毫不在意，公开嘲笑张居正的所谓“新学”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张居正倒是并不在意苏泽的评价。
张敬修这种小规模的文会，讨论的主要内容自然不是文学了。
这种文会其实就是关起门来键政的聚会，张敬修是文会的发起者，而邀请王世贞来，一方面是张敬修仰慕王世贞的文名，另外也是因为王世贞从苏州府过来，张敬修准备向他询问一些东南的情况。
王世贞进入后堂，这里已经坐着几个年轻人了。其中一个王世贞还认识，这个年轻人叫做佟安，是在左顺门公车上书的学习会的青年领袖。
公车上书算是导致了高拱下台，张居正上台的导火索，在张居正执政以后，对于当年参与公车上书的年轻读书人都给予了优待，其中不少人参加科举进入官场，都得到了张居正的提拔。
但是佟安不肯参加科举，更不肯出仕，而是留在京师研读新学。
而经过公车上书之后，学习会也声名大噪，不少有志向的年轻士子，纷纷要求加入学习会。
曾经那些学习会的领袖，则因为进入官场而放弃了学习会的事务，佟安一边读书一边经营学习会，俨然成了京师青年人的领袖。
张敬修虽然是宰相之子，但是也是考上了举人的，如今在国子监入监学习，自然会认识在国子监读书的佟安。
王世贞也曾经应邀去国子监讲过学，自然是认识佟安的。
而佟安也是京师情报站站长陆二的重点关注名单上的人，王世贞也正在和这些名单上的青年接触。
环视一圈，张敬修这次文会邀请的都是京师比较进步的青年读书人，主要是国子监的学生，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官宦子弟。
等到王世贞落座之后，张敬修命令书童关上门，掏出一份报纸来。
王世贞一看，这是一份东南发行的《警世报》。
按照张居正内阁最新的法令，在京师藏匿东南的报纸可是要吃牢饭的，而聚众宣读东南的报纸，那更是要流放边疆的重罪。
不过这条禁令显然不适用于宰相公子，张敬修拿起报纸就读了起来。
王世贞皱着眉头，张敬修读的就是苏泽在世博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可这是十五天前的报纸，王世贞也是昨天才从陆二的情报站里读过。
而陆二那边的报纸，是东南用快船从上海送过来的，是伴随东南优先级最高的命令一起送过来的。
张敬修手里竟然已经拿到了《警世报》，看来明廷上层已经有了稳定获得东南情报的渠道，速度也不亚于东南的快船运输。
虽然已经读过苏泽这篇演讲，但是王世贞依然装作颇受震撼的样子。
等读完了之后，张敬修说道：
“父亲说过，苏汝霖是他生平所见学问第一，若是不叛乱，日后必定要进文庙的。”
“这篇演讲虽然用的是白话，但读起来大气磅礴，果然是天下文宗。”
说完这些，张敬修看了一眼王世贞，接着说道：
“今日邀请王先生来，一方面是想要请王先生品评一下东南盛行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也请王先生讲讲东南的变化。”
王世贞看了看，坦然说道：“苏汝霖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在下是不赞成的。”
在文学上，王世贞和苏泽确实有分歧，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倒是也是出自真心，说完之后众人纷纷点头。
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反对白话文改革的，文言和口语混同，那就等于取消了读书人在文化上的特权。
北方比南方又要保守一些，王世贞一番话说的众人连连点头。
王世贞也在观察张敬修，虽然张敬修对他很尊重，但是毕竟人家是明廷宰相的儿子，王世贞自然要谨言慎行。
接着王世贞又说起了自己守孝三年期间，苏州城内的变化。
众人听得很认真，等到王世贞说完之后，张敬修接过话茬说道：
“感谢王先生告诉我们东南的真实情况。”
王世贞明白接下来就是正餐了，果然张敬修说道：
“王先生，以您看来，东南之强盛富庶来自于何处？”
王世贞想了想，挑了一个最不犯忌讳的回答：“东南工商发达，源自于东南的财富。”
这个论点也算是如今京师舆论的主流论调了，毕竟明廷舆论控制再严，李成梁在山东忙着救火的事情还是会传到京师，若是一昧的贬低东南，反而显得明廷更无能了。
所以这个观点也经常出现在明廷的官方报纸上，算是讨论东南问题的常用答案。
张敬修说道：“我父亲也认为是这个原因，东南的工坊技术先进，又有海贸的地利，正是因为东南财富才有了那支强军。”
“家父以为，国强在于聚财。”
众人纷纷点头，就连佟安也点头表示赞同，毕竟东南还在大明控制下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富庶。
“父亲认为，苏汝霖有一点说的没错，时代已经变了。”
“以前是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不屑于谈利的。”
“可现在小人言利，君子也不得不言利，想要富国就要兴实业。”
王世贞从东南过来，自然明白张氏父子的意思，将东南的强盛归因于经济上的优势，反而排斥其主权在民的思潮，这比高拱的新务运动算是进步了一些，但是进步不多。
但是张敬修接下来的话，倒是让王世贞侧目了。
只听到张敬修说道：
“我以为，我们北方也是有优势的，并不是全然落后于南方。”
“苏汝霖搞什么制宪会议，是因为他得国不正，所以只能喊着主权在民。”
“而我北方皇明正统，反而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所以我以为，只要我们朝廷办工坊，办更大的工坊，就可以和东南竞争。”
“更重要的是一点，我刚刚听王先生说了，东南苏州府一名织工一年就要十几两银子！”
“现在东南仗着工坊多，技术先进，才能给织工发十几两银子。而我们北方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我们的百姓吃苦耐劳，一年一两银子就可以进厂干活了！”
“更别说东南还要出台什么保障雇工的法案，简直就是自缚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