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愣住了。
各地发展不平衡这种事情，古代就有了，而且这个现象在历朝历代都很尖锐，其中一些矛盾甚至搞到王朝快要灭亡的地步。
申时行也是学贯古今的超级卷王，他想了想说道：“其中因为教育不公平而引起的地方歧视，从汉代就开始有了。东汉末年汉中和关东士族歧视西凉士人，多次商议弃凉，最后西凉武人集团崛起，出了一个董卓杀进了长安。”
“东晋北方侨族和南方士族的矛盾更是孙恩起义的暗线，引起整个东晋动荡。”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干脆就是这种地方上矛盾的直接体现。”
苏泽点点头。
申时行举的这些例子，就是地方上的不公平，导致人才无法流入到中枢，大量没有前途的人才投奔地方实力派，最后导致国家动乱的例子。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唐代了。
苏泽说道：“都说大唐最早开始科举制度，实际上大唐的科举制度是远不如明朝的。”
申时行也点点头，大明有千百种不好，但是科举制度确实是在大明一朝才得以完善的，就连东南的选官制度，基本上也都是沿用的大明科举的框架。
唐代属于科举草创阶段，问题实在是太多的。
无论是考前行卷，还是大量的舞弊，大唐科举制度更像是九品中正制度向明代科举制度过渡的产物。
从武周朝开始，对河东士人的歧视，导致大量河东人才无法进入朝廷，最终流向了藩镇节度使，也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因素。
苏泽说道：“在古代，经济发展主要就是田产，适宜种田的地方自然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有了土地才能有有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有可以完全脱产的人口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了。
而中国的粮食产区，也是随着气候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而逐渐变化。
隋唐富庶的关中地区，随着关中水利设施的老旧和黄土高原过度开发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再加上气候的变化，到了宋代就到了开封地区。
而随着气候变化，粮食主要产区进一步的向南移动。
从元代开始，江南逐步开始成为天下粮食中心。
才有大明江南文教风声。
苏泽说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在我们东南，经济基础已经变了。”
“除了农业之外，工商也成为地方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了一部分工商业主的阶层，他们也有能力让子女脱产读书。”
申时行点点头，其实在苏泽造反之前，江南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
工商业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而江南发达的经济，也让这些工商业主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在开海之后，这种现象就变得更明显了。
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都开始有了分工。
以往的乡下地主，其实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买不到的。
在明代以前的时代，一个高级贵族所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势力范围内生产的。
这一点在《红楼梦》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贾府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他们府里田庄产出的，家里的奇珍异宝，也都是家里的铺子或者工坊制造进贡的。
从吃的到用的，贾府很少有东西是外购的，整个贾府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朝贡体系。
所以大部分的乡下土财主，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产出，偶尔才能从集市上换一些东西。
而想要过上比较丰富的日子，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够做到的了。
在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大部分人其实反而过得好了。
只需要赚钱就可以购买到想要的东西，而所有人需要关心的就只有赚钱这么一件事，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
分工，沿海地区很多人有了发展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将自己都困在乡野的土地上。
就连一些温饱家庭，也开始将孩子送入机械工坊学习成为机械师，将孩子送入算学学校学习算学，让孩子报名参加军校。
最早开放的南直隶、浙江、福建三省，就最早进入到了这种状态。
苏泽说道：“其实江西本来也是科举大省，甚至一度超过福建。”
申时行点点头，江西科举也是很厉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嵩严阁老，就是从江西卷出来的进士。
“但是农业时代的科举，参与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现在的吏员考试。”
申时行也点点头，一个文教很好的县，一届能考出来一两个举人就不错了，而苏泽当年在南平参加乡试，前几届都没人能中举。一座县城，在家读书参加科举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松江府下的一个县，算术学堂三个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学基础和识字的都可以报名参加，一年就能培养几百个能写能算的学生。
而这些人，都只是参加户房和工房有关的吏员考试的学生，因为只有这两房吏员考试最侧重于算学。
所以吏员考试开始后，江西本地的读书人不是竞争不过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经考上了！而剩余的岗位都被从三省来的考生占据了。
苏泽说道：“现在已经不同了，如今各地发展，除了农业基础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矿产，都是影响整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申时行点点头，这些确实都是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苏泽话锋一转说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经济作用，也是当地文化传统和教育投入有关系，经济也只是客观因素。”
申时行也点头赞同。
苏泽说道：“而且我说的，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各地主观的发展动因。”
主观客观的辩证法，这也是苏泽多次撰写文章发书阐述是过的理论，申时行这些东南的高级官员都研究过。
在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因素中，客观的就是自然禀赋和区块位置，这些都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当地执政主要官员的主观想法，也确实能影响地区发展。
这就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
申时行在担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为东南发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发展就是这个辩证法的最佳阐释。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县，就是依靠前后几任主官的大力发展，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从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仅次于松江府甲县华亭县的第二大县。
甚至在港口、码头和证券交易中心在上海县建立之后，上海县隐约有超过华亭县的趋势。
这就是“人才”的重要。
苏泽说道：“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驱动他们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实还是来自上级的考核。”
申时行本来想要说一些大道理，比如民为邦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话。
可是他很快也发现，这些道理根本就说不出口。
他也担任过地方官员，自然知道地方官员的想法。
即使是在最讲究“主权在民”的东南，驱使地方官员进步的主要动力，依然不是治下百姓。
治下百姓重要，但是能够让地方官员进步的还是政绩。
换句话说，政绩就是衡量官员进步的标准，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百姓的意愿，但是也和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徐渭的领导下，吏部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地方官员考核办法。
通过量化考核，将经济发展、城市发展都纳入到了这个体系中。
而这个考核标准和考核结果也会每半年发布一次，在同省和同府内进行排名。
也是因为这个考核标准，才让东南的地方官员都特别卷，都努力发展本县的经济。
因为考核靠前就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就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施展政治抱负。
苏泽说道：“主观上，驱使东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各地的竞争。”
“只要考核比周围县要好，县官才有进步的希望，本府考核要比省内其他府要好，知府才有进步的希望。”
“整个体系还是自上而下的。”
“但是一个县的财力也都是有限的，比起兴建道路和发展工商这些立竿见影的事情，发展文教反而是一件短期内看不到结果的投入，甚至可以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很多经济上还不够发达的地区，地方官员更缺乏发展文教的动力。”
申时行点点头，他主管教育，苏泽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教育越来越向发达的地区集中，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
所以这次外省吏员争夺岗位的事件，只不过是这种地域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在考吏员这件事上的爆发而已。
申时行立刻问道：“那大都督肯定是有了解决的良方了？”
苏泽说道：“良方算不上的，只能说是解决的办法。”
看着申时行急切的眼神，苏泽说道：“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