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到了松花江以北的林元帅获得了难得的喘息的机会，蒋委员长的战略思维实在是太渣了，KMT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原地区的六万人的李部身上，于是东北采取了守势，于是林元帅获得了难得的喘息的机会，而TG的力量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KMT则是相反。常凯申心不满足地四处点火，企图将TG迅速烧死，结果这反而极大地消耗掉了他自己的力量，着眼于全局，他的胜势是暂时的，这是因为他胜利的负担太重了，但是不能说TG在整个过程非常轻松，至少李部是费尽千辛万苦逃出包围圈的。常凯申随后又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延安，拟攻克延安，活捉或者击毙李德胜——尽管李德胜在报纸上已经被常凯申的军队击毙了无数次了。
在这一次李部的突围中，KMT继续玩弄着假和谈真作战的手腕，一边放出风声说可以让李部与胡宗南和谈，和平解决这件事情，结果李部三个和谈代表其中包括李德胜同志的侄子，被胡宗南的手下直接扣押枪决，KMT矢口否认扣押和谈代表这件事，这件事情到了三十年后才被调查清楚，所以说胡宗南是共谍这件事情是很荒唐的。
不过一直到林元帅兵败四平，撤退到松花江边也不过是这一场华丽的大戏的开幕而已，国共双方在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下，继续打打停停，一到1946年6月26日的停战令期满，委员长拉开了中原围剿的大幕，终于标志着内战的全面展开。
而在东北，在之前巨大的失败的面前，许多人都有些丧失信心，认为应该把南满的部队调到北满，集中兵力抵挡住杜聿明的进攻。当时杜聿明虽然在进攻中损失也不小，但是他的作战思想和意图非常清楚，就是先集中全力解决掉南满的TG部队，巩固自己的后方，然后在和北满的林元帅决一死战。
杜聿明最担心的就是TG军队的恢复速度，TG军队虽然在前期中失利，损失了大量的兵力，但是凭借他们扎实的农村工作，他们的兵力得到了有效的补充，通过述苦运动和思想改造，他们的士兵都斗志昂扬。反观国府的军队，则是清一色的壮丁，加上国军内部充斥的官僚军阀气息，导致大量的士兵都消极厌战，以抗日的名义组建起来的青年军在抗战结束后希望结束军事生涯复员回去读书，厌战思想更加强烈。因此杜聿明的作战思想就是始终对TG军保持高压打击的势头，迫使对方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恢复和发展。
但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想法被委员长强行打断了，在接下来的作战中，TG军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历时3个半月，民主联军南满、北满部队密切配合，东满、西满部队主动出击，共歼灭国民革命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粉碎了KMT军队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迫使其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
在离开了铁路交通线，进攻擅长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TG的时候，KMT终于展现了自己战术呆板和相互配合不力的缺点。和日本人打了若干年也没有提高一点点他们的素质，杜聿明的部队既然分散，自然难以逃脱被TG军形成局部优势兵力，运用围点打援等战术进行消灭的命运，加上关内关外同时开战，TG极强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力度让他们的兵力翻番地往上涨，与之相比的苦等援助的KMT猛然发现自己在关外的力量居然变弱了，当他们一面出击的时候，在其后方便遭受被袭击痛苦。
经过了一年时间的作战，KMT的占地面积有了极大地增加，但是机动兵力却面临着极大的下降。战斗损失了71万人，却没有取得足够的攻击效果。TG军队极大地保存了自己的主力，常凯申全面点火的计划失败了，于是不得不采取重点进攻的方案，主要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北根据地。
山东地区在罗元帅和陈参谋长离开之后，在陈-元帅的领导下，继续还保有之前一贯的方针和政策。TG在山东印刷的北海币以实物为信用，每印刷100元北海币便以50元购入的粮食作为货币准备金，因此北海币币值稳定。相反，国府的法币以黄金储备为准备金，但是市场上通货膨胀得厉害，四大家族囤积居奇，国府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大肆印刷纸币，导致纸币贬值严重，银行又限制了法币与黄金的兑换，即使是用黄金也很难买到物资。
所以选择进攻陕甘宁边区是出于打击TG首脑的政治目的，选择进攻山东解放区就是为了打击TG经济的经济目的，因为北海币币值稳定，能够换到山东特产的花生油，以至于在上海北海币直接干翻了法币，市民们换取北海币以求保值和获取物资。
孙治方和薛暮桥同志在山东的正确经验，以及他们得出的货币的币值取决于货币发行的数量的结论就此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当TG掌握全国的政权开始进行国家建设的时候，山东解放区的正确经验和KMT政府失败的经验将会给未来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极好的参考资料。而这一切的功劳，都要归功于已经在东北殚精竭虑的罗元帅和陈参谋长，要知道当初陈参谋长在山东干的就是主持经济工作全局的工作。
而此时此刻，按照自己的想法，基本完成了东北野战军的整编和换装的陈安平正在司令部谋划着接下来的大战。他的工作成效显著，整个东北野战军相比较历史同期不仅情况要好上不少，连带着战斗力都提高了很多。比历史上更早更快地掌握了大兵团作战的要素。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对外的电报署名也悄然从林罗刘谭变成了林罗刘谭陈。
而与此同时，孙瑜正在大连的苏联管区里，仔细地试图将设计图上的飞机变成现实。
显然，陈安平对这件事情是早有预谋的，实际上孙瑜所接触到的资料，不仅仅包含着歼5的详细设计和施工参数，这些资料中还包含了未来飞机的发展，从米格17一直到苏27，从歼5到歼20，应有尽有。估计陈安平考虑了中国飞机自己的发展方向，所以只给了一部分美军的飞机作为参考，不过有了这些资料已经非常不错了。孙瑜经历了一个比高三还辛苦的一年，不仅自己晚上要消化资料，白天要给技术人员和工人上课，还要抽时间去实践着修理和拼装飞机。
在大连苏联建立了一个简易的机场和一个配套的飞机修理厂，孙瑜就在这里将一群对于造飞机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培育成为了精通飞机制造流程的工程师。这短短一年时间，不得不以灌输知识形成概念为主，配合实践飞机的组装制造。最后孙瑜还是悲哀地发现，歼五飞机的制造在材料上还不成熟，发动机中国根本就没法造出来，除非苏联给予极大的帮助。
在消息反馈给陈安平之后，陈安平也深感头疼，但是此时此刻的中国毕竟不是五年计划之后的中国。经过一系列的纸面官司，由何部长出面，苏军移交了十架完好的日本零式飞机给TG，另外，孙瑜他们通过贿赂苏军将领等等各种手段，将若干架半好半坏的日本飞机以废料的名义拿到了手上。通过修补日本飞机练手，同时也依靠着这部分日本飞机，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就此诞生了。
常乾坤同志的东北航校一下子膨胀开来，虽然KMT的军队一直关注着东北航校的组建，并且试图摧毁它，但是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飞机的常乾坤在孙瑜的帮助下，未来共和国的空军部队像是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就连孙瑜自己都开着零式战机到空中对抗了KMT军队所装备的P51。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苏军又将日本人的一部分工业机器移交给了中方，于是在大连，孙瑜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能够做到生产零式飞机的合格配件并组装整机的能力了。
孙瑜向陈安平发报，如果苏联人提供发动机的话，中方可以装配出不弱于米格17的飞机，虽然陈安平所给的材料中，发动机的资料也有，但是如果一切从头开始自己做的话，恐怕一年的时间是不够用的。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孙瑜手下的十几名飞机设计师已经将米格17的图纸反复画了不止十次了，各种规格参数早已烂熟于胸。再不能进行实际的制造的情况下，他们从理论和设计上对米格17进行了各种改进和修改，确保歼5一出世就不弱于米格17，并且在实现上比米格17容易，为此，孙瑜已经开始培养发动机专家了。
事实上，孙瑜在大连的成绩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了——除了陈安平。一只强大的空军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帮人在孙瑜的带领下先拿日本飞机练手，组装维护飞机，手熟了之后又将拿苏联的飞机练手了。
实际上常乾坤的航校也迅速成长配合了孙瑜，在林元帅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的时候，东北野战军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日本零式飞机涂着八一和五角星的涂装在空中掩护地面部队并对KMT的空军进行拦截。TG居然有空军了，这个消息迅速的传播开来以至于成为KMT指责苏军向TG军移交物资的证据。当林元帅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之后，常乾坤的航校和孙瑜的飞机设计局和飞机制造修理厂便一起搬到了哈尔滨。一开始就对空军的组建关怀备至，对孙瑜的工作大力支持的陈安平自然成为了目光长远并且能力卓著的领导。林元帅给中央打了报告，推荐刘上将同志为空军司令，陈安平同志将继续负责军事训练和后勤保障的工作，担任短期中高级将领战术培训班的教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