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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充当了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那些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成为人人讨而诛之的对象。他们最终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汉奸们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在台湾似乎一切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的散兵游勇的都正在被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之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就有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
在台湾迎来光复之初，这种清洗运动就已经陆续开展起来，清洗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但是，这种的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人之多的汉奸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奸苟且偷生。
而即便是在台湾本地，很多.民众同样对一些汉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在台湾光复初，他们擅自杀死了千名汉奸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以泄愤恨。渐渐地，这次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的报复行动，只要是曾经与日本人有过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
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复行为，共和政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司马认为，汉奸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奸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古的，是被迫的，这一点是在光复台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的。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的态度，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这种盲目的清洗运动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台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大法官成立起专门审判汉奸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的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冤案。
台北，西门町八角堂这处两屋高的红砖洋楼的墙.体依然可以看到的战争留下的痕迹，现在这座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了数千名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的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在楼顶的女儿墙突出的三角型山头后，依站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
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戒备森严的原因非常简单，八.角楼是台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之所以吸引如此众多的民众围观，只是因为今天的这场审判，这场审判从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台湾的目光，台湾五大家族之的古家的未来均系于这一场审判。
“日本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看着紧闭的大.门，围观的一些民众唱起了这首几十年来一直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不知有多少人传唱着的歌曲，公道在人心，或许过去姓古的被的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几个月前的治警事件中曾他在为严智，也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台语音译，但是台南诗人谢星楼却写一道诗讽刺他“古先荣比严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5月20午九时十分于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
特别军事法庭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的声音在八角楼内响起，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是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勾勒出了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的那种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台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台湾第一汉奸”称呼古家，关注这个案件的不仅仅只有台湾人，大陆同样关注这个号称是“共和第一汉奸案”的审理。
在大陆对此案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奸，但是在台湾民众之中，此案却形成了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纷纷呼吁中央应重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之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如此之类种种的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清洗运动”可能会随之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甚至于在开庭前，多次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经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来验证这些数量惊人的证据，这一系列的证据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重重叛国之罪，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的想象，……”
作为检查官的王文深站起身看着座于首席的法官。特别军事法庭与的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这在一定程度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
随着检察官的声音在法庭响起，站在被告席的古先荣此时已经是面如白纸，豆大的汗水不时顺着额头滑落，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他只是在嘴边喃喃着。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铭刻着一句“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的话，今天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的叛国罪！”
身为古先荣的辩护律师的李玉堂，这位曾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话音一出，法庭时顿时乱了起来。
听着法官的击锤声，同时大喊着“肃静”，李玉堂很满意这种效果，这正是自己需要的，把此案尽可能的扩大化，最终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在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范围扩大化，才能可能救回自己的委托人一命。炎黄中文网站 。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志士谋独立，……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因此事曾被骂为“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国部份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yn掳掠、加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的台北人如同脱离“人间炼狱”，因此这本是合乎道德，若只是因为此事而称其为汉奸，被视为太不中立、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过去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以免落得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之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声未落，整个法庭顿时再次哗然，无耻之徒有之，但是却未曾想见世间竟然有如此这等无耻之徒，将卖国行径诡辩为“合乎道德”、“解民倒悬”之为，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是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
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心头一恶，这些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这里是台湾，如果是在大陆，那些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的律师，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眼前的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叫什么来着……加腾六郎，这个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既然李大律师，这位毕业东京帝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今天重提此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到一点，在被告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有，以台湾绅士的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同时取得日方所给的盐和樟脑等专卖的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的前因，在于其的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即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的活动……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其次，就是我对警察官的意见。警官之中，难免有无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无视他们；他们是有资格，不可与他争辩了。”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的奋勇当先行侦察、并在过去的二十八之中一直坚定不移的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其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谈何先前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在这里我想重复那首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传唱的小调“日本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反对！”
王文深的话未说完，李玉堂就猛的站起身来大声叫喊道。
……
整整一午，法庭的辩论一直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检辩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式的辩论，到临近下午2点时，随着双方做出结案陈词，主审法官落下的木锤。
“辩论终结，定于五月二十一日午十时再次审理，被告古先荣还押……”
自战争爆发之后，位于西北市市中心的中国国务院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而作为国务院的主人，司马的一言一行也被的各界关注着，对于国人而言，人们关注着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空前膨胀的自信心，中国作为亚洲仅有的三个独立国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亚洲唯一的共和国，共和之后，尤其共和九年之后，中国的精神道路，是围绕着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使对平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作全新的解释。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这一时期，国家主义是共和时期的中国朝野精英们的共同精神，也是他们事业的内在驱力。自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洞开，在经历几十年的沉沦、醒悟之后，这种对国家发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关心，无疑是一种在近代危局下所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往往会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问题看作自己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国家精英都参与了国家建设的大讨论。
而共和六年之后，信奉奉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西北在经济、军事获得的成，进一步刺激了国民，一时间国家主义成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塑造着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自己国民，这种个人和国家的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共和时期的奉公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国民精英阶层接受了下来，赋予他们毕生事业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引进西方的新制度和新事物，传统儒学尽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被继承，但是却得到新的全释，“高、远、空”的虚学特质被摒弃，一种融汇了儒学ln理道德与西方实学为一体的新文化正自然而然的在中国诞生。
而带来的这些改变，正是这个在国务院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年青人，不到三十七岁的司马，这个年青人对于很多崇拜他的人而言，他是天派来的拯救中国的救主，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作为一个需要崇拜领袖的民族，至少在现在司马充当了这个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让司马自己感觉到恐惧，甚至于害怕。这一切当然不为外人所知，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家人也无法得知司马有些惶恐的内心。
在太阳升起后，一夜未睡的司马用曳足而行的细碎步子，从宽大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这一个角落踱到另外一个角落。这间宽敞的办公室并不为司马所喜，过去司马很喜欢这种宽敞的办公室，这似乎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但是最近的一两年来，司马更喜欢呆在自己的房中处理公务。
在阳光的射入的办公室的时候，司马渡步在高大宽阔的窗前停步下来，眼前看到的景色，是西北的清晨，尽管不过午7点多钟，街头已经喧嚷了起来，除去赶去班的人群外，在共和广场，从升旗前到现在，已经聚焦了数万人准备举行祝捷集会，民众喜爱这种大规模的集会。
今天早晨广播电台中已经发布了新闻，国防军已经将朝鲜日军最后的近十三万军队重重围困在的釜山一带，距离整个朝鲜光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国会中作证的韩国代表也将会在今天提出加入中华联邦。
对于国民而言，这场战争似乎已经赢得了胜利，国家已经从战场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藩属国的光复、死敌的惨败，而最重要的是重拾强国地位，在两周前英国、法国等国先后通知国务院外交部，要求将公使提升为大使级别，同时表示的愿意就租界、特权等问题与中国展开会谈。
种种的一切迹象表明，列强们已经接受和承认了中国的强国地位，国民追求了八十三年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当然还需要最后一战，以迫使日本接受媾和条约，到那时才会获得真正的胜利。
“……各国都希望我们立即停止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以让日本政府有能力镇压国内的赤色叛乱，现在日本国内的赤色叛乱正愈演愈烈，发生的东京的起义几乎是1917年俄国起义的复制，战争爆发后一直支持我们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维赞提醒我们注意，如果在远东出现一个赤色国家，对于中俄两国的威胁，未来中俄两国可能将不得不同时应对两个国赤色国家……”
尽管顾维钧看似有些平淡，但是眉间却带着一丝焦虑，日本发生起义，而且起义系由赤化份子主导，这场起义发生的并不是时候，几乎是在东京发生起义的第一时间，各国就提出最为强烈的交涉，要求中国停战，以避免世界出现第二个赤色国家。
对于各国而言赤色运动似乎远比一切更令他们警惕，这个警惕在顾维钧看来或许用恐惧来形容最为恰当，即便是在国内，国内的实业界同样对此产生了恐惧和担忧，相信不久之后他们就会作出反应。
站在窗前的司马并没有回应顾维钧的话，而是把视线转向了自己的朋，身为国防部长的蔡锷，在总理办公室的这场会议从昨天下午进行，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四个小时了。
“松坡，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出兵冲绳！”
与他人对赤化日本的担忧不同，赤化的日本是中国所需要的，一个赤化的日本不可能成为列强们牵制中国的工具，甚至于会成为的列强打压的对象，之所以命令空军停止对日本造船厂内正在修复的主力舰的轰炸，表面原因是为了集中力量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实际却是为了让日本海军保留实力，对于美国、英国等列强而言，赤化的日本失去海军之后并没有多少威胁，但是一个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海军军备的赤化日本却让能够让他们寝食难安。
赤化日本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能力，但击败日本之后，日本的衰败必然导致中美走向对立，就像历史日本击败俄国之后，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走向对峙一般，在未来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尽可能避免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对峙是明智的，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到世界之半，拥有着庞大的战争潜力，再接合大洋保护，在未来的可能的对峙中美国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美国而言，他们所乐意看到的仍然是远东的平衡，那怕只是表现的平衡，在战后仍然保留着强大的海军实力的赤化的日本，无疑是比收敛起峰芒的中国更具威胁，如此一来，中美可以在短期内避免走向对峙，并最终走向战争。
但是一个没有断足的日本的同样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冲绳是日本的双足，只要砍掉这双腿脚，即便是拥有再强大的海军实力，未来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之中，日本也同样只有战败一途。
“在短期内，我们不可能聚焦足够的力量对冲绳的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一但出兵冲绳，在冲绳的我军将直接陷入前所未有的敌区作战，那里的每一个日本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仅仅只是军队。根据参谋部的推演，国防军至少需要投入一个集团军的以兵力，同时以三至四个师为预备队。伤亡10至15万官兵，耗时三个月，方才有可能取得夺取冲绳。战役其间的物资运输、兵员补充都将超过国防军运输能力的极限。”
在蔡锷说话时，司马轻轻的点着头，参谋部的推演非常准确，历史美军参战兵力舰艇1500余艘，飞机2500架，占据了绝对优势，耗时三个月，伤亡近五万人方才夺取冲绳，现在以国防军的实力去打冲绳岛战役，无疑有些勉强的之味。
但……
“命令部队作准备！把冲绳给我打下来！”
话说到这时，司马的眼中流露出一丝狂热，突破岛链封锁是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冲绳是岛链的关键，冲绳的夺占将直接关系到未来二十年后的战争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