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而投资之目的则有二：1.专谋营业上之利益;2.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欧战虽酣，但世界经济之竞争日益剧烈，我国工商业似应及时发展。银行事业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如前所述，将来如有新发生之事业，或对于重要之工商业，须结合团体组织、银行、公司之类，我们如果要办银行为发展营业起见，或须分投资本亦未可知。”
在北京饭店司马的房间内，一留着八字胡的不过只有三十来岁周作民的半坐在沙发上向司马谈着自己的理念。
“嗯。你说的不错，银行和工商业的关系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司马知道眼前的这个周作民可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银行家之一，金城银行的创办者，那怕在后世的二十一世纪金城银行仍然存生，没想到段骏良所提到的那个开办银行的人才就是这个周作民。
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现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其与段骏良结识是因为段骏良的一些私房钱是存放在交通银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两人才得已结识。当陆宗舆讥笑到段骏良有点少不更事时，他所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周作民。
当司马知道段骏良口中的这个“天生的银行家”就是周作民时，司马知道自己这下算是拾到专职人才了，就是单冲周作民用二十年的时间把金城银行办成中国最大的私立银行这一点，就已足够，当然人无全人，周作民此人因为过去的留学日本的经历，使得本人稍显亲日，但幸好还不卖国。
“日本三井、三菱，都是以银行为核心，以贷款、投资控制大量的工厂、矿厂、交通和贸易企业。投资矿厂就控制了工业源头企业，投资工厂又控制了生产企业，而投资交通又能控制产品的运输途径，最后就是贸易企业，这样银行实际上就控制了整个工业体系，其所能取得的利润远非投机金融所能相比。未来的中国银行业也应三井、三菱两家银行为师，以投资实业为主。”
开办一家商业投资银行是周作民在自东渡日本求学后的一个愿望，以银行资本投资工商实业，弥补国内工商实业界资金不足的困境，最终促进整个国家的工商实业进步，也是周作民的一个理想。
看着眼前的三十来岁的周作民，司马突然有些错诧感，如果没有自己的出现，估计一年后他还是会自己创办金城银行，而现在自己出现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司马知道金城银行之所以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眼前这个周作民的投资眼光，还有就是他对金城银行的大权独揽，便于其做出有益银行的决策。但是他真的适合吗？虽然自谓拾到宝了，可是一时之间，司马还真的陷入两可之中。
“开办一家新银行需要多少投资？新银行承办龙烟矿冶公司的商股募集会不会有信益问题？”
司马犹豫了数十秒钟后开口问到。
“司马先生，首先开办这家银行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五十万元的实收资本足以，再加司马先生的一百万美元的存款和政府高官数百万元的龙烟矿冶募股款，有这两笔存款就足以支撑起银行的信益。至于筹集商股其信用不在银行，而在龙烟矿冶。有了北方政府几乎所有数得着名号的官员参股，相信国内商界定会跟风而动，而这正是扩大银行影响力的最好时机。”
听到这个司马董事长这么问自己，周作民知道十有八九眼前这个司马董事长心下已经同意开办银行了，于是便开口说到，早在来之前周作民就对此进详细分析利弊，发现没有什么比利用龙烟矿冶公司商股募集，更有利银行发展的事了。
“五十万银元！”
司马摇了摇头，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对于现在的司马来说却算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因为那一百万美元的股金另外再加上一百万美元的预备金拿出去后，司马几乎就已近是倾家荡产，当然这些并不为外人所知。
“司马董事长，五十万已经是最底限度，段公子说他个人出资本六万元，我个人认四万，我个人另外还有信心在两周内募到十至十五万元的股金，司马董事长只需拿出二十到三十万就已足够。”
见司马提到五十万，周作民心里估计这笔款子显然够司马为难的，必竟投资钢铁厂还没见什么就已经百万美元拿了出去，于是便开口说到，对于募集十万以上的商股，周作民本人是信心十足，这几年周作民也认识不少有意投资银行业的督军、商人，募集这些投资显然没有任何问题。
“这些钱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出任这家新银行的经理，你需的是什么？”
司马想了一下，到月底和马修谈好的那批苯酚、硝酸交付后，至少会有上百万美元的利润，到时开几家银行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眼前这个周作民显然是一个野心十足的银行家，让他出任银行总经理，他想得要什么呢？
“百分之十五的股份，和银行管理全权，董事会不得干涉银行业务运作。”
周作民开口说到自己的条件，无力不起早，百分十五的股份索求是周作民的要求之一，而不愿意受制于人的周作民，显然不愿意别人干涉他的管理，实际历史上的金城银行的发展也是得益于其的大权独揽、决策独揽的结果。
后世周作民主持的金城银行对工商实业界的投资，很多也都是在董事会的反对下强行决定的。最有名的要数对永利碱厂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
永利制碱公司为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发起创办。范旭东是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著名爱国实业家。他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早在1921年，永利创办，成败未可预定时，金城银行就独立资助，与其订立透支10万元的合同，此后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年至1925年增加到15万元，1925年超过60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永利试制纯碱的过程前后经历了八九年时间，资金严重短缺，想再招股，连股东都不肯再继续投资，其他银行也不敢放款。永利筹建期间，曾欠了金城银行好几十万元的债款。
金城的同仁都非常恐惧给永利的放款难以收回，周作民放款给永利的决定，遭到部分董事和天津分行负责人的非议和反对。而周作民认为，范旭东脾气耿直，自信力强，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做事扎扎实实，为人坚守信用，制碱又是极有前途的民族工业，他的事业不会不成功，坚决主张贷款支持永利。他说，“我主张看人不看事，要考察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能做事的人。”
正是在金城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永利顺利渡过难关，1928年，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得奖，信誉蒸蒸日上，逐步将洋碱逐出国内市场。
而后来范旭东创办远东第一大化工企业永利硫酸娅，也是在周作民牵头组成的银团的支持下创办。
而这一切有利于实业发展的决定，大都是周作民大权独揽，禁止董事会干涉其商业运作的前提下完成的。
便是周作民在金城银行实行的是人治。他不太在乎规则、制度的建设，只求把最有用的人安排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从不向自己的下属灌输什么理念和追求。
这显然和司马创办银行的本意有所差距，但是一时间之间除了眼前的这个周作民，司马还真想不到还有谁适合办理银行，眼这的这个可是号称银行业的诡才，用他是富还是祸？
“恭喜你！金城银行第一任总经理，月底之前你会得到一百万元的实收资本，还有公司１０％股份。以权银行全部的行政职权，董事会不会干涉你的任何商业运作。”
司马站起来伸着手说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伪善也罢、亲日也罢，反正除他之外还真没有别人可用，用他那么银行名也不用重起了，直接用金城银行这个名子得了，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这倒也是一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