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创造性地运用古兵法中的奇正思想，以小击大，以寡敌众，以弱胜强，以轻取重，从而扭转形势，打破定局，改变命运，赢得胜利。
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现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个关键时刻，而这些关键时刻，无一不受韧略思想、水平、艺术的制约。奇正思想是韬略武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把利刃，是改变现状，走出困境、击败对手、夺取主动的重要工具。
三国时期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都是运用奇正思想的杰作。
公元192年，黄巾起义已发展到拥有百万大军的罕见规模。起义军骁勇精悍，势不可挡，转战南北，如火如荼。东汉王朝经黄巾起义的打击，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而起，军阀割据局面逐步形成。黄巾军之败，根本原因在于其统帅者的韬略水平大不如敌手。皇甫嵩、朱儁、曹操等人精通韬略，善用奇正，以夜袭、火攻等法，反败为胜，终于扑灭了起义的燎原烈火。
公元196年，孙策发兵攻取会稽，会稽太守王朗据守固陵，顽强对抗，孙策数次渡水作战，均未能奏效。孙策叔父孙静建议转移突破口，从其后方杀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得王朗兵败投降。孙策此战解决了江南的后顾之忧，为北上与曹操争雄创造了条件。
公元200年，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在官渡展开决战。曹军在正面战场坚壁固守，扼敌咽喉，同时，利用时机，变换奇正，曹操亲率轻骑五千，以奇兵夜袭乌巢，火烧袁军屯粮。当袁军因粮草被焚，军心动摇之际，曹军在正面战场全线出击，歼灭袁军主力，最后使得袁绍落荒而逃，余部七万多人投降。曹操先正后奇，以奇击虚，奇正相生，击奇制胜的高明蹈略，是官渡之战获胜的关键。
曹操集团平定乌丸的战争，同样也是活用奇正蹈略的成功范例。曹操长驱直入，轻兵突袭，出其不意，兵如天降，使得乌丸猝不及防，兵败仓促。
公元226年，吴交趾士徽起兵，吴交州刺史吕岱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迅速平定了士徽的反叛，稳定了吴国心腹地区。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与魏将司马懿战于上邽。蜀军因粮尽退兵，司马懿派遣张郃追击。此前，张邰建议奇正互用，克敌制胜，而司马懿未能接受。诸葛亮面对追兵，在木门选择险要地形，出奇匿伏。当张邰追兵进入伏击地，蜀军居高临下，万箭齐发，魏名将张邰中箭而亡。魏追兵受阻，蜀军安然而退。
公元263年，魏分三路大军进攻蜀国。蜀将姜维集中兵力退守剑阁，使得魏军受阻，魏将邓艾西出剑阁，偷越阴平，从七百里无人之境直插蜀国腹心，飞兵抵达成都，迫使蜀国后主刘禅出降，而置姜维大军于无用之地。魏军奇正相生，正面钳制，侧翼进攻，以正御敌，以奇击虚，取得大胜。
早在老子《道德经》中，就有过对于奇正思想的阐述。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道德经·五十七章》)。所谓正，是指社会所公认的正道，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路线、思想、政策、原则、措施。当然各家之正，分野极大。老子之正，也寓有其所主张的清静之意。而奇则是巧妙，诡秘，临机制断，随机应变，没有固定的程式。老子用两个不同的字归纳、总结治国与用兵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特点，应该说是十分精辟的。
对奇正思想内涵作进一步揭示与阐发的是孙子，《孙子兵法》用极为精练的文字，表述了奇正原理。
首先，孙子将奇正作为战略战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势篇》)。全部军队一旦遭到敌人的进攻，而保持不败，关键在于真正掌握奇正之法的神髓。
孙子所说的奇正，经后人的揭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正面迎敌为正，机动配合为奇；明为正，暗为奇；静为正，动为奇；进为正，退为奇；先出为正，后出为奇……总之，—般的、常规的、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特殊的、变化的、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
掌握奇正原理，是使军队面对敌人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奇正原理是用兵作战的灵魂。
第二，孙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即以正面交战，以奇变取胜。用兵必有奇正，无奇正而胜，属于侥幸之胜。三军无奇兵，是不可与敌人争夺利益的。两军对阵，有正面战场的直接厮杀、搏斗，但必有奇兵捣其旁，击其后，才能有胜利可言。孙子的这一层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出奇制胜，先正后奇，以正御敌，以奇击虚，正面钳制，侧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匿伏，因势用奇等韬略原则。
第三，奇正变化。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势篇》)。战术无非奇正两途，然而由奇正而推演、产生的奇谋妙策，则无穷无尽。“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天地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江河没有竭尽，波澜叠起。奇正变化，纷坛浑沌，效法自然。可至化境。
最后，孙子阐述了奇正范畴的内在联系：“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奇与正不可分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如同圆环旋转，无始无终。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实质上，是指奇可变为正，正可变为奇。变奇为正，化正为奇，临敌运变，循环不穷。
三国时代，谋士智将对孙子奇正原理作了深入的开掘与灵活的运用，使其大展神威，大放异彩。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孙子的奇正原理，几乎所有取胜的战争，无不奇正并重。正意味着强大的实力，意味着正面的进攻。曹操对抗黄巾军、乌丸、袁绍，孙策对抗王朗，吕岱对抗士徽，诸葛亮对抗张邰，邓艾对抗姜维等，无一不是力与力的碰撞与较量。若忽视正，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从对抗集团的双方分析，实力强的一方反而失败，这就表明，不含有奇的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实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出奇制胜是韬略家们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标，其中原因，也是众所周知，因为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奇制胜为用兵之铃键，制胜之枢机。用奇的核心，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根据敌情，灵活运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极而言之，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侦破、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常规，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根有据，避免失去基础，走入绝境。
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总是精通奇正的依存、转化、相易、相生，积极营造优势，打击对手。而绝不固守一途，偏执一方。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败于对手因间设奇的稻略；气势汹汹的袁绍大军，挫于曹操以奇击虚的韬略；惨淡经营的蜀汉政权，毁于曹魏诸将的奇正相生韬略。历史在这些转折点上拐弯，对抗的集团也从而或分崩离析、或发展壮大；或一败涂地、或东山再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国时代的历史，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真理，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方针能够使一个集团由小变大，由弱转强。魏、蜀、吴的局部统一及其所实施的政策，使得这些政权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岿然屹立，不动如山。三国实力的取得，概由正所至，由奇而成，这种正与奇的意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而非限于一域。三国韬略家各运匠心，善用奇正，横扫群雄，统治一方，建立了赫赫之功，三国之战，实为智囊之战。而各国异势，盛衰殊途，也由于蹈略有无，水平高低。奇正为韬略的重要原理，其价值作用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蜀汉之败，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历史教训。
（2）历人议孔明用兵之非，以两种观点最为常见。其一：以成败论英雄。言孔明北伐未见其胜，以赤军语，即未达到其战略目标；另一种：以奇正论兵。言孔明用兵，但求谨慎，未敢造次。只见其正，不见其奇。
两种观点，前者亦颇受争议。孔明北伐，国力、财力、军力、物力与魏国相比，皆未得其便。然屡次北伐，魏军不仅兵不解甲，马不释鞍，任其自来自去者，又折大将王双、张郃之辈，统兵大将司马仲达更受“畏蜀如虎”之讥、“巾帼妇人”之辱。以两军相交之形势观，敢轻言孔明不善用兵乎？而两者并存于世，又岂能明料？
然后者奇正之论，未见后世有存所辩。每每观诸君大谈奇正之道，言之孔明用兵但见其正未见其奇。何也？皆因此辈多亦非经于战阵，缺乏对实战思想的深刻领悟，未能深明奇正之妙。每及谈兵，不免流于以往论史之形式，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发挥于极致，窃深以为不取。现试论常人在奇正之道的认识上存在的几大误区。
误区一：何为奇正。
“奇正”二字最早见于《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而在现存的军事理论著作中，能最早找到关于奇正方面的记述的就要算是《孙子兵法》了。其《兵势篇》上这样讲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孙子作为军事理论学的开山鼻祖，他的理论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后人所重视和研究。然而在这段记述里，俺们却看不到他对何为奇，何为正有过精确地阐述。孙子他老人家，也只是用了如“无穷”、“不竭”、“循环之无端”这些非常抽象的词语来形容奇正。那么究竟何为奇，何为正呢？
通常的看法是，把奇正看成是一种可以将其定性的具体形为。即所谓的正面迎敌为正，机动配合为奇；明为正，暗为奇；静为正，动为奇；进为正，退为奇；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归纳为，一般的、常规的、普通的战略、战术为正，特殊的、变化的、罕见的战略、战术为奇。俺却以为所谓的奇正，只是一种具有对立统一性质的抽象概念。而今人之所以分不清何者为奇，何者为正，是因为他们错误地把所谓的奇、所谓的正，这种抽象的观念将其形象化、具体化，特殊化。将之定性为特定的某种特定的行为举动。比方说把所谓的“急行军”、“伏兵”、“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等具体战术问题全部归为奇兵。这恰恰犯了“奇即是奇，正即是正”的错误。绝对的奇正兵战略战术，其实是仅存于军事理论的教学当中，而对于充满了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实战来说（以孙子语“兵无常势”），是绝没有哪一种战略战术行为可以被定性为绝对的奇、绝对的正的。奇正在形式上的表现亦可以在实战中因不同的条件和背景而相互转化。区分奇正的关键在于能否出乎敌之所料，否则，又何必称为“出奇不意”？令敌不意方可制胜。故李靖曰：“善用兵者，使敌莫测”；唐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李卫公问对卷上》）这也是在上述所有的奇兵战术中，他们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相同点，即不令敌所知，不令敌所料。所以，只要能出乎敌之所料，又何必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战术表现？由于出奇的精髓在于打破常规，令敌不意。而这里所谓的常规，通俗地讲就是人人都能明白通晓的战争常识。而这些道理都是人们经过常年累年所积累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某种认识，或在特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的某种惯性思维。而出奇目的就是要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而反其道行之，以期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从而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在实战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敌这种逻辑误区和惯性思维，以常规意义上的正兵战略战术起到奇兵的作用。当敌料吾必出奇者，而吾恰出奇，则奇反成正；若此时吾出正者，则正反成奇。正如同众人所说的“虚可实之，实可虚之”，然有时亦可作“虚则虚之，实则实之”。而机械刻板地纯粹从形式上去理解奇正，正是因为这些人用静止孤立的眼光去看待运动多变的实战，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而这又恰恰是大多数纸上谈兵者的通病。否则判定奇正要都是如此容易，恐怕一个熟悉几件战例的小学生，都可以成为数奇论正的高手。孙子言“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可穷之？”，又果如是乎？
\误区二：取胜的方式仅限于出奇，而临阵不出奇者就不是善兵者。
《孙子》有言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然细思之，孙子此言非偏乎？若依其言，但可奇胜，正独不可胜？或曰，但奇必胜，但正必不胜？事实上，奇可胜，正亦可胜也。孔明克平孟获，李靖征讨高丽，皆为正兵之功也。奇与正，不过是为了获得战争主动权并借以最终获胜所采用的不同手段而已，用兵的根本目的在于获胜，而运用奇正的目的，也不是为求奇正而用奇正，而同样是为了胜利而运用奇正。既然正可为胜，又何独贬正而褒奇者哉？奇正无高低，唯用者耳。而今人之所以将所谓的出奇制胜如此推崇备至，仅仅是他们对于那些经典战例中由于出奇而获取的短期暴利的巨大贪婪和盲目膜拜。不仅要获胜，还要追求大胜，完胜，而且最好能一击毙敌，一劳永逸。诚然，人的趋利性无可厚非，但对于瞬息万变的实战而言，这种心态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极端主义和绝对理想化思想。如果在实战中受这种思想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每战必追求形式上的出奇，是为善兵者所不足取的。正因为此，曹操轻军平定乌桓虽被今人奉为将运动战，破袭战、兵贵神速等作战道理运用到极致的经典战例，但曹操本人却没有如后人那般将其的“出奇”之举以为至重，认为“孤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相反前曾劝阻其轻军前行的众人所提之议才为“万安之计”，并重赏其等，令其后“勿难言之”。（《武帝纪》引《曹瞒传》）而富有军事韬略善于出奇的司马仲达，在已强敌弱的情况下，为求保险而宁可遭“畏蜀如虎”之讥，受巾帼妇人之辱。这是因为他们都正确理解了孙子所讲的“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和“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的作战思想。而多数纸上谈兵家们，却不明白其实所谓的已胜，是首先建立在已之不可败的基础之上。也从不知彻底领悟孙子所讲的先“已之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才是“不失敌之败。”而只是片面的认为凡用兵者，必是先“不失敌之败”，然后才考虑到或者根本就不考虑将已“立于不败之地”。
误区三，片面强调与突出奇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凡出奇者，必将获胜。
“出奇”必须要看对象，并非所有的“出奇”都能获胜。在实战中，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在运用何种战术策略时，必先充分考虑到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因素，并结合两军战力以及将帅智谋优劣等特点，从而做出最恰当的安排选择。而不是盲目地，不分实时的，拿经典战例中的战术布置加以生搬硬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能在固定靶命中十环的人，却不见得在移动靶还能照样打出十环。战争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石头，树木之类不知变通的死物。作为军事常识，已可懂得，彼何尝不可懂得？刘备以伏兵计，曾在博望击败曹将夏侯敦、于禁，却计沮于夷陵陆逊之手；孙桓违背“归师勿掩，穷寇莫追”的常理，追击刘备可以大获全胜，而王双、张郃追击孔明所率的蜀军，却只有陪上自己一条老命的份。可见战争的结果是在交战双方共同影响下所产生的，其胜负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智谋的高低。故孙子会认为“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孙子·军形篇》），李靖会认为“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谈判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