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1910②—？），字子才，经名随菲友。幼聪慧，好枪马。原名步英，以不屑与马步芳为伍，改步为仲。1925年在其父营中任帮带。1928年3月在河州起事，以反冯玉祥国民军为号召，回民纷纷响应，众至数万，人称之为“尕司令”。三次围攻河州不克，被国民军击败，流动于甘南、青海、河西走廊。又北行，两攻宁夏城。退踞宁北漠南。欲率部东走未果，只身出走山东，依马鸿逵。后又西返，自宁夏入河西走廊，收集旧部，自称河西警备司令。后为蒋介石收为新编三十六师，被任为师长。马仲英曾两次入新疆，与金树仁、盛世才争衡，后率部驻南疆，接受抗日思想。1934年率部分军官到苏联学习。未久，三十六师瓦解。关于马仲英在苏联之死因及时间，传说不一。
马仲杰，小马仲英两岁。随其兄起事，勇猛善战，人称“二司令”。1930年曾在北平张学良主办的军官教导团中学习，毕业后，赴新疆参加作战。1933年在七角井子攻城战中阵亡。马仲英三弟马仲福，一直在马步芳手下任职。
马海晏家族中，任军政职务者尚多，县、团职以上者，不下20人。如为人熟知的马良，系马海晏之侄，原住癿藏，任临夏县参议长。解放后仍与人民为敌，纠众作乱，自任司令。后被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俘获，死于监狱中。
此外，在马家军阀部队及行政机关中，还有许多要员，其中回族人居多，次为撒拉族人和东乡族人，也有一些汉族人。因不属于其家族世系，此处从略。容后有关部分叙述之。
〔注〕：①马璘，亦写作马记麟，字玉清，东乡族人。北庄门宦创始人马葆真（1772-1826）的后裔。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马葆真的长孙马悟真率领北庄门宦教众参加了马占鳌起义。马占鳌投降后，马悟真也受到清军的倚重，充任马占鳌的左旗管带。清末，马悟真的侄子马璘出任了甘州提督，1918年改甘州提督为甘州护军使，1919年又改护军使为镇守使。马璘继任甘州镇守使。1928年马仲英起事后，曾与肃州镇守使吴桐仁联合抵制马仲英，不料马璘的士兵哗变，马璘随即解甲归田。后去麦加朝觐，死于香港。
②关于马仲英的年龄，为历来聚讼问题之一。1986年笔者走访其夫人、时任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协常委的马春秀，据云：她属鸡，当年77岁，较马仲英大1岁。由此推算，马仲英当生于1910年。
二、同光肇基
马步芳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他这话的本意是说，马家的官位得来不易，却也歪打正着地反映了一个真实情况，即马家军阀是以各族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的鲜血作资本而发迹起来的。所以，谈其起家，必须先从清同治、光绪年间，清王朝统治阶级镇压回民起义谈起。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日益的清王朝，把战败赔款和各种损失的重负全部转嫁到各族人民头上，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起来反抗，反清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开始，捻军起义也开始于同年。1853年福建、上海等地小刀会起义，1855年贵州苗族人民、云南回族人民相继起义。这些起义，特别是太平军曾进入甘肃东部，对西北和甘肃各族人民有很大鼓舞、激励作用。于是，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爆发了始于陕西关中的西北回族人民大起义。在甘肃境内揭竿而起的，有河州、西宁、同心、宁夏（今银川市）、灵州（今吴忠、灵武）、固原、平凉、张家川、肃州（今酒泉）等地的回族人民，形成著名的以下几支武装抗清力量：宁夏、灵州以马化龙为首；平凉、固原、秦安以穆生花为首；西宁以马文义、马桂源为首；河州以马占鳌、马永瑞为首；肃州以马文禄为首。这几支武装力量，基本上是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纠集群众，攻城略地，对抗官府；但在与清朝官军作战中，也有很大的流动性，自觉不自觉地起到相互策应的作用。之后，陕西起义的回民，以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等为首，西向进入庆阳的董志塬，号称“十八大营”，之后，又继续向西流动。于是战火纷飞，烽烟遍野，先后蔓延东起陕北、关中，北到平罗一带，西至西宁，西北到酒泉、敦煌的广大地区。接着新疆天山南北的回民也纷纷举义。从而使这次回族起义具有席卷波及整个大西北的规模。
这次回族起义的矛头，首先指向清王朝反动封建统治。有的以扶明抗清相号召，办事行文不用同治年号，以明朝崇祯纪年。有的响亮地提出：“回汉本是一家，仇恨只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申明“不许伤害欺凌，不许烧杀抢劫”的纪律。但在急风暴雨的大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狭隘民族意识支配下的盲目烧杀和扰害现象难以避免，从而未能广泛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清。而且几支起义武装之间缺乏应有的配合与联系，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步调不一。这些弱点，都是导致后来失败的重要因素。
的清王朝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反抗力量，十分惊恐，竭力拼凑军队前来镇压，但历时四五年之久，并未收到“平定”之效。进剿清军经常处于缺兵、缺饷，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窘境之中，同治五年（1866），陕甘总督杨岳斌给皇帝的奏折中说：
……邻省既乏援师，而东南各军之准调赴甘者又复不能应手。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兰州），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
为此，清王朝在相继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即对镇压起义的回民作了新的部署。同治五年八月，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加钦差大臣衔，统一节制各路征剿部队。次年春，左宗棠“提兵万二千以西”。积镇压太平军、捻军之经验，在战略战术上展施了新的招数。在战略上提出：“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馈运常通，师行无阻。”这就是自东而西，各路向兰州全面平推，节节进逼，压缩起义军的活动地区，最终聚而歼之。而他的全面平推又是有重点的，是分路进兵，各个击破。具体部署是：“刘松山（巡守道）由绥德道花马池（即定边、盐池），直捣金积堡（即马化龙），为北路；道员周开锡由秦（天水、秦安）趋巩（陇西），讨巩昌、河狄之贼（即马占鳌），为南路；宗棠与刘典（甘肃按察使）督诸军尽驱陕回入甘，为中路。”三路之中，以北路为先，“先攻金积堡，以为收功全陇之基”，其次是“进规河湟”，然后进兵肃州。在战术上，左宗棠重视用炮和用马，“以炮车制贼马，以马队当步贼”。武器装备上大大优于起义军。在政治上，又以官职禄位为钓饵，利用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偏见，拉拢、勾结各民族中的上层人物，采取以汉制回、以回制回的手段，实行分化瓦解，“剿抚并用”。而在围剿、追击中，不惜坚壁清野。这样，就使这次回民起义，形成各民族之间、回族之间的相互仇杀，战火所及之处，田园荒芜，庐舍为墟。死亡人数以数千计甚至数万计者，多见于记载，造成一场空前洗劫！到1873年即同治十二年，“冬十月，官军克肃州”。这次历时11年的轰轰烈烈的回族人民起义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次回民起义失败的过程，就是近代甘军和马家军阀产生的过程。和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结果一样，这次回民起义失败的苦果，照例由各族广大人民承受。而得胜的统治者和起义上层人物中的变节、投降者则从中捞到了好处，左宗棠捞到了一个“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的显赫高位，他的部属也一个个地得到擢升。起义的变节者捞到好处，与马家军阀产生有关的有两个人，一是董福祥，一是马占鳌。
董福祥，《清史稿》本传云：
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回乱作，凤、邠、千、陇寇氛殆遍。福祥亦起安化，与其州人张俊、李双良蹂躏陕、甘数十州县，窃据花马池，犯绥德，窥榆林，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余万。
他拥有10余万起义军，但在清朝的湘军提督刘松山率兵围剿时，继其父世猷归降之后，“亦率众乞归款”。刘松山“乃简其精锐者编为董字三营：福祥居中营，（张）俊居左，（李）双良居右”。从此，董福祥变成了湘军镇压回民起义的向导和悍将，拼命为清王朝卖力。1871年即同治十年，在攻打金积堡中，刘松山被打死，董福祥则协助其侄刘锦棠继续进攻，虽“被创不少却”，终于将灵州的回民起义镇压下去。马化龙在被包围的危急时刻，以个人的纳款归降保存力量的打算落空，他个人及其部属子弟上百人惨遭杀害。董福祥在镇压回民起义中屡立“功劳”，得到参将的职位。之后，随左宗棠部出关，在平复新疆之役和尔后戍守边疆中屡立战功，升为喀什噶尔提督。
镇压了马化龙一支起义力量之后，左宗棠将攻击的重点移到河州，湘军总兵傅先宗、徐文秀率部进驻今临夏州广河县太子寺（即今广河县政府所在地）。河州起义回军首领马占鳌等决定阻击，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命令战将马海晏为先锋，率精锐300多人乘夜潜伏于湘军扎营的新路坡的一个中心山峰，次日拂晓以一半人压装子弹，一半人射击，突然向湘军连续射击，马占鳌率众围击，内外夹攻，火力甚猛。湘军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傅先宗等几十人被打死，继而徐文秀也被杀身亡，40营湘军全线动摇，东向溃退至洮河一带。马海晏称此次为“黑虎掏心”战术。
初战告捷，本应乘胜继续进击。不料马占鳌突然提出投降的意见。他以虽得小胜终无前途的理由，说服众人，派人先向驻三甲集的山西臬台陈湜通款后，又选派他的大儿马七五、马永瑞的儿子马如蛟等10个头目的儿子，到驻在安定（今定西）大营的左宗棠正式请降，时称之为“投降的十大少爷”。
左宗棠在安定（今定西县）大营中，得到新路坡大败的消息，正在焦急之际，突然接到回民投降的禀帖，且有10个头目的儿子来见，真是喜出望外，欣然接见。“投降的十大少爷”献军马50匹，马七五镇静自若，对答如流，左甚为惊奇，倍加欣慰，遂当面赐名安良，表字翰如，并令其返回河州后敦促马占鳌等来见。于是左宗棠于同年七月上旬进驻兰州，马占鳌、马永瑞、马海晏、马荣、马悟真、马万有等11个头目自河州赴兰州晋见。有的回忆录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马占鳌身带铁索向左宗棠叩头，左惊问左右：“谁叫你们锁他？”马哭诉：“我有万死之罪，应该上锁，是我自己带的。”左即命开锁，并备加安慰。当夜，左又在自己卧室里单独召见马占鳌，作竟夕之谈。旋将马占鳌的部队编为三旗马队，归河州镇节制。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并请清廷授予六品军功顶戴。马悟真为左旗管带，马永瑞为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每旗下设3哨，每哨30多人，共300多人。但马万有坚决不受官职，他说：“我们闹到这个地步，做了官如何对得起百姓！”他的态度与马占鳌等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马占鳌是最善于投机的人。这次回民起义中，起义者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几支起义军首领都不免一死。马占鳌则吸收马化龙战败投降的教训，以小胜为筹码，纠合子弟部属一起投降，竭力以奴才相表示“直率”和“诚心”，因而成了唯一的例外，以起义者的鲜血换来红顶子。
马占鳌降清后，加入了刘锦棠西进“平叛”队伍的行列。并强令各乡、村收缴枪械，先后向左军呈缴马4000多匹，枪矛等兵器14000余件，纳粮100万斛。十月，马占鳌、马海晏等捕获了昔时一同起义的首领狗齿牙、马彦龙、马聋子等，送交左宗棠斩杀。又作为向导，引湘军由循化入化隆、归德、碾伯（今乐都），最后攻克西宁、大通，助清军扑灭了河州、西宁地区的回民起义。清廷论功行赏：“都司马占鳌，著以游击补用，并赏给三品封典，五品花翎。”此后，马占鳌部即在河州地区，多次奉命对甘、青—带的蒙藏部落的起事和纠纷进行平定和解决，成为镇守一方的武装力量，并为马家军阀军队打下初步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甘肃又爆发了河湟事变。起因是循化的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纠纷。本来这是可以调停和解的，但昏庸的清廷官吏不是采取说服调节的办法，却挑拨离间，专事武力，不问是非曲直，皂白不分地捕杀回民，激起回民起而围攻县城。河州镇总兵汤彦和更火上浇油，率数千人前来镇压，遂使教派之争的回民转而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官军，将汤彦和军击溃，汤仅以身免。回族人民进而包围了河州城和西宁城。总督杨昌濬、提督雷正绾束手无策。清廷明白：镇压这样的“变乱”，不仅要能征惯战，而且要熟悉情况者，这就非董福祥部莫属了。于是将杨昌濬、雷正绾“交部议处”，从数千里以外的南疆调回董福祥部“扫除回氛”。
董福祥率部自新疆入关，九月到达临洮。这时，早有河州回民武进士马福禄奉杨昌濬之命，募兵成立“安宁营”，任督带，由北路援河州，扎营于莲花渡（今刘家峡水库址），与驻于临洮县境洮河东岸的董军呈掎角之势。董福祥虽有镇压回民的经验，却不了解此时此地的内情，马福禄则主动充当了提供情况的角色。《清史稿》马福禄传中说：“福禄入谒，陈战乱颠末，及前后战状，福祥奇之。”董福祥掌握了情况之后，采取“以回制回”的方法，分头行事。一是以马安良为先锋，率部进入河州，剿抚兼施。（这里需加补述：马占鳌于光绪十二年病死，马安良继统其众，时为副将，以补用游击督带马旗三队）一是利用马福禄向河州回民起事首领马永琳、马永瑞兄弟诱降，进行分化瓦解。他自己则率优势兵力，避开起事回民在正面所设的坚固防御工事，从洮河上游绕道出其后，解除了河州之围。继而乘胜会同陕西巡抚魏光焘和新疆巡抚陶模的军队，向西进攻，解了西宁之围，回民起事队伍因之瓦解。
这次争战，两军阵前的厮杀死伤且不计，仅办理“善后”，就杀戮无辜甚多。董福祥命令马安良、马福禄办理“善后”，他们即借机大肆杀戮。据有关回忆文字记载，他们在河州首先杀了马永琳全家15口，继又屠杀四乡回民500余人（一说两千多人）。马安良每天向董上交人头27颗。马福禄每天杀100多人，为因上交人头不便，改交耳朵，名之为“验耳”。清军在西宁屠杀更甚。一次驱回民群众到东关跪听官府的讲话，当中突然下屠杀令，顿时血肉横飞，血流成河，这条街因被称之为“水咕咚巷”。所以当地群众说：“马安良的红顶子是回族人民鲜血染成的。”“马福禄的子子孙孙的大官，是回民头颅换来的。”由于这次镇压屠杀有功，董福祥被清廷“加太子少保”。马安良授花翎副将总兵衔，马海晏授副将衔，升任骑兵督带。马福禄也因功编入正式部队之中，隶属于董福祥。
至此，经过同治、光绪两朝的镇压回民起义，河州“三马”，即马占鳌系、马海晏系和马千龄系的子弟，大都成了清朝军队中的大小头目，马家军阀部队的雏形已经具备。次年就是这支部队随董福祥参加庚子之役的御侮和扈驾。
三、庚子御侮
董福祥所率的这支甘军，在庚子年抵御八国联军入侵之际打过恶仗，立有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