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和西宁以至青海全境相继解放，“青马”全军覆没，马步芳祖孙三代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割据天下，随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马步芳是其家族中位子爬得最高、拥有兵力最大和攫取最多的一个，因而也是受打击最重、失败最惨、输得最多的一个。以他的倔强性格，其沮丧程度，可想而知。他携眷逃至重庆不久，又飞抵广州，向代总统李宗仁请罪，并报告失败的经过，同时告假，要去阿拉伯朝觐。已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电令他前去，他到台湾后，蒋介石令他不要出国，要他重返西北，收招军队，继续与解放军作战。他却借口要先安排家眷，飞返广州。9月中旬，马继援、马步康、马步銮、马马录、赵珑及其家眷飞至广州，马步芳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分别安置在爱群酒店和清真寺暂住。一个月后，办妥出境手续，一同飞抵香港，住山光饭店。此时，马步青也带其三个妻子及儿子、儿媳等10余人飞至香港，住进在英皇岛已买好的二幢房子，过起了寓公生活。此外，部分随来的人员，如赵珑、二丑、谢刚杰、高文远、马璋等也多购置了地皮，临时盖起了房子，暂且棲身。马氏忠实心腹冶成荣因与马氏分金不均，公然翻脸，从此分手；冶即自谋新路，开始从商。马步芳岳父马妙如及其子马全礼不愿漂流异地，经与马辅臣联系，返回了大陆。马全义、赵珑、赵珮、高文远等去了台湾。这是其“团体”在败逃后的一次分化。另外，蒋介石派吴忠信专程由台来港，对马步芳进行游说，劝他去台，共图“复兴”大业；马仍不肯去台，最后推托不过，只好让马继援去台。蒋也同意他先去朝觐。
1950年初，马步芳率家小及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龙、马步鳌、马马录、马继融、马步瀛及其家属等，分乘欧亚航空公司4架包机飞抵伊斯兰圣地麦加朝觐，作了伊斯兰教最隆重最庄严的祈祷，履行了穆斯林教徒终生向往的宗教仪式，朝觐活动持续3个月之久。马步芳并以政府官员身份晋见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国王对这位流亡将军表示关怀，并派几部汽车供其备用。马步芳礼谢，自己买了两部汽车，并在麦加城一家旅馆住宿。但其地气候炎热，久居中国西北之人很不习惯，朝觐毕，马步芳等即去沙特的塔乙夫避暑，不幸其三弟马步瀛竟中暑身亡，步瀛之藏族小妻也办理了离婚手续，另行改嫁，这对马步芳是又一次打击。料理完其弟的丧事，马步芳一行到了阿拉伯著名海港准德城，这里的国民党领事馆还保留合法地位，在临时代办王嘉祥和其侄马跃武的安排下，马步芳决定到埃及开罗定居，并通过此2人在开罗买了房子，办理了入境手续。1950年5月，马步芳一行乘轮船渡过红海到达开罗，由王嘉祥陪同晋见了埃及国王，获得在埃及侨居的许诺。此后，便在开罗郊外的马尔地住宅区33号居住。他在此买了二幢楼房，一座大楼共9层，为家属亲眷及随行人员居住，一座二层小楼为马步芳及其妻子居住。买了3部汽车，雇用了一个会做中国菜的埃及厨师。还请了2名阿拉伯阿訇，帮助他们补习阿文、讲经和读报。后来又为各家亲属子女办起了一个私人学校，请人帮助他们学习英文。“我把黄金一拉走，到哪儿都是扬州。”马步芳说的这句话，看来真的没有错！但此时的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并让马步康、马步銮、马骥等每日陪他念经。还佯称其妻病重，发电报催马继援来埃及看望母亲，马继援飞抵开罗后，他便不再放行。不久，马呈祥从新疆转道印度也赶到开罗。马步芳向其子侄宣称，他此生再不做事、不做官，将来死后，就埋在此地。可是，蒋介石还想“借重”于他，从台湾给他汇来1万元美金，作为其生活津贴，还多次来函来电或派人来开罗看望，希望他及他身边师以上军政人员尽早返台，又提出在阿拉伯或埃及大使一职中任他挑选出任，他都表示拒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当局对此抱有很大希望，梦想将此作为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四处网罗和组织力量，对马步芳一伙则连电催返台湾，马步芳即让马继援和马呈祥赴台受命。后来，马步芳也心有所动，接受了台湾国民党当局任命的“驻沙乌地（即沙特）阿拉伯国大使”，直到1975年病死于麦加。
比较起来，马鸿逵的际遇，似乎要差一些。他于1949年9月住在重庆歌乐山下连家花园。宁夏解放之后，他处境艰难，只好称病不出。但不出门仍是躲不过，一日，竟找上门来也。兹录目击者的一段记录文字，以见当时的真实情况。
某星期一的中午，连家花园附近突然戒备森严，穿藏蓝色中山服、戴兰呢礼帽的蓝衣社人员满布山头、路边。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来，率警卫人员进花园布置岗哨，接着国民党在重庆的几个军政大员接踵而来。最后，一黑色林肯牌避弹长座车飞驰到达，下车后，才知是蒋经国和钱大钧两人。俞济时遂命将马鸿逵的警卫人员撤掉，进房对马鸿逵说：“总裁和阎院长前来探病。”并让马好好休息，不要起来，约一小时，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长座车到，阎锡山、蒋介石从第四辆车上下来，并行进入马鸿逵住房。马体重蹒跚，忙不迭爬起来，就势溜下床来，跪地将蒋介石的腿抱住，连哭带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有责任。”阎锡山说：“没啥，没啥，从头再来。”就座后，约谈了10多分钟，其他大员才鱼贯而入，寒暄慰问，只有蒋经国没进屋。到马鸿逵出来送客时，蒋经国才过来应酬了几句。蒋介石临上车时，吩咐马鸿逵到台湾去。（马振宇《逃离宁夏前后的马鸿逵》）
马与最高当局见面的场面如此，此后路途之艰难不问可知。下午，总统府就来人照会，要搭乘两航（即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去台湾，不要惊动“飞虎队”（即陈纳德的飞机）。这就无异于已受到控制监视了，所以马鸿逵慨叹：“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马鸿逵以17000银元券，向中国航空公司包了一架“空中行宫”式客机，于10月13日飞赴台湾。起飞前，马鸿逵还派人把“宁夏省财政厅”派来领军饷的科长雷某找来，令其把所领军饷1700余两黄金交出来，全部带走，这大概是马鸿逵的最后一次喝兵血。他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时无一人送行。机场上有两个上校军官，见马的警卫人员携带枪支，即命将枪全部交出，锁在驾驶舱的铁箱内，中途，马鸿逵命电台与柳州的白崇禧联系，回电称：“柳州危急，现正在激战中，你们不要来，白长官不能通话。”飞机在广州、汕头降落两次，直到14日上午11时始到达台北机场。“台湾省主席”陈诚、保安司令彭孟缉等都到机场迎接，算是给了点脸面。马鸿逵住在自己所购的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23号住宅内。蒋介石到台湾后，又给马鸿逵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
但是，“二马”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国民党“监察院”鼓动山西省一些监察委员，对马鸿逵、马步芳提出弹劾案，罪名是“贻误军机，丧失防地”，“行政院”也给马鸿逵以“撤职查办”的处分。马步芳到台湾的时间比马鸿逵早5天，但他到后即溜之大吉，取得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去了。所谓“弹劾”，他以远居尼罗河畔而毫不在乎，只落得在台湾的马鸿逵一人承受。但国民党对其大员的所谓“弹劾”、“撤职查办”一类，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何况也有“社会舆论”为其鸣不平。当时有人指出：整个大陆均已丢失，为何单罪此两人，岂非他们“不是嫡系”之故！所以还是个不了了之。
马鸿逵受到“弹劾”，“宁夏王”的威风早已不复存在，在台湾处境越来越艰难，后果更不堪设想，即谋出走之计。先以刘慕侠看病为由，将刘迁往香港；随后又借口去香港看望病人，向陈诚请假，遂一去不返。之后，又多亏陈纳德帮忙，向国民党外交部驻澳门办事处为马鸿逵领得“中华民国护照”6份，再电美国国务院给予签证，于1950年10月离港飞美，在洛杉矶市郊购置房屋居住，并办一个牧场，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养鸡养马聊资生活。”
此后，马步芳被台湾国民党当局任命为“驻沙乌地（即沙特）阿拉伯国大使”。马鸿逵对此愤愤不平，曾对人说，他有两点不如马步芳：一是对下不了那样的毒手；二是没有马步芳那么多黄金，不能搞“黄金外交”。其实，二人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都用不着自谦或自诩。但两人由于权位之争，结怨已深，如果说在有共同敌人——解放军的时候，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话，那么，逃到国外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则二人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旧怨新恨，一齐发作，争争吵吵，闹得不可开交。这在1962年马鸿逵《给马步芳的公开信》中反映得很清楚。此事的导火线是马步芳为掩饰自己作战的失败，向国民党报称系马鸿逵“擅自撤兵”而导致陇东的失败。马鸿逵则反唇相讥，说是马继援“未参加一人，未放一枪”即撤走。对于马步芳的就任大使，马鸿逵质问道：“你以‘撤职查办’待罪之身，居然发表为驻沙乌地阿拉伯国大使，不但‘撤职议处’未见下文，且官升一等，令人惊异不置（止）。你荣任大使，固然踌躇满志，试问你与你同时被李宗仁所‘撤职查办’的我，又将置于何地？……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何以厚于此而薄于彼呢？”这些话当然是直接责问马步芳，实际也在为自己的委屈而发泄，向国民党喊冤。而且他还对比马继援出任高职而抱怨说：“小儿敦厚、敦静等，于役军旅，不无汗马微劳，何以一在台北，穷至无米为炊。次子敦静早经总统批准来美就医，则办理手续需时八个月之久。”他还在此信中揭露马步芳的丑史，说他“目不识丁，十句中国话也难说得清楚。且成性，罔顾伦常”。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死于洛杉矶。据说：“临危犹嘱其夫人刘慕侠女士，务归葬骸骨于故国。”在以谷正伦为主任委员的“马鸿逵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治丧委员156人的名单中，有马步青、马继援的名字，却没有马步芳的名字。可见二人结怨之深，最终也未能释然。
马继援在台湾被任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后为国家安全局中将顾问，也是闲差。马呈祥被派往金门前线任澎湖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总的说来，离开家乡的人，大多怀念家乡。马步芳之妻自出国后，每与人言及家乡之事，总是流泪不止，马步銮曾对人讲，如能回青海，就是吃土豆也比国外好。他们思国怀乡之情，是值得同情的。历史在前进，祖国一定要统一。“爱国不分先后，统一祖国，人人有责。”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必将结束长期分离的痛苦，在新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得到全民族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