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思想像玄学思想这么让人感到无奈，因为全新、古老、合理、荒诞、高深、浅薄，这么些互相矛盾的词，却是用来形容同一种思想，而且还是在一百多年里给全国造成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所以我们有必要，来看看这种思想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能在那个年代，迷住那么多代表中国人智商最高程度的西晋士族精英。
道家学说在西汉初期的时候，也曾经作为过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可是在汉武帝决心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后，他强迫式的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唯一权威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就不吃香了，在以后的时间里，道家思想逐渐变成一种宗教和炼丹吃丹的养生术，专门信奉道家思想的人，还被人起了个称号，叫做道士。
东汉末年的黄金起义首领张角，就是利用道教的一个支派——天师道，弄了一大堆信徒，后来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因为这个原因，在曹魏帝国时代，道教不仅不吃香，还成为当时政府非常警惕的一种准邪教，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非常多的高官贵族相信道教，成为他的忠实信徒。可以这么说，在曹魏帝国乃至西晋时代，道教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教派。
但道家思想之所以能被士族看中，并且重新抬到治国理念的高度上，不是因为他们信仰道教，而是因为它提倡的思想十分符合自己的利益。
道家思想的核心，正是提倡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本来意思，是要求君主尽量简简单单的和老百姓相处、不要净折腾老百姓。可是到了士族这里，就把无为而治的意思给变了。士族从诞生开始，就拼命的努力扩大自己家族的势力，同时尽力排斥中央集权的影响，老子的无为而治，正好符合他们的愿望：如果皇帝真的像老子说的那样什么也不管，那么士族风光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玄学思想的创始人，是何晏。
要说起这何晏，大家一定十分熟悉，他就是被司马炎的爷爷司马懿干掉的那个曹爽的首席高参，当时被称为明白人的智囊团首领，他不仅仅是士族子弟，还是曹操的干儿子、标准的贵族子弟。
可能大家想不到，何晏虽然是创造玄学的老祖宗，可他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道家学说的人，他在儒家思想方面的学问，反而比在道家方面要深的多，他甚至还和同时期几个名士为孔子的《论语》做了专门的注释，成为了当时十分权威的《论语集解》，据说整整写了十本书。
事实上，何晏并不像后世想象的那样，是个只相信虚无的败家子兼半仙级人物，如果让我客观、完整的评价他，那么我认为，他是处在东汉旧传统和新思想之间的一个思想家，东汉以来传统的东西，在何晏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像曹魏帝国曹丕、曹睿时代的很多名士一样，何晏也参与讨论了用人到底应该是重德还是重才的问题，通过反复论证名声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他得出了一个和历代名士都不同的结论，创造出了自己的新思想——玄学。
何晏认为，虚无是一切的根本，所有一切都是从虚无之中产生的。把这个思想放到政治制度上来说，完美的帝王是什么都不管的，他不求功、不求名，一切东西都不看在眼里，所以才能包容一切求取功名的人，所以才能成为天下的主宰。何晏认为，真正有本事的人，根本不会在乎什么东西，因为他做什么事情，只要吹口气，咣当一下就万事OK了，说白了，就是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在如何做官上，何晏认为，虽然圣人也就是完美的帝王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一般人并不是圣人，所以该做官还是要做官，该遵守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是要遵守。也就是说，何晏的虚无思想里，还是承认人是要拥护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
何晏虽然是最早提出玄学思想的人，但是最终把道家和儒家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人，叫做王弼。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人（河南焦作），他出自东汉时代著名的山阳王氏家族。
山阳王氏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据说，这个家族的祖先，居然是纣王的叔叔比干。不过，这个家族真正靠谱的开山祖师爷，是东汉顺帝时的太尉王龚。在王龚之后，他的儿子王畅当了司空，也成为东汉的三公。王畅有个儿子叫王谦，而王谦的儿子，就是号称“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王粲。
王弼的爷爷叫王凯，和王粲是平辈儿，是王粲的堂兄。在东汉末年，王凯和王粲为了躲避战争，从老家一路南逃到战乱相对较少的荆州（湖北湖南）。当时，统治荆州的军阀是刘表，刘表本身也是个名士，所以他对出身名门的王家兄弟非常照顾，还想把女儿嫁给他们中的一个。王粲虽然名气和文化修养都比王凯要高出一大截，但是他长得丑，刘表不愿意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丑八怪，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王凯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王业，而王业，就是王弼的爸爸。
王粲虽然没有娶上刘表的女儿，但是在那个年代，他还是不愁找对象的，后来他一连生了两个儿子。王粲死得比较早，他的儿子在曹操时代的末期，受到轰动全国的邺城魏讽谋反事件的牵连，全都被镇守邺城的曹丕杀掉了，这样一来，王粲就绝了后。为了给王粲在名义上留个后人，王业就继承了王粲的爵位，这么一来，王弼名义上就成了大才子王粲的孙子。
其实王业继承的不仅仅是王粲的爵位，还有他价值连城的大量书籍。根据《博物记》记载，东汉末年的国宝级才子蔡邕非常欣赏王粲的才气，以至于在他晚年的时候，特地把他一生积攒的书装了几大车，全都送给了王粲，王粲死后，这些各式各样的书珍奇藏书，全都流传到了王业的手里。
在那个年代，出身于名士之家的身份，再加上这么大量的藏书，几乎注定会造就出一个新的名士。王弼天资聪颖，在长辈的教导下，读了很多书，在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口才出众、博学百家。当时的很多高官名士，都和王弼辩论过儒家、道家学说里的内容，王弼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每一次都能把对方驳倒，所以他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王弼生活的年代，基本集中在曹芳时代，当他成年以后，曹爽和何晏的权势已经如日中天，王弼是典型的公子哥，也是标准的青年名士，这样的人，自然会受到何晏的喜欢。据说，何晏一见到王弼，就对他大加赞赏，说：“孔子说过，后生可畏，像王弼这样的小伙子，可以直接和他谈宇宙人生啊！”也就是说，在何晏的眼里，王弼小小年纪，学问就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何晏这样极度自恋的人，都非常欣赏他的学问。
虽然很多人都是这么的力挺王弼，但是唯独却有一个人看他非常不顺眼，这个人就是曹爽。
王弼得罪曹爽，其实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客观的说起来，王弼智商很高，可是情商很低，过于优越的生活，让他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何晏和王弼都是一类人，所以他很喜欢王弼，总是在曹爽的面前说他的好话，曹爽也就真的重视起来，还专门叫人去请，想看一看这位名震洛阳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王弼到了以后，神神秘秘的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和曹爽说，曹爽一听，赶快就把旁边的人都支走了，没想到王弼接下来一直都在说老子、道家那一套，别的什么都没说，曹爽送走王弼，心里一肚子火，心想你小子真能跟我装啊！打这以后，曹爽认定王弼是个只会吹牛皮的花架子，一提起他就皱眉头，王弼本来应该非常顺畅的政治前途，就此打住了。
当时，黄门侍郎（皇帝秘书侍从）这个职位有好几个空缺，后来成为西晋重臣的贾充、裴秀、朱整，现在还都围着何晏转圈圈，何晏为了回报这些小兄弟，就把他们都安排成了黄门侍郎，同时就计划给王弼弄上这个职位。可是，当时何晏和曹爽的另一个亲信丁谧明争暗斗，丁谧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就向曹爽推荐了和自己关系好的王黎。曹爽本来就非常不爽王弼，于是听了丁谧的意见提拔了王黎。
说来也巧，这个抢了王弼官职的王黎，本来和王弼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自从王黎上任以后，王弼就再也不理这位昔日的好友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王弼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超然，也是俗人一个。王黎好不容易当了黄门侍郎，可是还没多长时间就暴死了，这样这个位置又腾了出来，即使是这样，曹爽仍然不用王弼，而是让另一位日后成为西晋开国功臣的王沈接替。就这样，在曹爽时代，王弼始终没能得到重用，何晏因为这个也非常惋惜。
既然仕途不顺，王弼就更有时间去研究各种学说。他的玄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有三点：虚无本体、儒道合体、《周易》道家化。
我们如今的绝大多数哲学思想都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是物质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是物质的、社会是物质的、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而任何事物的静止只是暂时现象，既然能够运动的东西，自然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不可能以我们的主观意志来控制的。
而王弼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从本质上来讲都是虚无的，连宇宙这么伟大的东西，也都是从一片虚无里诞生的。至于老子所说的万物的本质都存在于“道”的说法，王弼认为，一切先有无、后有道、然后才有大千世界。
在皇帝如何执政的观点上，王弼认为，既然大千世界都是从一种东西来的，那么人间的一切也必须要由一个人来控制，而这个人就是皇帝，所以所有人都应该听皇帝的话，小官而要听大官儿的话，百姓要听小官儿的话，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谁都不要有非分之想。
王弼这种新牌儿的道家思想，其实和儒家那种讲究上下尊卑的思想简直不谋而合，而王弼之所以这么想，其实也是因为他早已经综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他甚至认为，老子不是道家思想的圣人，真正的道家圣人，其实是孔子，因为孔子宣扬的那种等级观念和做官做事观念，恰恰反映了道家思想的精华。
其实这都不是王弼对我们后世中国的最大贡献，他一生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把《周易》这本书用道家的理解进行了一次修改，并且这种解释方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周易》号称中国古代传统的书籍经典“四书五经”的第一书，由于它的内涵过于深奥，我就把它的基本思想用大白话说出来。
《周易》一开始不叫《周易》，它只叫做《易经》，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世间万物都有阴阳两极，阴阳分别用“––”与“—”来表示。阴阳符号三个三个的叠在一起，就可以排出八种不同的图形，这就是后来闻名全世界的“八卦”。“八卦”如果两个两个的落在一起，就成了六十四个不同的图形，这就是“六十四卦”。古人还认为，阴阳按照状态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于是，“六十四卦”的每一个卦都会有四种状态，那么《易经》里的所有卦，就会有4069种状态，这4069种状态，可以推算过去、衡量现在、预测未来，可以计算出一切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这么一种神奇的东西，到底是谁创造的，到现在还是争论不断，但是《易经》是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这却是没有争议的，从孔子之后，《易经》都成为了儒家的必读教科书之一，这种情况一直到王弼而改变。
王弼利用自己创新的道家思想，把儒家整理下来的《易经》给详细的解说了一遍。其中，王弼对《易经》最新潮儿的认识就是，算卦不要光看热闹，你要理解卦象的真实意思。有时候你算的那个卦可能是4069个卦里的下下卦，可是你不要着急，你要接着从那个卦在整个易经里的位置来全面正确理解它的意思，算出来的卦不可能全部都是让你高兴的，但只要大体上它是顺的就行，没必要钻牛角尖儿。从这个思想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做人难得糊涂，大事儿上一定要明白，其它的一概好说。
在王弼之后，利用道家思想来解说《易经》就开始逐渐成型，最后，利用儒家思想解说《易经》的学说逐渐消失，而王弼和他学说继承人的《易经》反而流传了下来，最后风靡中国，甚至走到了国外。
值得说的是，王弼第一次摆脱了某一种思想的束缚，开始主动研究世界、理解世界，并能把各种思想综合起来仅仅当成研究、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王弼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人物。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离他们那个年代太远。何晏和王弼之所以会搞出这种思想，和当时曹魏帝国皇权急速衰落、士族势力重新崛起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何晏和王弼发明玄学的这几年，也正好是曹芳年幼即位、曹爽当权乃至最后覆灭的几年，这绝对不是巧合。
同理，任何人的思想，也不可能离他们的身份太远。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士族发明出虚无思想是很好理解的。前面我们反复提到过，士族可都是最少三代的官员世家，而且很多可都是具有百年以上做官历史的巨人家族。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这些士族们的祖先们可就是国家的各级官吏，而且基本都是大官儿，起码都是省长市长一级。所以，士族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优越感。
可是，士族这个阶层很特殊，说他们是天之骄子吧，他们的祖先也只是小老百姓出身，说他们不是天之骄子吧，他们又确实把持了国家的政权，连皇帝也不敢得罪他们。所以，士族的心理很微妙，因为除了极个别情况外，从出身和社会阶层上来看人种的好坏，是极不科学的，农民不一定成不了科学家，工人不一定成不了老板，士族也不一定就比其它社会阶层的人高贵，所以士族就要拼命人为的制造出这种并不存在的差异。
任何人的差距，首先表现在思想上，所以士族就必须在思想上标榜高深，进而标榜高贵。
因为士族是人为制造出高深思想，所以这种行为，就叫做造假，造假造出来的思想，最终表现出来的就只能是一个字：虚。
因为是造假造出的清高，所以嘴里天天说虚无的玄学家们，事实上一点儿也不清高。在实际生活中，何晏和王弼这一批人，在做官做事上，是又假装清高又痴迷官场，可以说是好话说尽、烂事做绝。所以，当时就有人对何晏之类有一句精确的评价：说得好像特别大气实际上很小心眼，嘴上一切好说实际上全是骗人，做人全凭一张嘴，损人害己，祸国殃民。
何晏是曹爽一方的人物，而王弼又是何晏最为器重的小兄弟，在司马懿发动政变的那一年里，何晏被杀死，王弼被免职，又在当年秋天暴死，玄学两大创始人，就这样在同一年双双毙命。司马家族是提倡儒家老传统的，他们掌权以后，又正式重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何晏和王弼曾经风靡一时的玄学思想，也就伴随着司马家族的政变而突然衰落了。
然而，像道家学说论述的那样，低谷，往往又就是新增长的开始。玄学看似沉寂了，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卷土重来，最终进入它的鼎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