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
个人是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的幸福离不开所在群体的公共幸福。旧中国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幸福，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盘剥下，普通人民的生活毫无幸福感可言。
进入新中国，虽然物质基础依然薄弱，但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各个五年建设计划顺利实施，工农业生产呈现新气象，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新面貌。这时候的幸福，是人人平等、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幸福。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号召大家勤劳致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于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招商引资，开发项目工程。人民群众则忙着下海经商、争当“老板”、“万元户”。这时期的幸福，是摆脱物质匮乏、实现丰衣足食、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幸福。
进入21世纪，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的路上，人民群众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曾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早已成为历史，收录机、自行车、手表的“两转一响”也已成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基本配置。空调、冰箱、洗衣机在农村也成为普通家电，电脑、轿车正在走入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家。但是，幸福生活的内涵在老百姓的心中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医疗、教育和住房被老百姓调侃为“新三座大山”，成为影响幸福感的大障碍。老百姓的幸福话题，也都与这几项密切相关。家人生病了要不要上医院，高昂的医疗费会不会让全家“一夜回到解放前”？孩子能否进入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们有没有负担得起的房屋？老人退休、失能了是否能得到基本的照顾和医疗服务？是否能经常看到蓝天白云，出行不必戴着口罩抵御PM2.5？河流湖泊是否小鱼畅游，而不是蓝藻横行，污水横流？买了车的人们是不是为没地儿停车而苦恼？这一个个看起来琐碎的问题，却事关每一个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最早对幸福做“公共幸福”和“个人幸福”划分的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全城的公共幸福和一个人的个人幸福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还有形式上的区别，因为公共幸福在性质上有异于个人幸福，正如部分的性质不同于整体的性质一样。托马斯·阿奎那在量和形式两个方面说明了公共幸福是不同于个人幸福的，虽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
思想带有一些神学色彩，但是这一观点却有重要意义。
在当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民的公共幸福，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关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中是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代表的定性，《共产党宣言》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立场，他强调，新社会的社会生产要“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全面的自由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普遍受益的原则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他们是改革开放中获益最多的群体，他们手中握有巨大的财力、物力、权力，甚至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阻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有时候，“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幸福而工作，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这肯定不是公共幸福。党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共享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共幸福。
一、个人幸福生活离不开公共幸福
（一）政治清明国家稳定为公民树立了安全幸福
十八大报告中将政治清明列入其中，给政府官员打了一支清新剂，也给公民打了一支安定剂。政治清明和国家稳定既是国家利益的体现，也是公共幸福的国家层次的最终体现，更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安全幸福。没有国家的稳定，政治的清明，个体的幸福生活的建立就没有了安全的保障。看一下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民众的生活，受战争的影响，国内政局一片混乱，政治制度趋向崩溃。这些情形更从反面证实了国家稳定和政治清明是安全幸福生活的基础。
回顾历史，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的典范，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能够虚怀纳谏，接受批评，大臣能齐心辅助安心治国，政治清明若水，鲜有冤假错案，向来为中国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唐太宗李世民先后接受了谏臣魏征二百多次批评规劝，所谓忠言逆耳，不仅仅魏征，在贞观年间还出现了许多冒死直言进谏之士，他们帮助唐太宗少犯许多错误，使其明察秋毫，知人善任。唐朝的政治清明开创了中国
历史上的“贞观”盛世。
（二）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为公民树立了自信幸福
经济的稳定增长给国民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是物质上的丰富和生活上的富足，但是更主要的是给国民带来了自信的幸福生活。幸福社会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上层建筑形态，这种上层建筑形态要得以建立和稳固，就必须有坚实的、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幸福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上的富足，但谁都知道，没有物质上的富足，幸福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从谈起。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不幸福状态，就是由于物质的贫乏所引起的。因此，对于幸福社会的构建而言，发展经济、壮大经济实力，肯定是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没有整体上的经济增长的保障，国民的物质生活便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电影《一九四二》反映了没有经济厚实的保证，人民就会颠沛流离，仅仅为了一个馒头就会引起混乱和社会的动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国家保证经济的发展，才能为国民创造出致富的机遇，也才可以让国民有过幸福生活的动力和欲望。
经济繁荣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构建幸福社会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不和谐问题，打牢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快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是实践再次证明了的一个朴实的真理。“穷生斗，富生安。”离开了发展，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就难以解决，社会就难以稳定；离开了发展，人民幸福就无从谈起，最终构建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最终也就无法构建幸福社会，公民的幸福感更无法有任何提升。
（三）社会公共基础服务为公民树立了基本幸福
社会公共基础服务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基础的生存保证，以2008年经济危机中冰岛国家经济崩溃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国家经济崩溃，但是由于国家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民还可以相对安全自在地生活，国家经济衰败并未对国民产生较大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公共服务对于国民幸福生活的影响。在社会公共服务中，影响较大的便是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学说，也是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的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包括了丰富的内容，但在这里强调的是其特点之一即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水平。这种公共服务包括了教育、卫生、养老、低保、失业救济、住房、文化等多项公共服务和社会民生保障。没有国家公共服务的保证，也就没有个人幸福生活服务的保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