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岩虽然名声和威望已经树立了起来，在此地也算是一言九鼎，还远远谈不上有基础。
对宜昌地方的渗透与控制，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要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将宜昌人与事及农耕生产组织好，源源不断的抽取税赋为军队所用，还要使民众拥护、支持李岩，相信李岩是保障并且有能力保障他们利益的，并乐于将子弟送进军中参军，最终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
唯有做到这一步，才能真正算在一个地方根基扎实。
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平衡方方面面的矛盾，要缓和方方面面的紧张关系……要扶持哪一阶层的势力，要怎么扶持，扶持他们要怎么确保他们对李岩产生向心力，要压制哪一阶层的势力，要怎么压制，压制他们要怎么确保他们不会出现剧烈的反弹甚至破坏地方有序的耕织生产？
在刚到这个世界时，这些问题就在李岩的脑海里打转，此时，李岩身边能绝对信任的也就只有高顺，这些问题也不能与他谈，而宋献策还需要在相处一段时间。
李岩此时手里最紧缺的不是银子，而是可用、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人才。
要说地方乡豪势族手里掌握的人才最多，也最成体系，一般说来，在地方上只要取得乡豪势族的支持，就能通过他们控制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迅速的控制地方。就像李家，李岩只是取得李家微弱的支持，就有各样人手源源不断的送来，而记忆中李家可只是一个并不算大的家族而已；就这样的家族，如果能全力支持李岩的话，李岩也能轻松的治理这一府之地了。
但是，这样的大族也通常都有自己的向心力，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诉求，可同甘、难共苦；这些势力虽然要用，但一定要限制着用。
相对来说，此时有共同敌人，目前宜昌的这些人是可以信任并借用的，不过李岩还是有重点的进行选择。
首先是要选择年富力强且有真才实干的人手，再一个就尽可能的从社会中下层选拔人手，这有利于缓和中下层贫佃民与一层乡豪势族、田主、商户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捡贤能补官吏的名单表面上看是这些人都是在此地颇有名声的，也都是熟悉地方民情事务的贤能人士，不一定都有功名在身，但都是读书人的身份，分布各乡各里，在乡里有一定的声望，有利于整个宜昌府迅速恢复秩序。
外人可不知道，这些人可是没有一个是哪个大族的继承人，这样的话，这些人从家族中的得到的支持就不多了，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依靠李岩了。
人心一般都是看不得别人好的，纵然这些家族不会偏袒，但是每个家族的主要继承人可都是不会让人爬在自几头上的。
一般县里主要事权分属六房：前三房为掌官吏任免、考绩、升迁之吏房；掌军政乡兵、县刀弓手之兵房；掌刑法、狱讼之刑房，此三房最为重要，每个县中都基本有设；后三房为掌田赋、户政、仓储之户房；掌礼制、县学之礼房；以及营造、屯田、水利之工房，此三房一般除了大县都不常设；至于县丞和主薄，编户不到二十里的县，是不设县丞、主簿的，由典史承担县丞、主簿的责任。
这次补选贤任事，也是一个在此地扎下根基的重要机会，因此李岩的意见是每项职事尽可能补足一正三副的人手，除了减轻县里民众傜役负担外，更重要的是进行人才储备。
当世民众的识字率很低，宜昌因为位于交通要冲，商业发达，因此识字的人要比其他地方要多不少，虽说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乡豪势族子弟，也有相当一部分为平民阶层，从中选拔、培养出有才能的基层人手来，不是什么难事，关键这时候要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名目。
夜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清理名册，又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决定要提拔选用的人选，然后通过现场观察决定每个人的职务。
不过，此时也就只是把各县以及府里的官吏补充了一下，而乡里之间，李岩一时还没有机会去动手，此时，要动这些乡里之长位置，阻力太大，只能等战事完结之后再动了。
这时乡里事务都由里长、甲长掌握，完全按照约定俗成的乡风民俗行事，这些里长、甲长实际上又是乡豪势族的代表。
这些人又施加影响，推荐给县里吏员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李岩此举表面上是对通匪案进行彻查的需要，有这个借口，别人也不便阻挠，实际上则是加强了县里对地方事务的集权，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限制乡豪势族控制乡里的势力。
这次补选的官吏都是从各乡各里捡选，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人脉与声望基础，也是各方面至少能勉强接受、不便公开议论的人选。
周辰等到喜讯本想回家好好庆贺一下，才去县里正式任事。他本人一天之内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也需要时间好好消化一番。但是，既然知府要求他尽快上任，他也只能迅速的赶到家中，跟妻子和家中的长辈说了一下，就先赶去夷陵，至于家人等收拾好之后才能前去。
李岩一早也都通知了下面几县，此时，除了夷陵还有一个刚任命的巡检之外，基本其他两个县都没有了主官，只有些吏员、教授、驿丞等不掌权的属官可能还在，其他几乎都被一网打尽。
来到这个时代，也有一段时间了，李岩也熟悉了这个时代，可能有些官吏是不得不贪，只要贪污受贿了，就肯定要出卖朝廷的利益了，体制如此，洪武大帝虽然是一代伟人，但是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他天生对商人就有隔阂，不知道商业的利益可以让人灭家叛国，也没有注意到商业才是一个国家的主要收入，而导致了本朝商人地位过低，商税基本和没有没什么两样。
而商人为了利益地位就来拉拢官员，官员也因为俸禄过低，享受不到作为人上人的快乐，于是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