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体面的结束“胶澳事迹”，日本政府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要求，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逮捕，并移交中国政府。1914年11月8日，从日本友人处获得消息孙中山乘船离开日本。次日，孙中山乘的邮轮达到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是孙中山的旧友，
他机警地把孙中山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船长问警察长：
“什么事？”
“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
“姓孙的？这佯的船客我们没注意到。”
“中国的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上，船长不能隐藏呀！”
“不会。”
船长举起一只手摇了摇，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身份来日本时我见过他。如果他乘这条船，我不会注意不到的。”
船长随即打开办公室的门让警官们进去。他镇静自若地说：
“请先坐下，我拿名册给你们查对，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
“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用不了很长时间。”
警察长说。
警官们在船上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长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喝了茶。
孙中山有惊无险，过了这一难关。十天后，邮轮抵达夏威夷，尽管有中国政府的抗议，但是美国政府却无法阻挡身为“出生于美国的美国公民”孙中山的入境，美国政府更没有责任将本国公民移交中国方面，由此，孙中山进入美国得已成功躲避中国方面的追捕。”
1914年12月15日《华盛顿邮报东方革命领袖的逃亡之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对于孙中山而言，这无疑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感孤独的一段岁月，曾经支持其革命的日本，为结束同中国的冲突，停止对他的支持，甚至要逮捕他并将其移交中国方面，最后迫不已经，他又一次选择了逃亡。
这时候，孙中山他们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在生活上也是艰难备尝，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平时，孙中山经常吃红薯，喝红薯汤，生活极其俭朴。
孙中山目睹革命党人流亡异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又无力援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美国之革命党人，经济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顾。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
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而孙黄两人决裂，欧事研究会的成立，更是导致两人进一步分裂，革命党海内外其筹款陷入极度困难之中。
尤其是“胶澳事变”中，革命党持以同日本合作的态度，更令海外华人怒愤，一时间，革命党于海外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处在这样的逆境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垂头丧气，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不过对此，孙中山则不以为然，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苦劝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告诫他的同志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
同时孙中山还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斗争方面。他继续在美国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以策动国内反袁起义，而思想较激进的中下层党人，更是鼓吹实施“暗杀”。
正如晚清时期，革命党人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而对于那些思想激进的中下层党人而言，实施政治暗杀似乎又一次成为“打倒袁世凯”的有力武器。
一时间，在夏维夷，这个聚集着数百名革命党人的地方，华文杂志、报纸，无不在鼓吹着“继续革命，暗杀要员”的文章，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
不过对于孙中山而言，与中下层党人鼓吹暗杀不同，对暗杀，他即不反对，也不支持，不过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并不介意通过暗杀行动，去鼓励人心。而在孙中山在美国四处奔走，向华人演讲筹措军费的过程中，曾经支持革命的华侨，却是出人意料的冷漠，甚至就连同“致公堂”也对其关上了大门。
“李子诚！”
在旧金山的一栋公寓内，正在书写着文章揭露袁世凯本质的孙中山却突然停下笔来，他看到文章上写出的这三个字，眉头却是一皱。
无论是孙中山或者袁世凯，对于华侨来说都太过遥远了，但是李子诚和他们的距离却非常近，他同样也是侨民中的一员，甚至直到现在，美国的华侨仍然以其为其骄傲。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心理上，本能的倾向于李子诚。
无论如何揭露袁世凯的“面目”，可对于那些华侨而言，他们对于李子诚这个“华侨的骄傲”却是信任非常，不仅仅是因为其在“胶澳事变”中的表现，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对华侨的关心。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华侨是靠开洗衣店维持生计。在中国，洗衣服这项工作都是由家中的妇女来完成的，男性一般不洗衣服，也根本没有洗衣店这种生意。也就是说，所谓由华工经营的“中国洗衣房”完全是在美国才有的。中国的男性之所以要从事这种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工作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开洗衣房即不需要太多本钱，也不要求太复杂的技术。只要拼命干活，维持生计应该不成问题。于是，城市里开始到处是“中国洗衣房”的标志。渐渐地，中国人靠着勤学苦干，加之低廉的收费，在这一行里做出了一点点成绩。
开洗衣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首先，必须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地凑够本钱，或者一些人组织在一起各自出一些钱形成基金，每年把钱贷给其中一个成员。这样，每个成员基本都能排队等到一笔相当的贷款，用来做自己的生意。本钱有了，“中国洗衣房”开张了，接下来就是拼命地工作了。
一般的洗衣房都是前店后家那种。洗衣店老板和合伙人或员工都住在店的后面狭小的房间里。每天一早开工，有人不断出去取客人的脏衣服、床单之类的，另外几个人则从早到晚地洗、熨、烫、上浆。一拨刚洗好下一拨又到了。大多数时候根本不能有休息的时间，午饭基本草草了事，晚饭往往要到了深夜才能吃上。
一整天就这样不停地工作，简直与奴隶无异。由于大多数工作要站着完成，熨斗又非常重，很多洗衣工年纪轻轻都患了腰背疼痛的疾病。此外，由于一天从早到晚居住生活在洗衣店里，洗衣工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多人在那种小小的店面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背井离乡，单调枯燥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活动空间狭小，加上身边妇女的严重缺乏，很多洗衣工就是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挣扎着。支持他们生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攒下一些钱后衣锦还乡，回到家人身边，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事实是最后能够实现理想衣锦还乡的洗衣工非常之少。
可即便如此，“中国洗衣房”仍然开遍了美国的大城市，在纽约的“中国洗衣房”几乎遍布城市的各条街道，此时在美的华人里开洗衣房或在“中国洗衣房”里打工的中国人加起来占所有华人移民的四分之一还多，正是洗衣房养育着在美国的华侨。
而在两年前，当连云港生产出第一批洗衣机和新式熨斗之后，在未投入市场之前，即通过致公堂向美国华侨提供了数千部洗衣机、烘干机以及轻便的熨斗，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自助式的洗衣机、烘干机亦投入美国的中国洗衣房，上万名华侨因此受益。
可以说，对于华侨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给他们带来实惠的李子诚，所以当李子诚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不会去相信被揭露的“独裁”面目，更何况，在他看来，现在，中国似乎比过去更好了。
中国打败了日本，国际地位似乎也提高了。这不正是革命的目的吗？既然目的达到了，为什么还要革命？相比于用靠着洗那一件件“六美分”的衣服，累断腰才积攒下的钱去买那时不知何年才能兑现的“革命债券”，他们更愿意购买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券或者淮海银行发行的实业债券，那些债券可是年年结息的，而且相比于“革命的破坏”，那些债券却是用于国家的建设。
正在整个着电报、信件的宋庆龄能够清楚的看到，此时背对着她的孙中山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从去年开始协助大姐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再到去年九月在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之后，她一直勤奋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所有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担起来并完成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在孙中山流亡美国之后，长年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了解美国人，同样也了解这个美国，她一直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她看到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无限敬佩。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下，她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她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心中燃烧着一种火热的激情。她曾写信给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说：
“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做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她还曾默默地自言自语说：
“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
孙中山在一再失败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从宋庆龄的支持鼓舞和帮助照顾中得到了安慰。可以说，在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一直在宋庆龄那里得到支持和鼓舞，尤其是面对现在的困境，更是如此。
将整理好的电报、信件给孙中山送去时，宋庆龄看着满面尽是烦燥之色的孙先生，便关切的问道。
“孙先生，你在想什么？”
眼睛余光落在那篇演讲稿上，宋庆龄赫然看到三个字“李子诚”，没错了，就是他了，能让孙先生如此烦恼的，也就只有这个虽人不在美国，却在美国影响甚大的人物了。
在“张园案”后，一开始人们纷纷指责袁世凯居心叵测，当时在美国的革命党人，包括孙先生在内，都曾在私下里“庆祝”这“狗咬狗”式的内哄之时，却又为其命运惋惜不已。
即便是李子诚的敌人，也很难能指责他什么。在绝大多数时候，他都占据着道义的致高点，不过宋庆龄却知道，对于革命党而言，李子诚是“不逊于”袁世凯的巨奸大贼。
在革命党中下层也有人鼓吹刺杀这个“巨奸大贼”，可在这个其被刺伤的消息传来后，除去极少数激进者叫好外，更多人却沉默了下来，而孙先生也暗自忧心不已，最终，正如孙先生担心的那样，在指责袁世凯之后，由梁启超起，人们又将矛头对准了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以及孙先生。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着，孙先生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刺杀李子诚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制造动乱，煽动内战，从而谋求“一党之利”，而且梁启超的理由极为充分，他不仅历数晚清时革命党人的刺杀行动，而且还拿出革命党在美国创办杂志、报纸上“鼓吹暗杀”的文章，以及暗杀名单中李子诚赫然排名第一位作为佐证，甚至于，在那些杂志、报纸上，刺杀李子诚的原因非常简单，一是其人“顽固反对革命”，二是其人“执掌重兵”，“李氏身死，中国即陷纷争，如果革命即可乘乱功成”，这些话，在过去不过只是革命党中激进人士的狂言，可是当刺案当真发生之后，狂言一经有心之人分析，即成为“宣言”。
而这种刺李“宣言”却让革命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在半个月前，洪门“致公堂”堂主司徒美棠清楚的告诉孙先生，他们不会再给其任何支持，甚至要求孙先生“退出洪门”，就在两天前，孙先生在纽约举行演讲时，会场更是遭到冲击，与过去受满清或袁逆指使不同，那次冲击却是“洗衣人”的自发行动，理由非常简单——“刺李之罪”。
或许外界会猜测孙先生是不是幕后指使者，但从去年九月就充当孙先生英文秘书的宋庆龄却知道，至少从那时，直到现在，虽说孙先生对李子诚极为恼怒，但是他绝没有指使任何人行刺李子诚。
“孙先生，刚才收到一份从国内发来的电报，李子诚的伤势已经稳定，据说是使用了一种连云港研制的新药！”
出于安慰先生的目标，宋庆龄用说着新鲜事的口吻说道着。
“哦！”
虽是面无表情的应了声，但孙中山还是来了兴趣。
“新药……”
感叹一声后，孙中山又说道。
“李致远长于实业，擅用长技之士，这人……”
望着窗外，想到“二次革命”时，同李连云彻底决裂的原由，孙中山不禁一阵懊恼，如果当年没那么做的话，或许……
“这伤势愈合了，想来，李致远也快要到京城当袁世凯的国务总理了，这中国啊……”
想到李子诚即将出任国务总理，孙中山却第一次觉得革命的前景渺茫，李子诚和袁世凯不同，固然，李子诚或许有着“子待人以诚”的名声，可在他看来，李子诚的心机远非袁世凯所能相比，他做事，更慎密，更富远见，更……这样的人出任国务总理，那革命的前景……
虽说不愿意提及那件事，但宋庆龄却是知道，这件事瞒不得。
“孙先生，电报上提到，李子诚已经回电袁世凯，不日将启程前往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