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端坐在包下茶楼的二楼临窗口，一边默默注视楼下繁华喧闹的广州街市，一边静静聆听手下汇报。
来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已经过去了一个来月时间，有着随行三万乡勇队精锐战士保驾护航，他很轻松的便在广州城站稳了脚跟拿住了权力。
刚开始时，广州城里的大小官员，以及数十万百姓商贾，可被他带来的三万精锐将士吓得不轻，生怕来了伙匪军贪婪无读盘剥严苛。
结果驻扎在城外四方的乡勇队三万精锐表现完美，不仅军纪严明从不绕民，就是稍微一些过分举动都不许有。
这一下，羊城百姓好奇了，心中的忐忑放下了一些，对于城外驻扎的那三万精锐官军很有好感。
能没好感么，官军什么鸟样羊城百姓可是深有体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洋人出现以后，驻囤广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清军不要太多，那军纪松弛得真没法多说。
一到休浴日那就是羊城周围百姓的灾难日，那些出得军营的兵大爷们吃霸王餐嫖霸王鸡还是轻的，动不动便是拳脚相向肆意妄为，比起山上那些大王们都有所不如，羊城百姓能有好感才见鬼了。
像乡勇队这样守规矩的官军实属罕见，头一次碰上要说没半分好奇怎么可能？
安徽清军的赫赫威名羊城百姓倒是听过，可是亲眼所见还是头一次。
与严重依赖两广筹粮筹饷的湘军不同，乡勇队可是有自己的财政体系，根本句用不着向外界求爷爷告奶奶，也是因此乡勇队与其它清军部队很少有深入交流，因为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与乡勇队最为亲密的清军部队，当属江忠源所部楚军人马，谁叫乡勇队刚刚崛起之时两军又很长一段时间联合作战的经历。
之后江忠源战死庐州，左宗棠在吴可的帮助下，顺利接手了楚勇的指挥权，所以左宗棠部对乡勇队的底细也十分了解。
更不要说，在河南和淮北那几年并肩作战的时间里，左宗棠部楚军干脆学习乡勇队建制，几乎就是一个简化版的乡勇队。
左宗棠虽然不像吴可那般会合理敛财，但跟着乡勇队一起行动多年，积攒起来的家底也十分丰厚，养上数万军兵不在话下。
在河南两次剿匪，还有两次支援京畿，乡勇队基本上都是独立作战，与河南清军以及京畿清军的交流不多。也就是在京城保卫战中，因为人手不足的缘故乡勇队才与京城守军混合作战。
可就算如此，随援的乡勇队精锐也是单独立营，没有跟京城守卫清军有过多接触，乡勇队的底细也没有暴露于京中大佬眼底。
两江清军算是与乡勇队配合得不错的清军部队，没办法连两江清军的整编都是乡勇队派出大队教官亲自训练，是除了左宗棠部楚军对乡勇队最熟悉的清军部队，可就是这样两江清军与乡勇队依旧是不同的两个体系。
三万乡勇队精锐战士以他们严格的军纪，让羊城百姓大生好感。
紧接着乡勇队又贴出招工告示，招募了数千羊城底层百姓做工，间接更是让数千个家庭受益，这一下更得民心之前的闲言碎语也慢慢消失无踪。
果然中国人是最容易适应环境的，见城外驻扎的三万官军没有饶民之举，城里的百姓虽然心中依旧带着担忧，但广州城很快就恢复了原本的繁华和喧闹。
与前任劳崇光交接用去了小半个月，之后又是与广州城里的大小官员了解情况，又花去了大半个月时间。
等他对广州局势有了个大概了解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去一月有余。
广东局势真的不容乐观，被洋人渗透得实在太过厉害，民心都不一定在朝廷这边，万一有事也不用指望地方团练武装能帮上什么忙。
首先就是民心问题，这儿的‘汉奸’实在多了点。
早在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
因此，历此对外作战时，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
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
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
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
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真真是汉奸成群贼寇聚窝，广州就是这么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