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晓是不是那位上京的安南使者马屁拍得到位，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朝堂几派大佬竟然都在短时间内被说动，答应出兵围剿进入安南的大清土匪！
“没想到那孙子还有些本事，当真看走眼了！”
吴可接到京城先一步传来的消息，心中的诧异可想而知。
“原来如此！”
等到京城盟友大学士桂良传信过来，他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安南国在京城也是有消息来源的，那位安南使者一到京城立即携重礼拜访恭亲王，转过身来又跟顾命大臣之首的端华搅在一起，估计也达成了什么秘密协定，结果安南使者在朝会上刚一提出请求大清出兵的要求，立时便得到了朝堂大半大臣的支持响应。
加上那两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也表态支持，事情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桂良等中立派大臣还没反应过来，事情已成定居再多说什么也没用。
经过仔细打听他们才明白，因为帝后党和王公党联盟急需亮眼表现，想要在朝堂上压顾命大臣们一头，自然对如此大好良机不会轻易放过。
出兵国外啊，虽然是临近的藩属国，但这对于本身就陷入内乱之中的大清而言，那真是要多长脸就多长脸的事儿。
顾命大臣那边也基本上是同样情况，就算知道阻止了不帝后党的动作也要插一手分润功劳，绝不能让政敌好过了去。
结果就是这样，安南国使者巧妙的利用了朝堂火暴的斗争形式，轻而易举便达成了想要的结果，而且无论帝后党与王公党联盟还是顾命八大臣一系，都非常乐意做成这事。
在那位安南国使者的极力恳求下，朝堂这次难得的高效了一次，决定出兵帮助安南国剿匪的三天后，盖有两宫太后印玺的正式旨意便出来，果然出兵的主力是两广清军，负责指挥的自然是两广总督吴可！
吴可气得够戗，对朝堂上那般如此没坚持的大臣很是无语，就为了那么点点虚名都付出多大代价啊，丫的真以为出国作战跟过家家一样？
朝廷随手就把他给卖了，他当然不会轻易遂了安南那帮孙子的意。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最后看谁斗得过谁？
驻守广西河池的湘军蒋益澧部突然接到两广总督衙门命令，出兵临近的贵州支援当地清军弹压叛乱的苗民。蒋益澧不敢怠慢，接到命令后不到五天便做好了出征前的一切准备，而后在第六天清晨全员出动直扑临近的贵州山区。
蒋部离开河池大营后第三天，湘军另一位大将刘坤一便率部进驻河池，同时还做好了尾随友军人马杀奔贵州山区的前期准备。
不仅仅只是蒋益澧和刘坤一，坐镇桂林的广西布政使，同样出身湘军的刘长佑也接到命令，随时做好前往贵州支援的准备。
当然吴可并不是针对湘军人马而是现实需要，此时石达开部太平军已经跟四川清军打得不可开交，作为邻省遥相呼应的友军还是熟人出面最好。
石达开手下大将李福猷军锋甚锐，2月19日在大中坝全歼地方团练三百余人，次日乘胜攻克石(石主)厅城，驻军四日城乡贫苦百姓参军者数千人。24日他们主动放弃石(石主)，向涪州前进。
而另一位太平军大将赖裕新则率领后军进至丰都的高家镇，击溃当地的团练屯营于高家镇、王家渡一带准备抢渡长江。因为骆秉章早已下令把江中的船只全部集中北岸，所以无法抢渡只好到涪州来会师。
涪州地处长江南岸，乌江于城东汇入长江枕江依山形势险要，下通云阳和夔州上通重庆是川东重镇。在石达开部队到达以前，四川清军早已经加固城墙，并封索了长江，将所有船只收泊于城下。
1862年3月下旬，太平军在涪州附近会师，沿乌江东岸连营二百余里，旌旗相望金鼓相闻。竖太平天国大黄旗于插旗山，涪州城中抬头可见。
石达开部太平军人数超过十万，对外号称二十万声势之大军容之盛，是涪州城清军生平所仅见，涪州知州姚宝铭写血书向成都告急全川震动。
当时李蓝叛乱武装余部周绍涌等人在川东大竹、垫江一带活动，他们听到太平军大举入川的消息，欢欣鼓舞要想前来会师，全军奋战一直打到涪州对江的鹤游坪，与太平军营地相距不过百里隔江相望。
可惜清军早有准备严密封锁长江，两部人马始终未能会师导致所有战力不能往一处使。
骆秉章收到涪州的告急文书，急派道员章源率湘军军千余人，水师炮船数十艘赶来布防。另调皋司刘岳昭之湘军，副将唐友耕巳革知府唐炯之川军增援，并从贵州增调清兵入川作战。
这时太平军已在眼前，清军援兵不知何时才能到达，远水不救近火，姚宝铭急得手足无措。恰巧当时清军参将徐邦道回籍探亲，姚宝铭就央求他出来主持防务。徐邦道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财产极为卖力。
为了便于守城他不顾城外百姓的死活下令放火，把城外的民房一起烧光，用这些民房的砖石修墙筑垒以作负隅顽抗。
而这边石达开已经挑选识水性的战士，采用奇袭的方式，于4月1日夜半在涪州上游朱家嘴一带突破乌江，随即在江上扎起浮桥大队人马陆续过江，清军兵勇闻风溃逃沿乌江西岸二百余里的防线顷刻瓦解。
次日，太平军占领涪州城南的高山，遍地扎营。以南门外黄泥波为中心，东折，过石嘴，仰天窝、下火炮铺、半边街、盐店嘴抵涪陵江；西折，经六郎街、演武厅、远北至龙王嘴，抵蜀江，太平军所踞黄泥坡、仰天窝，皆高瞰涪城，相距不过数十丈时以铣轰击城中。
4月5日，石达开把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亲临城下指挥攻城。这时清军焚烧城外民房的大火还未熄灭，居民呼天抢地惨不忍睹。石达开对此十分痛恨，立刻写了训谕射入城中，痛斥地方官的残暴，号召涪州城内四民起来反抗清朝官兵，投向太平军。
4月5日石达开亲临前敌指挥攻城，当天即获大胜涪州城外敌垒被一举扫平，负责涪州防务的清军参将徐邦道几乎被活捉。
但从第二天起连日大雨不能进兵，太平军就潜挖地道准备用火药炸城。他们在黄泥坡大营附近的草屋中大打锣鼓通宵达旦，以掩盖挖掘地道的响声。城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在演戏只有精明的徐邦道识破了太平军的计策，在城内挖壕灌水加以阻拦，以致潜挖地道一直未能成功。
四天以后雨住天晴，由唐友耕、唐炯所率领的清军援兵已经到达。唐友耕原是李蓝叛乱武装中的一个小头目，叛投清军之后依靠残杀旧日的兄弟极为不断升官，是四川叛乱武装必杀之而后快的目标之一。
他们于4月10日到达涪州，12日就商量出城反攻太平军的策略。当时太平军在城外的主要阵地共有三处，即黄泥坡、龙王咀与仰天窝。
唐友耕、唐炯与徐邦道用拈阄的办法决定各攻一处，结果唐友耕拈得龙王咀，唐炯拈得黄泥坡，徐邦道拈得仰天窝。而此时湘军刘岳昭的五营人马，较两唐晚一天，且是驻军于江对岸之北山坪。
唐炯对于湘军奉命远道赴援却不与石达开交战十分不满，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楚军(即湘军)畏之(指石达开)如虎。自(石达开)窜蜀来，无敢撄其锋者。而刘某(岳昭)尤庸劣，贼在南岸．辄引军向北岸行，或偶到南岸，闻贼至急逐去。”
当两唐匆匆赶到涪州后，迫于军令不得不向太平军发动攻击。但他们和徐邦道谁都不敢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因此只得最后采取拈阄之法来决定，可谓千古奇谈。由此可见，对于石达开，当时并非单单是湘军刘岳昭一人“畏之如虎”，两唐、一徐也彼此彼此。
也就在这时，两广总督吴可下令手下将士源源不断增援兵力空虚的贵州，在当地清军的配合下轻松站稳脚跟，并迅速接手围剿叛乱苗民的战斗，同时严密关注四川战局随时准备过去增援。
果然，骆秉章得到消息后大为兴奋，甚至还亲自写信给吴可表示感谢，溢美之词就像不要钱般奉送。
不怪他如此激动，要知道吴可派往贵州的湘军部队，在整个湘军系统中都是数一数二的精锐，蒋益澧，刘坤一还有刘长佑都是战功赫赫的大将之才，却是四川清军最为缺乏的人才和战力。
吴可除了派遣三支湘军部队陆续进入贵州帮助弹压地方之外，还要求广西巡抚劳崇光征召部队做好出战准备，一旦四川有事蒋刘等人率部支援四川清军后立即顶上，以防备因为清军的突然调离让贵州作乱的苗民抓到机会。
吴可这时候也真没闲功夫太关注西南战事，他此时被一个等候已久的消息吸引全部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