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江流言越演越烈，甚至传出有湘军将领逼迫曾国藩皇袍加身这等耸人听闻的谣言，朝廷对湘军以及曾国藩越发忌惮之时，一个爆炸性突然从两江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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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错吧，曾某人竟然向朝廷主动裁撤湘军？”
吴可听到消息时吃了一惊，顾不得失态急忙确认道。
“大人消息千真万确，消息从两江传来，此时曾国藩的奏折已递到京城！”
来汇报的手下幕僚急忙说道，脸上说不出的古怪。
“嘿，没想到曾某人倒真舍得！”
吴可轻笑出声，很快恢复激荡心情平静说道。
……
就在各方势力被曾国藩的突然举动弄得不明所以之时，湘军内部也炸开了锅。
就在湘军众将逼宫不久，曾氏兄弟曾有一番密谈，曾国荃私下找到曾国藩，干脆开诚布公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
这其实就是赤落落的鼓动造反了，显然朝廷的一再压迫躺这位性格暴躁的湘军悍将起了逆反心理。
谁料曾国藩把脸一沉，说这种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真是糊涂啊！
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浙江巡抚是他曾老九，四川总督是罗炳常，江苏总督是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多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把现在被捕的长毛将领说动，让他们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天国降兵跟随你造反。
这样，手上就有三十多万精锐之师。有这些兵马，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对于九弟曾国荃，曾国藩一直抱有感激之情的，弟弟自从咸丰六年筹建“吉”字营跟随曾国藩打仗之后，攻城拔寨战无不克。
有一次手下湘军大将问曾国藩，对于曾国荃，他这个做兄长的，有什么看法，曾国藩的回答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在曾国藩看来，曾国荃算是一个军事奇才，但在治理国家以及人情世故方面，缺少智慧，显得相当不成熟。眼下想要裁减湘军，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曾国荃的支持。
曾国藩很不已为然：表示老九你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在湘军中，有很多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享富贵。先说李鸿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李鸿章多么聪明啊，名利心极强他当然不会轻易丢掉现有的权力和地位。
并且，你看看现在这支湘军吧，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精锐早已打光了，那些优秀的人早已牺牲，部队已呈老态，哪里还能再打仗呢？
再说一干长毛将领，他们不投降就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一旦他们投降了就是咱们的走狗，以咱们与长毛的深仇大恨，谁还听他们的！
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我现在这个样子，又有多少骨头可以扔给他们呢？
不仅如此，朝廷对湘军十分忌惮，已经不在躲躲藏藏赤落落的表露在外。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
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
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湘军这样的制度朝廷怎会满意，合着湘军就是湘系将领的私人武装，跟朝廷没多大关系了？
自古以来，中央最忌的便是拥兵自重的藩镇，湘军模式绝对有成为藩镇的基础，朝廷不打压那就不正常了。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
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从这次事件便可看出，朝廷对湘军的防备之深，再对比一路扶摇直上的乡勇队统帅吴可，赤落落的差别待遇。
乡勇队实际上也是吴可的敌军，但吴可从没在外显露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配合朝廷的调度，最重要的是乡勇队乃纯粹的军事组织，不像湘军这般领头人都是文人阶层让朝廷忌惮。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
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
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
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
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朝廷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朝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朝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大半江南地区，切断了朝廷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
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
而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和乡勇队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而乡勇队又交恶皇帝不得重视，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同治员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
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
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加上四川总督骆秉章，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
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
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湘军的权利实在太大，名头也实在太响，成为朝廷打压的靶子和标杆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覆灭的当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