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鸿章剿捻的一系列经过，只要能得到确切消息的，吴可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准确战报，然后作为乡勇队将官级培训班的讨论范例。
这已是乡勇队的老传统了，由于两广多年无战事，为了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吴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中外战事详略，通过中高级将官之间的讨论与研究，提升自我能力之余接受不同战斗风格洗礼。
虽然这样做有些‘隔靴搔痒’的意味，但总不能想要提高实战经验，便不拿手下弟兄的命当回事吧？
尽管比邻两广的安南国境内战火连绵，作为邻居的云贵两省更是打得不可开交，可惜因为各种原因两广清军都不好插手其中。
在安南国搅风搅雨的黄鼎凤和其部人马，本就是吴可指令两广清军放出去的，他怎么可能派兵过去镇压，要打也得等安南国局势彻底糜烂之后再动手摘桃子。
至于云贵乱局嘛，之前张亮基在位时两广清军积极过去帮忙，眼下劳崇光当政期间就没这好事了，没背地里搞小手段下阴手已经很够意思了。
吴可也明白，一味的训练除了提高手下将士们的技战术水平，保持高水准的状态和纪律，在战斗经验方面的缺失问题十分严重。
别的不说，拉出人数相等的乡勇队与黄鼎凤部人马放对，最后的胜利者依旧还是乡勇队，只不过乡勇队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这就是战斗经验不足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吴可跟手下将领也是搅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办法应对。
首先便是内部挖潜疯狂剿匪，凡是哪里出现土匪山贼防地官府必须第一时间上报，而后由总督衙门统一调派人手大肆围剿。
这样的动作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硬生生把一个帮派林立土匪丛生的两广地区，搞成整个大清都难得一见的良善之地，土匪山贼势力几乎绝迹。
另一方面，则是轮流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进入周边战乱不休的邻居地界，一边做侦察动作一边与遭遇小股叛军作战积累经验，而后回来将战斗经验写成书面文字，作为部队推广学习的课外教材。
这一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亲历者绘声绘色的描述之下，不仅语言有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东西，所谓寓教于乐不过如此。
当然，在张亮基当政期间两广清军也有过几次大型军事行动。
尤其是两广原来的清军势力，不甘于迅速下降的地位，在贵州苗民叛乱达到最顶峰之时，应邀进入贵州山地平叛。结果初战不利，上万两广清军在山地战中，被苗民叛军依靠有利地形击溃惨败而归。
等到吴可急调得力人手入黔稳定局势，打得贵州苗民叛军台不起头，可没过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被调去京城，两广清军也不得不退出贵州战场。
当然如果两广清军硬要留下来的话，估计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还会大加赞赏，可惜的是吴可根本就不会做这等‘傻事’。
还有安南方面，囤驻谅山城的两广清军也没闲着，一边重拳出击清剿安南北部匪患，一边不断派出小股精锐人马向安南中南部渗透潜伏，期间小规模的战斗哪少得了？
这些动作都是采取轮换制度，吴可不想培养出尾大不掉的山头出来，同时还要达到提高手下战士作战经验的目的，目前来看效果着实不错。
除了陆地上的行动之外，在南海伴随两广水师纵横，两广清军将士也跟随船队在南海的诸多岛屿上建设临时营地，同时还参与一些对固定海盗的围剿行动，总之不放过一切有可能提升将士们战斗经验的机会。
虽然分析淮军剿捻经过，其实并不能提升乡勇队对战争的理解，因为淮军虽然装备了火器，但作战模式依旧脱不了以前的冷兵器模式，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淮军虽然在近代化军队进程上不如人意，但是其作战模式还是有些可取之道的。
淮军于剿捻初期也十分不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刚开始李鸿章调鲁军三十一个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十一个营。
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
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朝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
是时言路纠弹，朝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
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行动屡屡受挫。
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几乎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杀。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李鸿章督师剿捻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
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1868年2月抵达保定一带。朝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
朝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十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朝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
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朝廷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而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部分将领“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
2月13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
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
因为种种缘故，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关系变得十分恶劣，两人之间理念相差巨大，往往对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两人又都是性格强毅大有主见之辈，而且身居高位每每所言所行影响巨大，因为种种缘故关系逐渐交恶。
这些都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吴可照单全收化做乡勇队的研究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