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兴起读书热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戎马一生，靠武力夺取了天下。可是，忽然有一天，赵匡胤却倡导百官读书，很快在朝廷掀起了一股读书热。赵匡胤提倡读书，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
公元966年的一天，赵匡胤闲来无事，到后宫转悠，见一名宫女正在梳妆。宫女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面铜镜，铜镜斑驳破旧，年头很久了。
赵匡胤感到奇怪，问宫女为何还要用这面旧镜子。宫女回答说，她原先是后蜀的宫女，最近刚被充实到宋朝的后宫。那面铜镜是母亲送她的纪念之物，不忍丢弃，于是随身带了过来。
赵匡胤拿起铜镜观看，见铜镜背后有五个字：“乾德四年铸”，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当时正是宋朝的乾德四年，而铜镜却是几十年前的旧物，怎么会有宋朝的年号呢？
宫女也说不清楚，赵匡胤满心狐疑。于是，赵匡胤把赵普等四五个宰相召来，问是怎么回事？赵普等人看了铜镜，也都大吃一惊，但都摇头，皆不知是何缘故。
赵匡胤又把翰林学士窦仪、陶谷召来询问。翰林学士是读书人，很有学问。窦仪、陶谷见了铜镜，异口同声说：“这是前蜀时期铸造的，前蜀的亡国之君叫王衍，曾经使用过乾德这个年号。”
赵匡胤听了，有些恼怒；赵普等人则羞愧不已，十分惶恐。原来，赵匡胤在定年号的时候，再三交待宰相们，要选一个吉祥的、别人没有用过的年号，没想到宰相们经过千挑万选，竟然选了一个别人用过的，而且还是个亡国之君的年号，闹出了大笑话，也很不吉利。
赵匡胤在恼怒之余，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宰相须用读书人！”
当时，赵匡胤的文臣武将们，普遍读书不多，总不能把他们全免了，换上读书人，唯一的办法，是鼓励臣子们多读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于是，赵匡胤开始提倡百官读书。
赵普是当朝宰相，是赵匡胤的主要谋士，他虽然足智多谋，精通吏道，但文化程度却不高。既然皇帝提倡读书，赵普当然要带头了，从此，赵普成了读书迷。
赵普手不释卷，只要一有空闲，就用来读书。《宋史》记载说，赵普下朝回家以后，就干一件事，从书箱里拿出书来，一直读到深夜。赵普死后，家人打开他的书箱，发现里面只有一套《论语》。后来，赵普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了。
其实，赵普不光读《论语》，还读了大量其他书籍。赵光义对赵普有个评价，说他年轻时不好学，晚年却酷爱读书，经史百家没有不读的，最后达到了“硕学老儒”的程度，成为大学问家。
赵匡胤本人也爱读书，他跟随柴荣征伐南唐的时候，就注意收集书籍，回来时装了满满几车。有人向柴荣打小报告，说赵匡胤搜刮了大量财宝，柴荣派人一看，原来全是书。赵匡胤灭掉后蜀等割据政权以后，专门下诏，把当地书籍收集起来，全部运到开封。
赵匡胤提倡读书，又以身作则，朝廷很快掀起了读书热，就连那些赳赳武夫，也有不少人读起书来，说话变得文绉绉的。
有个著名的武将，叫党进。党进打仗勇猛，立了不少战功，但他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于是也读起书来，想装点斯文。有一次，党进奉命外调，临行前需向皇帝辞行。党进想显示有点文化，便让人写好了几句文言词，自己背熟，打算在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露一鼻子。
不料，党进见了皇帝，却一下子忘了词，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地冒出了几句话：“臣闻上古时期，民风淳朴，所以，希望陛下保重龙体。”结果惹得满堂大笑。
宋朝宫廷有个很大的图书馆，赵匡胤经常去借书。当时负责图书的官员，名叫卢多逊。卢多逊很有心机，皇帝借走哪本书，卢多逊马上就先行阅读，因此与皇帝交谈起来，头头是道，很受赵匡胤赏识。卢多逊后来当上了宰相。
赵匡胤是个务实的人，他虽然说宰相须用读书人，但选用宰相的时候，仍然重视处事能力，并不重用书呆子。窦仪、陶谷都是饱学之士，但却没有被任做宰相。
陶谷恃着有满腹学问，又有起草禅位诏书之功，心中不平，常发牢骚，吹嘘自己文章天下第一。赵匡胤听了，对左右说：“陶谷写文章，不过是比着前人文章，照葫芦画瓢而已，没有什么新意。”
陶谷知道以后，心中更是不服，便在翰林院墙壁上题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赵匡胤很生气，终究没有重用他。
赵匡胤提倡读书，目的是培养臣子们的忠君思想，同时，他想改变五代时期的暴戾之气，文治天下。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光是朝廷读书还不够，还要在全社会形成读书之风，而且要优待读书人。
宋朝优待读书人
人们普遍认为，历史上读书人地位最高、幸福感最强的，是在宋朝时期。在宋朝，文官地位高于武将，读书人受到优待，以至于有不少人说，宋朝是一个文明理性的社会。
赵匡胤出身将门，靠武力平定天下，但他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可以在马上得天下，而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于是他想重用文人，以文治国。
其实，以文治国早有先例，最著名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刘秀依靠诸多武将获得天下，但建国以后，却没有让武将们参与朝政，而是把他们供养起来，实行以文治国，成效显著 。赵匡胤是想学刘秀。
赵匡胤与刘秀不同的是，他在内心世界里，特别猜忌武将，而不惧怕文人，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五代时期，造反叛乱的、篡位夺权的，都是手握兵权的武将们，而文官没有这个能力。赵匡胤曾经说过，文官出问题，最多就是贪污受贿，一百个文官，也顶不上一个武将的能量。文官搞不好会乱政，但不容易亡国。
因此，赵匡胤建立宋朝，特别是基本统一天下之后，对武将们充满了猜忌和提防，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地位，限制他们的权力，而对文官比较信任，也比较放纵，因而文官的待遇、地位都高于武将。文官是在读书人中产生的，读书人的地位自然也随之提高。
赵匡胤除了在朝廷提倡读书，还要在社会上清除五代时期的戾气，推行教化。为此，他大力推广儒学，尤其是要用儒家思想培养人们的忠君意识。赵匡胤下诏，要求各地建孔子庙、塑孔子像，他还亲自撰写对孔子的颂辞。因此，在宋朝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
人们读书的最大动力，是入仕做官。赵匡胤重视并积极推行科举考试。唐末以来，由于朝廷腐败，考场充满了黑暗，赵匡胤严加整顿，革除弊端，有时亲自主持殿试，还增加了复试制度，堵塞了漏洞，保证了考试质量，使一批人才涌现出来，为文治天下奠定了基础。赵匡胤高兴地对左右说：“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垄断了科举，现在朕把这一弊病革除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赵匡胤科举录取的人数不是很多。
宋朝读书人受到优待，许多人认为，这与太祖碑誓有着很大关系。太祖就是赵匡胤，他为后代子孙立了几条誓言，刻于碑上，藏于太庙，要求世代遵守。
记载太祖碑誓最详细的史书是陆游写的《避暑漫抄》。记载说，公元962年，赵匡胤秘密镌刻一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称为誓碑。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上刻三条誓言。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能公开斩首，也不能连坐家人；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三条誓言，实质上是两个内容，一是柴氏子孙犯罪以后，给予一定优待；二是优待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第三条只是发了个毒誓而已。
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室上锁，任何人不得观看，只有在祭祀或者新皇帝登基的时候，皇帝由一名不识字的小太监引领，进入夹室，焚香跪拜，面对誓碑默诵。其他人概不得入内。
誓碑如此神秘，大概赵匡胤认为，这是皇帝的底牌，不能广为人知，以防止读书人和柴氏子孙放纵，也担心武将和其他人感到不平。直到金国灭掉北宋，打开太庙之门，誓碑才大白于天下。
《避暑漫谈》属于野史笔记，不一定可信，但是，《宋史》在《曹勋传》中，也记载了誓碑之事，可信度就比较高了。
曹勋是北宋的官员，随宋徽宗一起被金人俘虏。宋徽宗告诉曹勋说，他肯定是回不去了，曹勋如果有机会回到宋朝，就转告新皇帝说，“太祖有誓约藏于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曹勋后来回到南方，将誓碑之事告诉了宋高宗。
也有学者对太祖碑誓提出质疑，认为不一定是真的。不过，从宋朝三百多年历史来看，确实比较优待柴氏子孙，尤其是十分优待读书人。
太祖碑誓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朝复兴儒学，实行优待读书人的政策，把文化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有学者认为，古代华夏民族的文化成就，最高时期是在宋朝。外国一些学者也认为，宋朝文化之繁荣，堪比欧州的文艺复兴。这是赵匡胤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赵匡胤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他死得却是不明不白。长期以来，人们对赵匡胤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