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与见闻
廖海涛威震敌胆
廖海涛，1909年3月出生于福建上杭大洋坝（今溪口乡）大岭下村。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师。1929年参加闽西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武（平）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廖海涛任杭（上杭）、代（代英）县委书记及县军政委员领导职务。面对严峻形势，他把被国民党军队打散的赤卫团和县、区、乡人员集拢起来，以双髻山为根据地，同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展开殊死斗争。
1935年4月10日，在永定西溪赤寨召开的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议上，廖海涛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随后返回双髻山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一天深夜，廖海涛率领杭代县游击队奇袭大洋坝民团炮楼，缴获几十支枪、几担子弹，处决了反共民团头目。此事震惊了省垣，国民党派省保安团长李佩琼抓廖海涛之母、妻和幼子作人质，借此逼他投降，当接到“劝降”书时，作为答复，廖海涛当即挥笔写下：“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
李佩琼接到信后恼羞成怒，竟丧心病狂地杀害其母，焚毁其住房，妻子惨死他乡，刚满周岁的幼子被抛入黄潭河活活淹死。在家毁人亡的痛苦面前，廖海涛毫不动摇，以更加坚强的意志坚持双髻山游击斗争。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集中国力进行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淅、鄂、豫和皖8省边界14个地区的红军与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938年2月，中国闽西、闽南、汀瑞红军游击队集中于龙岩白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廖海涛领导的闽西上杭县双髻山红军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廖海涛被任命为第二支队第四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二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皖南抗日战场。7月，二支队在张鼎丞将军的率领下又挺进苏南敌后，与陈毅将军率领的一支队共同建立起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茅山抗日根据地北靠沪宁铁路线，东临大运河，西北紧靠日伪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日伪军千方百计地对抗日根据地搞破坏，斗争气氛异常浓烈。
面对这种形势，廖海涛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和陶勇团长一起率领全团指战员到南京附近的江宁、溧水等地，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廖海涛升任第四团政治委员。1940年5月，廖海涛率部奇袭了南京麒麟门，再攻雨花台、中华门，极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这之后，日军南浦旅团岗本联队派出一个加强中队到湖熟镇驻扎，企图以该镇为据点，组织“维持会”，打击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6月1日，日军南浦旅团岗本联队吉田中队，从南京附近的湖熟镇据点出发，企图“扫荡”山岔一带。此时，新四军第二支队刚刚转移到赤山，第四团第三营驻守田头庄，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连驻山脚下的戴家边。廖海涛闻讯后立即登上赤山一处高地，仔细观察敌人动向，发现有100多名日寇正在向赤山方向前进。廖海涛果断下达战斗命令：“各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狡猾的日寇并没有贸然前进，而是先进行了火力侦察。廖海涛命令部队沉着冷静，继续隐蔽。日军见没有遭到攻击，便加快前进速度。待日寇进入新四军射程后，廖海涛一声令下，各部队同时开火，当场击毙30多名日寇。
这次伏击成功后，日寇并没有被完全打垮，他们凭借装备优势，向二支队特务连连续发射了十几发炮弹，又凭借一座拱桥继续顽抗。
廖海涛指挥战士们巧妙接近拱桥，用手榴弹消灭了桥下日军。他高喊：“打，狠狠地打，一定把他们消灭干净！”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击毙日寇130余人，俘虏两人，并缴获了包括两门九二式步兵炮在内的大量武器弹药。
赤山之战，使南京城里的日军和汉奸头目大为震惊。6月4日，3000多名日伪军，在几十辆装甲车和200多名骑兵的配合下，分成十几路，从南京、镇江、江宁、句容、溧水、天王寺等地向新四军茅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妄图一举摧毁苏南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当天上午11时许，廖海涛率领一支部队隐蔽在溧水城外14公里处的周家棚子，恰遇一路日军向周家棚子搜索过来。他当即率部向叶家棚子转移，途中又与一路日军骑兵遭遇。廖海涛当机立断，带领部队迅速进入附近茂密的树林，巧妙地与日军骑兵周旋。日军骑兵为争头功，纷纷冲进树林搜索。
廖海涛抓住时机，对战土们说：“骑兵在森林中作战，不能发挥作用，只是死路一条。同志们，瞄准好，进来一个打一个！”日军骑兵刚闯进树林，便遭到了猛烈射击，当场被击毙40多名。一些反应过来的日军狼狈地蹿出了树林。廖海涛预测到敌人肯定不会轻易罢休，于是嘱咐战士们要充分利用树多林多保护好自己，准备与日军继续周旋。
夜幕降临时分，忽然树林四周被一阵信号弹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日军分几路从不同方向进人密林，并向密林深处疯狂射击。廖海涛不慌不忙，仔细分辨敌人的进攻特点，终于找到了两个突破口。他命令四团三营营长黄玉庭、教导员范钦洪和机关的科长，各率领一部分部队，分两路向溧水西北方向突围。借着夜色的掩护，部队悄悄地突出重围，并迅速转移到了郑村。
6月5日拂晓，叶家棚子附近的树林内枪声大作。原来，在廖海涛率部突围后，日军同伪军“首都警备队”在黑暗的森林中“自相残杀”起来，闹得两败俱伤。真是大快人心，捷报传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两位将军向第二支队发来嘉奖电报。廖海涛专门为《火线报》写了一首诗，抒发胸中感慨：“坚持江南抗敌军，义师所向寇寒心。赤山之战缴敌炮，茅山烽火震南京！”
1940年7月上旬，陈毅、粟裕两位将军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挺进苏中、苏北敌后，建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原二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则在安中里村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罗忠毅任指挥，廖海涛任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三团、新四团及宜（兴）武（进）锡（无锡）抗日义勇总队等地武装约两万余人。同时，由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三人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敌后抗日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处境非常危险。从1月下旬至2月底，日军出动了5000多人，汪伪也派出一万多名伪军，增设据点80多个，对江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轮番“扫荡”。为避开日伪军锋芒，廖海涛率领部队撤出茅山，转移到太湖、鬲湖地区活动。同年3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廖海涛任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下辖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及独立第二团。5月份，廖海涛率领四十六团一个营返回茅山地区，接连打下蒲干、西肠、包巷等日伪军据点；成功争取了高庙、延陵的伪军向新四军投诚；又驱逐了丁庄、墓东、殷桥东、北镇街等地的伪军。不久，又指挥四十七团成功打开了丹（阳）金（坛）武（进）地区抗日的新局面，恢复了两溧（溧阳、溧水）地区。从此，茅山抗日根据地全部恢复。
1941年11月28日拂晓，日军步骑炮兵3000多人，伪军800多人，从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悄悄逼近第十六旅驻地塘马，企图消灭南抗日部队。廖海涛立即命令特务连和旅直属队抢占村前方及侧翼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同时，廖海涛指定旅参谋长王胜和政治部副主任王直负责率旅部、苏南党政机关及当地群众转移，并抽调第四十八团二营六连沿途保护转移的干部和群众。他留下来同旅长罗忠毅共同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当时，塘马正在召开苏南抗日根据地各县党政军干部会议，第十六旅所辖的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远离塘马，党政军干部虽有1000多人，但战斗部队不足300人，形势岌岌可危。面对严峻形势，廖海涛清楚地认识到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能否安全转移，将直接影响到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能否坚持下去，也将对华东战局产生重大影响。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
1941年11月28日上午9点多，在打退敌人几次进攻后，部队在王家庄一线阵地继续与敌拼死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日军集中各种炮弹向王家庄倾泻下来，并连续发动集团冲锋。激战至中午，旅长罗忠毅中弹牺牲。
廖海涛在村西乱坟岗听到旅长牺牲的消息后，眼泪直流。他嘶哑着嗓子高喊“为旅长报仇”、“同志们冲啊”，带头跃出阵地，边冲锋边向村东靠拢，与坚持在村东的战士会合。他要再看一眼他的亲密战友。下午2时，廖海涛组织阻击部队突围，他舍不得丢下罗忠毅的遗体，下令警卫员轮流将旅长背出包围圈。一路上大家不停地收集牺牲战士和日寇遗留的武器，边撤退边打击追敌。廖海涛左肩挎一顶机枪，右肩背着三支步枪，左手提着驳壳枪，右手提着一颗手榴弹。战士们和他一样，人人都身背好几件武器。
在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廖海涛腹部中了一枪，他向前踉跄了几步，扑倒在地，沉重的武器压在他的身上。四十八团二营营长黄三弟从后面冲上来，抱住了身负重伤的政委廖海涛。廖海涛用手捂住肚子，鲜血和肠子从腹部涌出，他吃力地对二营长交代说：“部队由你指挥，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把旅部带出去，到溧水与四十六团会师。”话刚说完，廖海涛就昏迷过去了。二营长指挥战士用担架把他抬到一户老乡家中隐蔽，准备等突围后，再带军医来治疗。但是廖海涛终因伤势重，失血过多，于两天后牺牲。
罗忠毅、廖海涛牺牲后，新四军军部通电全军沉痛悼念：“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功绩卓著。罗廖两同志壮烈牺牲，全军一致追悼，昭彰先烈。”
廖海涛用32岁的宝贵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边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久经考验的老党员——罗化成
1962年秋，一个名叫罗阳志的女子前往江苏溧阳竹箦桥收殓其父的遗骨，当地老乡央求道：“请留一半给我们纪念，让我们子孙后代不忘罗主任的功绩！”
对于这个罗主任，陈毅给出的评价是：“他是最实际的救国人才，是抗战建国中值得全国人民效法的人物，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罗主任是谁？他到底什么样的人？
罗主任是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事情得从1934年10月说起。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长征后，罗化成留下来坚持斗争。
为摆脱国民党军，罗化成与毛泽覃率领一部分队伍掩护主力向东突围。完成掩护任务后，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队伍被冲散，罗化成与队伍失去了联系。他走到了于都境内时，因人地生疏，误入敌兵驻守的地方，不幸被捕，关在瑞金国民党监狱。
在狱中，他巧遇宁化保卫局长梁国斌。他俩在国民党军将其押解回长汀的途中，趁机逃出了虎口。就在此时，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加残酷的“清剿”。党组织决定将罗化成、梁国斌两人立即转移，到香港通过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的胞兄邓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香港，罗化成化名为邓坤，梁国斌化名为邓耀南，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来解决生活困难。两人自己动手在七姐妹山下搭起了小木房，旁边砌起一排猪舍，开荒种菜。邓芳给罗化成介绍了一位姑娘，名叫郑惠群，劝他就在此地建立家庭。罗化成与梁国斌商量，认为邓芳的建议有道理，一方面可以共同劳动，安排好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起掩护作用，早日和香港党组织接上关系。婚后，罗化成夫妻俩与梁国斌三人组成亲如兄嫂的家庭，开始了含辛茹苦的新生活。
1936年秋，经邓芳介绍，罗化成认识了工人老党员马如堂，油麻地小学教员阿欧和廖然。他们5人成立了九龙临时党小组。在党小组的领导下，他们经常利用九龙酒家进行秘密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七七事变爆发后，罗化成、梁国斌向中共南方局请求回国抗日。1937年8月，中共南方局派罗化成、梁国斌回到闽西南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一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罗化成将要接受任务离开香港，离开分娩才三天的郑惠群，骨肉相离使罗化成百感交集。他想：如果把妻子一起带回去，势必难以通过敌人的盘查，容易误了大事；如果把她娘俩留在香港，弱女婴儿依靠谁人，真是于心难忍呀！可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想到这，罗化成便毫不犹豫地对妻子说：“阿群，我去送梁国斌上船。”就这样罗化成瞒着妻子，抛妻别女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1937年，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二支队，罗化成出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不久，罗化成随二支队开赴苏南抗日前线，进入苏南敌后。
初到江南，习惯了闽西山区打游击的将士们一时难以适应江南水网和平原作战的环境。这里没有可作隐蔽的屏障，没有闽西山区的游击战好打。为此，罗化成总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教育战士。他经常与战士一起参加游泳训练，在沟里河川摸爬滚打，以适应江南水乡的环境。他经常深入连队，与战士们共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
有一次，部队驻在皖南芭塘村，作战科的王培臣突患严重的痢疾。罗化成亲自跑步到5里外的廷街上买来药和针，亲手为他医治并通宵达旦守护在他身边，直到脱险才离去。
在行军中，如发现有战士生病，罗化成总是将马让给生病的战士骑。他对马夫说：“我们是阶级兄弟，兄弟就该亲如手足、不分彼此，才能适应艰苦的环境，消灭敌人打胜仗！”
在太平县山口镇的新四军医院里，半年之内因医疗事故而死亡的伤员有50多人。这一情况引起罗化成的警惕。他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明察暗访，调查研究，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隐藏在军医处的国民党特务“兰罗王”，查清了此人用日本毒针毒杀新四军伤员的事实真相。惩处了“兰罗王”以后，新四军医院的医疗安全得到了保证。
1939年秋，罗化成升任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他继续保持着身先士卒的作风，经常亲临战场督战，指导二支队在安徽省于位圩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当地群众抗日。
11月中旬，在一次打击日寇偷袭二支队九连事件中，罗化成面对摩拳擦掌的战士们微笑着说：“仗是一定要打的，敌人也一定要消灭的，可是怎么打法？要请大家先出出主意。”战士们冷静下来后，罗化成认真地听取了战士们的发言，一起分析了地形和日军兵力分布状况，研究出具体作战方案。先派精悍的小部队拔掉了两个敌哨兵，接着罗化成亲自带领部队扫除平湖边日本鬼子小队，让连指导员和参谋长率领连队主力对付和平军。通过3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敌人60余名，俘敌100多人。这一仗，推动了当涂、芜湖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
长期处在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导致铁骨铮铮的罗化成积劳成疾，心脏病经常复发。但他仍坚持抗战第一线，不顾病重，夜以继日地驰骋沙场，抗击日寇。
一天，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来到罗化成所在的部队视察，看见罗化成虚弱的身子，熬红的双眼，凸出的颧骨，关切地劝他到后方休息疗养。罗化成说什么也不肯接受陈毅的深情好意，婉言谢绝了，要继续留在前线抗敌。陈毅亲切地赠古词：“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无处下金钩。”罗化成对陈毅的真诚劝慰深表谢意，但仍恳求说：“我不能搞特殊，目前抗战正是关键时刻，斗争需要我，不正是下金钩的时候？”就这样，罗化成带病一直在抗日前线和战友们一起抗击日寇。
1940年2月27日，罗化成在大雪中督战导致心脏病复发，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时年45岁。
邓振询苏南殉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开始。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为了完成这支队伍的集中整编，加强南方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派邓振询、曾山、李坚真、罗梓明等同志到南方工作。邓振询一行于1937年12月初离开延安，12月底经武汉到达南昌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中共江西省委，邓振询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
1月底，邓振询受东南局的派遣，前往赣南、闽西，完成组建新四军二支队的任务。邓振询一行五人带着军费、电台、委任状乘车前往龙岩，途中住宿在广昌时，听说谭震林等同志在瑞金被自称为“国民党别动队”的王彩特部扣留。邓振询等人第二天即赶往瑞金交涉，也遭到王彩特的无理扣留。面对这些人的倒行逆施，邓振询、谭震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痛斥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误部队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反动行径。后经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干涉，王彩特才被迫将他们放行。温仰春、邓振询等先后抵达龙岩，协助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完成了二支队的组建工作。
从1938年开始，邓振询一方面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完成新四军整编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去各地联络的机会，秘密恢复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了瑞金、赣州、吉安、龙岩等通讯处，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组织抗日群众团体。1939年1月，他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第二年2月，又派往苏南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7月初任江南军政党委书记。在这期间，他组织有关方面草拟并正式颁布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纲领》，提出了“坚持江南抗日战争，驱除日寇出江南，驱除日寇出中国”，“结束一党专政与腐败的官僚统治，实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战经济，改善民生，破坏敌伪一切经济”等项主张，号召“全江南人民本此方针，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个纲领对于发展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邓振询在苏南工作期间，正值苏南斗争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在苏南加紧军事进攻，企图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赶出潥（阳）武（进）公路以南。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又乘新四军主力北渡之机，策动刀会暴乱，制造“横山事件”，武装侵入宣（城）当（涂）芜（湖）地区，缴去地方武装枪械，杀害农救会委员和烈军属。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邓振询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他首先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亲自出面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了大批地方开明人士加入到抗日行列，消除了部分人士的疑虑，结交了许多新的抗日朋友，发展了陈毅亲手培植起来的苏南统战战果。同时，及时纠正再次出现的“左”倾错误，对当地的刀会组织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其基层组织，中立上层头子，孤立和打击极个别的反动分子。邓振询还主持区党委制定了切实的措施，照顾刀会组织的经济利益，如不在其地区内收税等，因而逐步缓和了紧张关系，并争取了蒋永广等刀会首领的中立。这些工作，进一步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根据地建设，使苏南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桥梁，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此，苏南敌后斗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寇集中了三、四千人的兵力，对丹北、茅山、江（宁）、句（容）等地发动了持续六个月的反复“扫荡”，使苏南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游击区域不断缩小，干部连续牺牲，部队大量减员。面对这种险恶环境，邓振询毫不畏惧，他坚定地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讲究策略，依靠群众，团结多数，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他还及时召集了区党委会议，对形势做了充分的认识，确定了“仍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危机，争取利用顽伪，打击敌人，坚持巩固原有地区工作，开辟新地区，打通南北联系，充实主力，充实地方武装，巩固党，深入民众斗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在频繁的战斗生活中，邓振询身先士卒，和广大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夹击，渡过了难关。至1943年6月苏南敌后的形势开始好转，各地的党政组织和抗日武装陆续恢复。
1942年1、2月间，邓振询在阜宁单家巷参加了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介绍了苏南地区在建立根据地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环境、特点、工作任务与方针，回顾了各个时期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找出差距，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苏南今后斗争的估计，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迎接新的斗争，区党委于1942年8月召开了苏南民运工作扩大会议，邓振询作了《组织群众与秋收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过去苏南民运工作的发展经过，总结了苏南斗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今后苏南群众工作的任务及其具体措施。报告对促进苏南民运工作的发展，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振询在苏南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每个党员与干部都能一切为党，牺牲个人”的关键是“提高党性”。他采取办训练班的方式，组织区县以上干部学习，并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党课。为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与水平，还制订了教育党员干部的具体措施，“县级干部应以策略教育为主，区级干部应以工作教育为主，支部党员应以思想教育为主。”仅1940年，区党委就办了三期党训班，培训学员二百余名。
邓振询还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坚决执行党的正确决议和指示。他对苏南的同志们说：“我们是长期处在敌伪顽夹击的斗争形势下，如果政策不能正确掌握，武装就不能发展，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江南斗争就不能坚持。因此，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必须加强对党的政策与策略的研究、学习……”
为了使各级党政军干部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党的政策，邓振询十分重视报刊工作，尽管困难重重，苏南敌后仍然有《民众报》、《太湖日报》、《长滆报》、《前进报》、《火线报》、《江南党报》、《江南通讯》、《青年团报》等十几种报刊坚持正常出版，较好地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借以掀起第三次反共**。四月中旬，国民党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陶广为总指挥，调动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向驻苏南潥水、潥阳的部队发起进攻。邓振询协同江渭清，领导苏南军民进行了自卫反击，击退了曹山、莱蓬山一线的敌人。6月，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主力全部撤出潥水地区，邓振询也随四十六团转移到横山地区活动。8月3日，部队宿营于江宁县冯潭村，后因遇敌情，部队连夜转移。就在渡秦淮河时，邓振询不幸于高桥渡口为国殉难，当时年仅39岁。
邓振询不幸遇难的消息一经传开，山河为之动容，草木为之变色。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都在为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而悲痛，为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而惋惜。几天后，江宁县军民在周岗圩绿杨头村举行追悼会，由于当时敌情严重，追悼会原定规模较小，但各界代表还是纷纷前往吊唁，参加追悼会的干部群众有好几百人。会场中挂了很多挽联，有苏皖领导机关的，有地委的、专署的，有本县、邻县的。
1944年8月3日，苏皖区党委、苏南行署在宜兴又一次隆重举行追悼邓振询烈士大会，江渭清代表苏皖区党委致悼词说：“邓副主任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之一，尽瘁中国革命，十年有余，领导苏南斗争时逾三载，而其对党与革命无限忠诚，生活刻苦，严肃，学习紧张积极，沉着果断，诲人不倦，实为全国人民及全体共产党之模范，因此邓副主任牺牲，不独为苏南党及苏南斗争之重大损失，而且为全党及中华民族之重大损失。”
碧血洒江都——龙树林
1939年4月17日，年仅28岁的龙树林倒在了血泊中。当天深夜，陈毅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怀着悲痛写下了《纪念龙树林》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时间正是午夜12点，一纸文书带来龙同志牺牲的消息，我从熟睡中醒来打了一个寒噤，这是如何痛心的消息，一个人才，一个干部，一个忠勇的同志，培养起来要经过八年乃至十多年的工夫，但是消耗夭折却极轻易似的。抗战是艰巨的任务，有力的人又少一个，谁也难排遣这种悲怀！”
龙树林原名叫做龚盈炳，1911年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县枫岭头乡稠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二，还有两个姐姐，全家十几口人，只有水田五亩，破瓦房5间，以务农为生。
由于家贫，父亲给儿子们定了一个规矩，无论成绩好坏，一律只能读三年私塾。因为龙树林天资聪颖，成绩优秀，私塾老师就劝他的父亲说：应该让你的二儿子多读几年书，将来前途无量。但是，龙树林最终还是辍学了。
为了养家糊口，龙树林想方设法找出路挣钱。他和村里的兄弟们到安徽祁门潜山茶场做茶，由于能吃苦耐劳，很受茶场老板的欢迎，可是老板开给工人们的工资却很低。龙树林领着工人们与茶场老板展开了斗争，经过多次说理，茶场老板只好答应增加工人的工资。
后来，龙树林又领着这批乡亲去当采煤工。煤窑没有机械设备，他们只能光着身子爬进窑洞去挖煤，整日不见阳光地劳苦打工，工钱却只有三升米。除此之外，煤窑还经常发生瓦斯爆炸、塌方等伤亡事故，随时威胁着工人们的生命。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生存环境，龙树林领导工人们展开了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增添设备、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最后取得了胜利。
1928年1月，方志敏等在江西北部弋阳横峰一带领导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来到了龙树林的家乡，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在党的教育下，龙树林认识到劳动人民要翻身求解放，只有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当时，稠川的东、西、中三个村都建立了青年团，龙树林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青年团。
当时国民党军队经常下乡“清剿”，红军也经常采取南北迂回、声东击西的方法打击敌人。龙树林组织青年团员给红军带路、送吃送水、抬担架、组织妇女护理伤员，表现出了优秀的组织才能，颇得领导赏识。
1930年7月，工农红军第十军建立。1931年，上级党组织要在稠川青年团员中挑选一个人前往彭杨军政学校学习，龙树林被选中。经过六个月的刻苦学习，龙树林在最后的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时有人怀疑成绩优异的龙树林有作弊的嫌疑。龙树林没有言语反驳，而是申请了第二天重新考试，结果他再次独占鳌头，终于让大家心服口服。
优秀的政治成绩，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宽容的性格，使得龙树林很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委派到红十军炮兵连当连长，成为了一名能文能武的基层指挥员。
当上指挥员以后，龙树林把本名给改了，由龚盈炳变为龙树林。把“龚”变“龙”，是因为想要祖国这条巨龙得到解放，就要跟着党，跟着红军去闹革命，而他自己这条龙也要闯到天涯海角，为党为人民立功勋。“树林”二字，则是因为出于革命需要，经常要在深山野林里穿梭和战斗。
1932年，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党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需要培养一批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决定从部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指战员去苏联深造。经过层层选拔，红十军党委决定选派龙树林去。
赣东北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通知，派地下党员护送龙树林从浙江衢州前往上海。此时，正值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市里的工人举行罢工。龙树林也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此后，龙树林等人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曼弗里德派人秘密护送，乘外国轮船抵达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千里跋涉到达莫斯科。
1932年，龙树林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培养炮兵干部的学校，既有军事理论知识的讲授，又有野地实弹射击训练。两年间，龙树林刻苦攻读，成为了东方班的高材生。由于表现突出，1934年，校方推荐他进入伏龙芝陆军大学深造。伏龙芝陆军大学（后称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很多著名将领都曾在这里就读。
1935年7月，龙树林以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七七事变爆发后，龙树林与一大批在苏联学习的同志一起，在年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投身于抗日战场。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将南方八省健儿组成四个支队，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5月，龙树林由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工作。6月，龙树林任教导总队训练处主任。当时，教导总队的成员一部分来自刚改编的新四军团营以下干部，还有一部分来自沪宁一线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龙树林深入到学员中，细致地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处理问题冷静沉着、考虑周详，让大家都心悦诚服。
军部在太平召开扩大会议，龙树林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新四军的实际，就部队的建设做了发言，得到好评。当时，袁国平对陈毅说：“这是新的出色的干部，最有希望的干部。”
同年秋，陈毅、粟裕等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新四军一、二支队进入敌后，在茅山地区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同时，江南地区的人民群众也在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保家卫国。其中，大革命时期曾担任丹阳、武进等县的县委书记管文蔚，创建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9月，陈毅将其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这支队伍是在抗日战争怒潮中生长出来的新力量，沸腾着抗战爱国的高度热情，与日寇做着长期斗争。
10月，龙树林随项英前往新四军挺进纵队，通过公路、运河、铁道，几百里夜行军到达指定地区，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树林经常告诫战士和干部要搞好军民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当时纵队所在地区斗争形势复杂，部队经常晚上行军转移住宿地点，为了不惊扰老乡，龙树林和战士们经常露宿在老百姓的房檐底下，任凭风吹雨打，走的时候还会为老乡挑水，把地扫干净。所以纵队在当地的名声非常好，因军纪严明被老百姓传为佳话。
1939年1月，挺进纵队三支队奉命渡江北上进入江都。龙树林随军来到江都，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前哨阵地。
挺进纵队的二支队队长方钧，原本是国民党川军的连长，在淞沪战争中溃退后投奔了管文蔚。他野心很大，被收编后，一直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进入江都后，他以大桥为据点，将队伍扩展到千余人，把番号改为“长江边区游击纵队”，自封为“司令”。他不仅不肯把部队交给党，闹独立，不服从命令，还阻挠挺纵三支队在大桥一带开展抗日工作，并与敌顽勾搭。
组织上得到消息，方钧在国民党将领韩德勤的重金收买和封官许愿之下，已经打算投敌叛变。1939年4月中旬，陈毅派龙树林前往苏北指挥，命令他对方钧1000多人的武装缴械，并接管相关地区。龙树林率部队到大桥，根据方钧部队的特点，制定周密作战计划，控制大桥南北交通，严密封锁消息传递。对于缴械人员，愿意留下的继续参加抗日，不愿意留下的发放路费回家。同时，武装缴械与和平缴械双管齐下，运用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一夜之间就将方钧部队全部缴械。但是，战斗中身先士卒的龙树林却腹部中弹，不幸牺牲。
噩耗传回挺进纵队司令部以及皖南军部，战友们无限悲痛。陈毅在《纪念龙树林》的末尾这样写道：“我们向龙同志及其他死难同志说：你们牺牲了，有我们继承你们的遗志！击退日寇的最后凯歌，就算是我们的奠礼！”
抗战殉国英名扬——刘老庄连
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82位勇士，为掩护根据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在淮阴刘老庄战役中，与1000余名兵力强大、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血战，82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他们用鲜血为队伍的胜利铺就了道路，他们是一支被后人称为“刘老庄连”的连队。
经过了枪林弹雨的刘老庄已满目疮痍，硝烟散去也早已不见日寇的铁蹄。刘老庄的乡亲们在淮阴县张集区区长周文科带领下，赶到了阵地。在昏暗的夜色中，显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这样的场面：
战壕附近到处是炮弹、子弹留下的痕迹，四处散落着子弹壳以及被砸坏的枪支。稍微远点有许多横七竖八倒着的日军尸体，大多都残缺不整。而脚下的土地已经松软，都能看到血已经渗到土里
了。
战壕里，热血流淌，一具具身着灰色军装的忠骸，仍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勃勃雄姿：有的嘴里狠狠咬着敌人的半边耳朵；有的拳头里紧紧揪着敌人的一绺头发；有的弓着双腿，手中握着捅弯了的刺刀。他们虽然安息了，但看上去还像生前一样，睁着大眼睛，想要和敌人继续打下去。
现在这片阵地是寂静的，但在几个小时以前，这里还是激烈的战场，勇士们在这里英勇拼杀，而此时此刻，大家似乎还能听到他们的战歌：“枪榴弹，威力大；火力点，开了花；曲射炮，不虚发；打得鬼子喊爹妈。轰啊！轰啊！”……
在场的人无不悲愤苦痛，他们默默地肃立在烈士身旁，沉默地为烈士哀悼。趁着夜幕，大家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含泪收敛了勇士们的忠骸。也许是上天有意留下一段真实的传奇，在收敛过程中，人们意外地发现一位躺在血泊中的战士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赶快将战士送到卫生所抢救。
这位胸中三枪的战士，右臂也被炸断了，身上还有十几处刺刀伤痕。经抢救，这位生命力顽强的战士，苏醒过来了。他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这场悲壮的战斗……
1943年春天，日军在苏北进行的新一波“大扫荡”已持续一个多月，19团和苏北根据地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都在淮阴北面六塘河一带驻守，2营的驻地叫刘老庄，距离六塘河一小时路程。3月17日，日伪军1000多人，分兵合围驻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就在这危急时刻，2营4连挡住了敌人的去路。4连经过两次激战，成功阻止了敌人前进，进入黄昏后，4连转移到了刘老庄外一条没有退路的交通沟。
3月18日拂晓时分，枪声打响，日伪军的第三次合围开始了。只听见“唧”一声响，树上的哨兵被敌人打下来了，那时候2营的战士们都正在吃饭。2营营长看形势不对，便命令战士们想办法突围。于是，3连的战士们盛起饭，边走边吃边战斗，而4连在炊事班随大部队撤退后，只剩82名战士留下掩护大部队撤退。
4连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立刻意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恶战即将到来。于是他们命令部队，马上展开战斗队形，抢占有利地势，阻击敌人。没多久，全连指战员眼前就出现了敌人的身影。当敌人完全进入4连伏击圈时，白连长的重机枪发出怒吼，喷出火舌，冲向敌人，霎时间，全连火力猛射，敌人尖兵应声倒下。敌人后续部队吓得摸不着方向，丢下几十具尸体，逃之夭夭。4连无一伤亡。白连长和李指导员觉得敌人后面还有大部队，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撤到刘老庄外面的“抗日沟”，利用地形进行防御，以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
上午9时左右，日军发起第一次冲锋，前进30米便被4连击退。日军军官川岛看到4连的火力后说，这不是土八路，是一支正规部队。于是日军将指挥所移到了刘老庄东头，并在房顶上架起了机枪，构成交叉火力。随后，川岛投入10多挺机枪，集中火力向4连阵地扫射。在火力掩护下，日本士兵向4连阵地爬来，在距离阵地百米左右时，4连枪榴弹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直接让日军的火力成了哑巴。同时白连长趁势组织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日军伤亡惨重，第二次冲锋失败。日军不甘心失败，他们又三次发动冲锋，一次比一次猛烈，结果都被4连一次次打退回去。
此刻，4连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然而阵地前沿遍地是倒得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尸体上留有枪和子弹。看到这儿，李云鹏和白思才商量，决定从尸体上取弹药来补给连队。一排排长尉庆忠主动请命，还说自己以前是军需干事，干的就是“验收”弹药。于是尉庆忠担任小组长，带领突击小组接近尸体。
敌人发现了他们，知道是为了取弹药，立即集中火力，进行封锁。突击小组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枪林弹雨中，陆续运回上千发子弹和几十只枪支。但是，尉庆忠排长不幸中弹，光荣地牺牲了。
下午2时左右，被4连打得疲惫不堪的日军，不得不停止了攻击。利用战斗间隙，李指导员同各个支委开了会。对于是突围还是坚守阵地，他们分析讨论后决定，为了给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坚守阵地，待天黑后再进行突围。
这时，有的战士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要以实际行动打击敌人，在党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脸。请党支部在这次战斗中考验我，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员的行列。”
面对这些英勇奋斗的战士，党支部接受了一批战士的火线入党。新党员们在阵地上庄严宣誓：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
战斗又开始了，狡猾的日军改变了战术，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4连阵地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烟尘滚滚。但是，勇士们誓死坚守着阵地。防御工事和掩体被毁坏了，他们就立即进行补修，受伤了，包扎好后继续战斗。
6个小时过去了，日军的炮弹仍没摧毁4连的阵地，但是4连受到了重创。全连此刻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白思才在刚才的炮轰中左手受了重伤，失去了活动能力，李云鹏也受了伤。已经苦战了一天，战士们滴水未沾，粒米未进，饥饿和疲惫袭击着他们，但战士们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誓与阵地共存亡。
此时，已是傍晚，敌人的炮火终于停止了。白连长和李指导员两个人观察了一下敌情，他们知道，天黑前，敌人必定会大举进攻。若能顶住敌人最后一次冲锋，就可以组织突围了。而他们也考虑英勇的牺牲。时间不允许多做考虑，白思才毅然下命令，把多余的武器全部砸毁。可是，战士们像没有听到命令一般，呆呆地望着手中的枪。如果是上刀山，下火海，战士们谁都没含糊过，但是要砸枪，战士们揪心地难受。这都是牺牲的战友留下来的啊！可是，这不能留给敌人，战士们只好含泪将多余的枪支，一一砸毁。机密文件和报刊也全部销毁。这时，战士们的枪上都已经插好了刺刀准备最后一拼。
夕阳西落，晚霞满天。敌人涌到了4连阵地跟前。最后一批机枪子弹喷射出来，带着82位战士的仇恨，将大批日军打倒了。白思才首先跃出战壕，大声吼道：“同志们，杀啊！”李云鹏边冲边喊：“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和敌人拼了！”一片喊杀声中，勇士们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晚霞映照着大地，大地就像被血染一般。地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到处是砸坏的枪支。在阵地上时而响起手榴弹声，时而响起一阵悲壮的口号声。面对这82人坚守的阵地，日军迟迟不敢前进到这块火热的阵地。战斗后的一片寂静，一个日军壮着胆子跳进了4连的战壕内，突然一阵枪响，其他在后面跟着尚未进战壕的敌人，听到枪声随即爬到地上也跟着放枪。接着又是一阵寂静，先前跳入战壕的日军才发现，刚才那个半蹲着，拿枪怒目瞪着他的战士早已牺牲……
在强敌面前，4连82名勇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全连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晚霞褪去，夜幕降临。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了，群众转移了，兄弟部队转移了。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勇士们虽然全部为国捐躯，仍然保持着生前搏斗时的勃勃英姿：有的怒目圆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紧握着弯曲了刺刀，弓着一条腿斜靠在大树旁；有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敌人的头发；有的嘴里满是鲜血，咬着敌人的半个耳朵……
战后，第7旅重新组建第4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写道：“淮北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文表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当地人民群众为第4连82位烈士举行公葬，修建了“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纪念烈士，当地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处建立了刘老庄烈士陵园。
战争年代，新四军“刘老庄连”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和平时期，刘老庄连是人民的忠诚卫士。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洪水，人民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刘老庄连82名官兵奉命随部到达长江最危险的地段-武汉洪湖进行抢险。到达灾区后，全连官兵连夜出击，连续奋战18个小时，冒雨对长800米的大坝进行了修筑，平均每人挖掘、搬运砂石近千袋，战士的双手磨破了，袋子被鲜血染红了，仍然不停地在河堤上奔跑，战士麻尚坤先后三次晕倒在大堤之上，却三次从担架上跳下，冲回了阵地。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一分钟完成任务，人民群众就少一分钟受到威胁”。一面“铁军来了”的红旗，让灾区群众放下心来；一面刘老庄连的鲜红连旗，巩固了无数已经或即将决口的堤坝；刘老庄连顽强的作风感染着地方领导和群众，他们含着泪对团领导说：“让他们休息一下喝口水吧，这哪里是在干活啊，简直是在拼命！”8月18日凌晨4点多，大坝修筑完毕，官兵们顾不上饥饿、疲劳，裹着雨衣就在河边睡着了。5点半左右，刚筑的大堤出现了管涌，如不及时加固就有垮堤的危险，全连官兵即刻又投入了“战斗”，地方领导和群众无不感慨地说：“这个连队的官兵真是铁作风！”上级首长称赞刘老庄连：“昔日是抗日尖刀，今天是抗洪尖刀。”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刘老庄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抗战的八年中，新四军的处境十分险恶。他们不但要抗击武装精良、骄横残暴的日本鬼子和认贼作父、助纣为虐的伪军，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摩擦”进攻。而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既是日伪军的统治中心，又是国民党经营多年的战略要地。这里日伪据点林立，河网交错，交通便利，没有大山依托，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是极其艰苦、尖锐和复杂的。
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新四军无数将士做出很大的牺牲。这个“很大的牺牲”，若没有亲历者的讲述，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革命胜利后，很多新四军的老将军、老战士、国际友人通过撰写文章的方式回顾了他们当年的经历与见闻，用生动形象的故事讲述了新四军当年面临着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们又是如何用坚强意志战胜了这些困难。这些经历与回忆以丰厚的史料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构筑了中国革命战争文化的浩瀚宝库，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提供了极好的教材。
亲历者“有责任”把“吃苦在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传给下一代。我们作为“下N代”则更有责任阅读他们的回忆录，掌握这段历史，不忘新四军的本色，将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并让它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粟裕：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
粟裕，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5年，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苏、英、美、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终于从组织上形成。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对中国抗战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中国敌后战场仍然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苏中最困难的时期比全国还要长一些，这是因为日本侵略军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更加紧了对大江南北的控制与掠夺，而国民党蒋介石又加紧了反共行动。于是苏中敌后日、伪、顽、我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些变化。伪军唯恐被驱使到南洋当炮灰，普遍离心，寻找后路；日本侵略军加强对伪军的控制和改编，国民党蒋介石也加紧对伪军的拉拢利用。由此引起了日伪、日顽之间矛盾激化。国民党增派力量重返苏中，建立反共基点，顽固派和我方之间的矛盾也再度激化了。但是，日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我们要准备对付日寇更凶狠、更残暴、更毒辣的进攻。
党中央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时局的估计、今后的方针任务，对全党、全军、各敌后根据地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后来概括称为“十大政策”。华中局于1942年春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结合华中情况，制定了“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总方针、总任务，并且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加强军事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具体任务。
1942年4月，我们在海门县的海复镇，召开了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布置了今后斗争和工作任务，提出了：“一面巩固，一面发展”的方针，既要坚持原地斗争，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又要积蓄与加强力量，准备和迎接反攻。
1942年初，敌我争夺重点已由第二分区的三仓向南推移到了第四分区的启（东）海（门）区。为掩护启海区根据地建设，一月间我进击并收复三阳，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击二厂、久隆，两度击退敌人的进攻，前后战斗共达半个月之久。
1942年6月，日寇鉴于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的全面“扫荡”、分区“扫荡”、乘虚跃进、交通政策等都没有收到效果，再次变换方针，吸取华北铁壁合围和苏南“清乡”的经验、开始对我苏中地区进行“清剿”（又称“机动清乡”）。在政治上，对上层士绅采取争取政策，对乡保长则笼络与威胁并用，对我基本群众和抗日军人家属先胁迫其为日寇办事，不从的则格杀勿论。在经济上，设立统制委员会，统制一切物资，加强对我封锁，在一些重要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在军事上，实行水陆封锁，然后分进合击一点或多路重围一区，并且如梳篦一样，反复进行，搜捕我工作人员，寻歼我地方和主力部队。苏中斗争形势进一步严酷起来。
面对这一形势，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敌人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分进合击、多路合围，这些都需要高度协同。但日本侵略军深入我根据地作战，等于瞎子、聋子，无法准确侦察和判断我们的行动，又受地形、交通方面的限制，以及沿途遭我民兵、游击队的打击，很难达成合击，而且敌调集机动兵力在一个地区“清剿”，势必造成其他地区的空虚，便于我军其他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至于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我军民百倍的复仇怒火。我们决心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并且加强敌占区、接敌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打破敌人的“清剿”。
日寇于6月12日开始对第四分区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七月上旬对第三分区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九月末十月初对第一分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我们指示各分区紧密配合，在敌“清剿”区内以地方武装配合民兵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不断予以袭扰，捕杀敌特、汉奸。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清剿”区外，进行机动作战，特别是向敌人后方和敌人的弱点进攻。于是，各分区的攻势作战此伏彼起，互相策应，互相支援，数月中先后进行的较大战斗有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窎歼灭战等。在南通二窎镇南的夏（谢）家渡战斗中，我第三旅第七团一举歼灭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110名，迫使“清剿”第四分区之敌仓皇收兵。我第三分区的如西县，在敌伪转移兵力对第一分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时，发动了万余群众围困西河弯伪军据点，不久又组织2万余群众围困水洞口，1万余群众封锁加力市。我们还实行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辟和加强了边区、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到11月，敌人的“清剿”即被基本打破了。
综观1942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6月到11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49处，使苏中区敌伪据点增加到339处，增修公路19条，全长450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部分中心区变成游击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保持着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开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
节选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黄克诚：不搞“抢救”运动
黄克诚，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
1942年1月，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党中央工作，在他临离开华中局之前，主持召开了一次华中局扩大会议，各区党委书记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作华中局工作总结报告，陈毅作军事建设报告，让我作政治工作报告。
还记得我在那次的报告中，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了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根据地政治工作、友军政治工作和敌伪军政治工作四个问题。在讲到干部问题时，我特别强调了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两个方面：使用干部应注重德才兼备，注重干部的党性、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对干部要爱护，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更重要的是注意从政治上爱护，平时发现干部思想上的不良倾向苗头，要及时进行教育、批评、帮助，不要平时不关心，或者平时看到干部有什么问题当面不说，记在心里，到时候一齐算总账。
在谈到审查干部和锄奸问题时，我强调要区别对待，信证据不轻信口供，宁可错放，不可错杀，注意纠正违反政策、刑逼口供的现象等。后来，华中局把我的这个报告作为“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据”，发表在《真理》1942年第8期上。
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即由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不顾全大局，硬是把陈毅从华中排挤走。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大谈陈毅如何如何。我曾对这种作法提出不同意见。我说，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2年6月，在苏北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正确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提高政治觉悟。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党政军民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
1943年4、5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会议期间，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之类的事，要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但由于“抢救”运动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布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不能不执行。
从华中局开完会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久久安稳不下来。想起我们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眼下大敌当前，开展“抢救”运动，搞不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按我当时的想法，“抢救”运动不应该搞。但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为了稳妥起见，我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第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失足者”。
我亲自到第七旅去实地考察，掌握动向。第七旅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的情况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后来被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了，简直不着边际。我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
我让第七旅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我的心里反而踏实下来，事实证明了搞“抢救”运动这种做法行不通。我的心里有了底，决心也下定。
我从第七旅返回师部（区党委）机关，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在整风运动当中，只搞正面教育，提倡主动反省，不准逼供、诱供。这样，苏北各区和第三师部队在整风中，就没有搞“抢救”运动。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证明广大干部确实是好的，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过了一个时期，华中局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我同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住在一起。我俩是老相识，每次一见面都是无所不谈。可是这次我却发现曾希圣情绪有些不正常，沉闷不乐，很少讲话。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是有点什么事情，就问他。
开始他不肯说，后来．我一再问他，他才说，他的爱人可能是个特务。
我问他：“你自己相信不相信？”
他说：“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有什么办法？”
我问：“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他说：“是在第二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的。”原来那个女干部与曾希圣的爱人是在上海的同学，当时她们都很年轻，在“抢救”运动中，那个女干部不仅供认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她的同学。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大靠得住，就通过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把第二师政治部那个女干部找来，我单独同她谈话，了解详细情况。
开始，我问那个女干部，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绘声绘色；我又问她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她照样又是讲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听就觉得不可信。最后我问她，讲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她说是千真万确。我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虑，对她说，要向组织讲实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
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她以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假话。我问她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她说，起初搞“抢救”时，她讲的是真话，但人家不相信，对她进行“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供，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交待什么，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样一来，反而受到表扬、欢迎和优待。于是，她就索性胡编乱供起来。
我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谭震林，对他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死人呀！我问谭，第二师搞出来多少特务？谭说每个团都是数以百计。我说：“哎呀！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那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都跑光了？”谭说，一个人也没跑。我说：“老兄，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都不跑，哪有这样的特务？”随后，我又向饶漱石谈了我的意见，饶也觉得这样搞法有点问题。我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饶漱石表示同意。
节选自《黄克诚自述》
叶飞：痛击日军“扫荡”
叶飞，时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苏中第三分区地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叶飞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1年3月，苏中军区正式成立，19日，华中局正式划定苏中区范围。分为四个行政区，相应地成立了军区和军分区。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第一旅兼第三军分区。三分区3月下旬于泰州县雅周庄成立。
刘少奇、陈毅同志在给苏中地区领导人的指示信中说：“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形势转变为对日直接斗争的形势了。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我军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这是“更直接，更严重的抗日任务”。5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也指示苏中，要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抗战，保卫根据地。
苏中地区的日军是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是我军与之在苏南、苏中地区交战达四年之久的“老对头”，旅团部驻泰州。伪军有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一方面军任援道部，新老伪军达3万5千余人。敌伪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凭借优势的兵力、火力和交通的便利，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
1941年4月日军“扫荡”的规模较大，日寇称之为七路“扫荡”。我们拟定了以黄桥为中心，在其四周选择新建据点为攻击目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来粉碎敌伪“扫荡”的作战计划。敌伪军向顾高庄、古溪、蒋垛、雅周庄一带“扫荡”时，我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袭扰，与敌纠缠，使“扫荡”进展缓慢，并派三团和独立支队伪装主力，张扬其事地向孤山、老庄头等地发起攻击。这里，我率在两泰地区隐蔽待机的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泰（兴）黄（桥）公路上，包围了姚家岱、石梅两个据点。
4月17日，我一团围歼姚家岱之敌：日寇1个中队和200名左右的伪军。此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3名，开创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生俘日军的纪录，而且全歼伪军。二团也顺利全歼伪军200余人。
当我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日寇就加紧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占领苏中、苏北。那一段时间里，投降危机甚嚣尘上，南京群丑公开宣扬要“完成皖变未竟反共之功”，日寇头目也毫不隐讳地狂妄夸称，耍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1941年夏季，对苏北盐城、阜宁地区进行了大“扫荡”。
日军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一带，由旅团长南浦襄吉出任前敌指挥官，指挥日伪军1.7万人，倾巢出犯，兵分四路：东台一路，兴化一路，射阳一路，陈家洋一路。7月20日同时出动，向盐城合击。
开始，敌伪军约有少量增加，由如皋、海安、安丰、富安，李堡等据点出动，“扫荡”我苏中二分区。另外，南通、海门、启东等据点敌伪军以原有兵力出动，“扫荡”我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带。而敌寇惟独在我三分区没有增兵，为什么？很使我踌躇。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南浦发动对我苏中的全而“扫荡”，由于兵力不足而作罢；二是南浦的目标不是苏中二分区，也不是苏中四分区，而是向北用兵，攻我军部，所以不在南部的三分区“扫荡”。
果然，北犯盐城的敌伪军20日当天就占我盐城，继而进犯上岗、伍佑、刘庄、白驹、南洋岸、阜宁、东沟、益林、湖垛等地。当时正是雨季，河水大涨，日寇汽艇在水网区猖狂活动，非常便利。盐阜地区的我三师部队跳出外围。我军的一些机关，特别是在湖垛周围的后方机关，情况十分紧急。华中鲁艺的一批同志遭受敌寇袭击，著名作家丘东平、戏剧家许晴等同志英勇牺牲。
正当我军与日伪军在阜宁东沟激战之际，龟缩在曹甸、泾口一隅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竟然出动部队猖狂地攻我益林阵地，使我军陷于腹背受击的危境。
军部在盐阜区有我军主力笫三师的掩护，本来是可以放心的，但从战报上看，军部终究是大机关，不大适应游击环境，转移起来困难较大，我们确实担心，老军部给国民党搞掉了，新军部再受损失怎么行！于是，我们研究，支援军部反“扫荡”最有效的办法是根据军部《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攻其所必救，也就是古兵法说的：“围魏救赵。”我们一致决定，在三分区主动发起进攻，以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调动敌人。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二两个团的兵力，便选择了古溪这个敌伪军中心据点，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古溪有伪军1个团兵力，1000余人。它靠近黄桥，能触动鬼子，有使它回兵的可能。
我们一面部署战斗，准备晚上7时发起攻击；一面报告军部、师部。谁知下午5时，师部来了复电，不同意我旅攻击古溪的战斗行动，主要理由是：攻坚不利，易遭受重大伤亡，且未必能攻下据点。曹甸已有前车之覆，这一下使我很为难。根据古溪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反复权衡，我们是有把握攻取的。
我考虑一下，觉得听听下面意见为好，就召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来开会。那时的一团团长已是王萱春，政委是曾如清。二团团长是廖政国，政委是李一平（吕平）。他们一看电报也愣了，都看我的态度，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主要怕我们攻不下来．伤亡一大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样一说，大家便讲开了，叙述他们如何派人到据点侦察，如何勘察地形，突击队放哪里，二梯队在何处，突破口选择的位置……等等，总之都说：“有把握”，“没问题”。于是我说：“如果确实有把握，就打；只要打下来，就没有不执行上级命令这事了。如果打不下来，就有事了……”大家说：“打！”果然我们一举突破，两个小时就解决战斗，全歼伪军1个团，伪团长在逃跑时落水毙命，而我军伤亡不到100人。
打下古溪，我即集中全分区地方武装四面出击。我一旅主力乘胜进攻黄桥，黄桥敌人赶紧向泰兴城撤，我们占领黄桥后，一路追击，并扬言要打泰兴城。追击路上，两个主力团，加上地方武装、民兵，浩浩荡荡，横扫三分区内各敌伪据点。敌伪军闻风丧胆，我军乘胜收复季家市、加力、孤山、石庄等地。处于长江之滨的敌伪重要据点天生桥，亦被我泰兴独立团奔袭攻克，威逼长江交通线。至此，三分区敌伪据点大部被我占领。我一旅主力乘胜包围了泰兴城，占领四关。泰兴城敌伪向日军头目南浦告急，但南浦旅团继续“扫荡”我盐阜地区，仍不为我在三分区的进攻所调动。我们即以分区武装接替继续围困泰兴城，一旅主力向南浦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进逼，三面包围之。南浦吉这才不得不从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这样，军部就解围了。
陈毅、少奇同志对我一旅指战员英勇善战，在敌后积极主动进攻，牵制、调动敌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获得全胜，非常高兴。他们直接发来了电报，向一旅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并予嘉奖。
陈毅、少奇同志同时还指示我们：要当心敌人回头的进攻。我们也已得知南浦率部南来，等他离泰州城还有半天路程时，就撤了泰州、泰兴之围，使南浦扑了空。我军主力向根据地腹地古溪、营溪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应敌。南浦旅团由泰州出发向东“扫荡”，企图寻我主力决战。我旅就与他进行“蘑菇战术”，待南浦旅团东进至古溪、营溪附近，于夜间以急行军向西，转至敌背后，奔袭泰兴、黄桥之间的敌据点姚家岱，并一举攻克，歼敌1个小队。南浦旅团闻讯，又从东向西行军追击我军。我军待敌迫近，又于夜间由姚家岱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我根据地腹地南部集结。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转移兵力，对我三分区的“扫荡”也被粉碎了。
这种“蘑菇战术”，敌人固然疲于奔命，我们也是很疲劳的，部队疲劳的一路行军，一路睡觉，连牲口也磕磕撞撞的。走到靖江地区一座桥上，“扑通”一声，我和骑的马一起掉到河里了，实在太疲劳了，哪怕睡十几分钟都是好的。
此次敌人对盐阜的大“打荡”自7月18日开始，至8月20日结束，历时一月零两天。
日寇夏季大“扫荡”失败之后，经过精心筹划，于1941年11月上旬对我三分区发动了报复性“扫荡”。很可能南浦认为：不征服三分区，他就不可能在苏北逞威。
这时，我旅二、三团正由张藩副旅长率领去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同情区”。掌握在我手里的只一个团和一些地方部队。
敌伪乘我主力较少的机会，兵分三路而来。着重“扫荡”如西县，合围点为卢港、高明庄一带，企图聚歼我旅部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弄清敌人这一意图后，先避开敌军“扫荡”之锋芒，显示了一下目标，然后急速转移到如皋以南隐蔽，以地方武装同敌伪军周旋，疲劳敌人，并假设目标吸引敌人合围，使敌伪军连连扑空，疲惫不堪。我判断敌伪军的“扫荡”已趋尾声，待其各自返回据点时，便率一团悄悄运动到靠近高明庄东北的白家湾附近隐蔽集结待机，密切注视各路敌伪军的转移方向，寻找弱点。终于找到了撤向黄桥的那一路。这一路有鬼子100余人，伪军500余人，由日军加藤大队长率领，由于疲劳，也由于轻敌，行动比较拖沓。我一看另两路日军已过去，正好抓住这一路，决心歼击它！
11月14日下午，我在一团指挥所，直接命令该团三营出击。日军见我来势凶猛，且战且退，企图占领高明庄里一批比较坚固的砖房固守待援。我一团一营一个连和特务连占据高明庄西、北野外，然后派一营和二营分别从南和北两面迂回上去，留出西口子不包围。伪军一看不妙，抢先夺路逃跑，被我军歼灭300余名于西北口子上。战至15日凌晨，击毙日寇80、90人。加藤被击伤，带着残兵狼狈溃逃了。
苏中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是很频繁的，一般1000、2000兵力的区域性“扫荡”，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全区性“扫荡”一两个月一次。苏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也是对这一民族战争胜利做了很大贡献的。
节选自《叶飞将军自述》
张震：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抗战第一战
张震，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十一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震先后出任总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要职。
1955年，张震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8年9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电令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精神，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组建了370多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9月30日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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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县杜岗与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甫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24日东渡新黄河，跨越淮太路，26日行至距淮阳城东北约20公里的窦楼村附近宿营。次日晨，部队突然遭到日军偷袭，司令员彭雪枫当机立断，迎战敌人。战斗中，参谋长张震手持机枪率部队正面反击，彭司令随三大队七中队由马菜园东南向敌左侧突击，经两小时激战，击毙日军林津少尉以下10余人。此战，参谋长张震、参谋程朝先、排长姚克等5人光荣负伤，排长严立泰为国捐躯。
新四军游击支队首战告捷，打击了日伪嚣张气焰，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揭开了豫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新四军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震将军回忆起这次战斗的经过，仍然激情满怀。他回忆说：
回想起8年抗战的艰苦历程，往事历历在目，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38年的窦楼之战。窦楼村是河南东部淮阳县的一个小村庄。1938年10月，我们在这里打响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枪。
当时豫皖苏边区的抗战形势十分严峻。是东进抗日还是西撤溃逃？两条道路尖锐地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内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肆宣扬“速胜论”，调集大军组织徐州会战，并认为几个战役就可以把日军打垮，但没过多久，徐州失落敌手，河南省会开封和豫东、皖北、苏北10余县也相继被日军占领。一时间“亡国论”又占了上风，中国“再战必亡”的论调甚嚣尘上。蒋介石对其部队阻止日军西犯已无信心，遂于1938年6月9日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此阻止日军西进，但实际上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敌后抗战抱有殷切的期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命令在豫南确山县竹沟地区刚刚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挥师东进，到豫东、皖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部队是9月30日出发的，人员不足400人，开进途中在西华县杜岗与先期到达的第一大队以及我党在豫东刚刚组建的抗日武装会师并进行了整编，整编后新四军游击支队下辖3个大队，共1000余人，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游击支队的人员构成有延安派来的一些红军干部，有我豫东各级党组织的成员，有刚受抗日教育的青年学生，也有一些临时动员参军的农民。当时支队只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发给的少量苏联造的转盘机枪，就一支捷克式步枪还是用20元钱从国民党逃兵那里买来的。其余全部是土枪，打一发子弹，枪栓就拉不动，有时还要用脚蹬，战士们风趣地称之“脚蹬式步枪”。就是这样一支武器很差，缺乏训练、缺少平原作战经验的新部队，担负起了东进抗日的任务。
窦楼村战斗是一个遭遇战，当时并没有准备打这一仗。我们游击支队于10月24日渡过新黄河进入敌后，26日到达窦楼村及其附近地域宿营，准备次日上午出发，继续向鹿邑方向挺进，27日清晨，部队刚刚吃过早饭，正准备集合出发，忽然听到哨兵警戒的枪声。我赶忙登高一望，只见公路上尘土飞扬。日军有骑兵、有汽车、还有一些伪军正向窦楼村扑来。彭雪枫同志到寨墙上进行观察后，即令直属队在寨内集合待命，各大队按宿营地部署展开。彭雪枫同志自己带领警卫连出寨侦查。我随他一起带着部队来到窦楼村西南的一片坟地，依托有利地形，散开正面打击敌人，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就在这里打响了。在这之前，日伪军经常出来**抢掠，从未遇到过抵抗，这次枪声一响就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纷纷就地卧倒对我射击，双方形成对峙。
当时游击支队有不少新战士，杀敌报国的士气虽高但毕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心情有些紧张，在敌人还没有靠近时，就急于开枪，土枪的枪栓又拉不动，个别人就开始惊慌。我赶忙命令部队就地卧倒，敌人不到跟前不要开枪。我还看到有个新战士在慌乱中连机枪也不会打了，我就接过他的轻机枪向敌人扫射起来。苏联造的机枪非常好用，精度高，一下子就打乱了敌人的队形，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他们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为当时部队队形密集，又要离彭雪枫同志远一点，不能把火力引向他，所以我打完第一盘子弹后没有转移阵地，换上第二盘弹夹开始射击时，我感觉右腿突然一麻，一股热血往下流淌。我知道是负伤了，但没有做声仍然继续射击，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彭雪枫同志命令第三大队从东南向西北敌后攻击，包围敌人。
三大队副大队长吴守训同志是有名的神射手，他原在睢县地方团队带过兵，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本领。他带着部队冲上去，一枪就撂倒一个敌人。日军正面攻击受挫，侧后又受到夹击，阵脚就乱了，马上拖着尸体载着伤兵逃跑了。这次战斗历时约两小时，击毙击伤日军10余人。打扫战场时，我们找到了敌人遗弃的军帽和指挥刀，才知道击毙了日军一名少尉，名字叫林津。敌人逃回淮阳，因为我们对淮阳的情况不明，也未作追击。部队稍事休息后，继续向鹿邑前进。
窦楼村战斗，游击支队击毙日军10多人，缴获子弹百余发，以及大衣、钢盔、帽子多件，还有林津少尉的指挥刀一把。在战斗总结时，雪枫高兴地说：吴守训一枪一个，真称得上神枪手。他指示《拂晓报》记者进行采访，并在报上刊登了吴守训的事迹。从此，神枪手吴守训的名字，便在游击支队传开了。
此仗虽然不大，但毕竟是我们东进敌后的第一战。在这之前，豫东日军在占领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还从未遇到过坚强的抵抗。窦楼村一战，打击了敌人的凶焰，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豫东大地。
这次胜利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老百姓饱受日寇的蹂躏，盼着我军为他们报仇，看到我们打了胜仗，十分高兴，争着为我军抬伤员，不停地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深刻地表现了军民的鱼水情谊。
窦楼村战斗是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后的第一仗，也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豫皖苏边区同日军打的第一仗。初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年轻人纷纷要求参军，一些地方武装也积极向我军靠拢，从而为更加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后来建立的东起运河、西临平汉、北自陇海路、南到淮河的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600万人口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初战的胜利，还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术水平和干部的作战指挥能力，增强了对日军作战的信心。依托抗日沟（平原抗日沟交通沟）、青纱帐，为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窦楼村战斗之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后来中央军委任命我部为新四军第四师。在整个抗日期间，这支部队经过大小战斗3000多次，歼敌6万余人，成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
节选自《张震回忆录》
季音：新四军将士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季音，时任国际新闻社金华记者站干事。1941年，季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囚入上饶集中营。1942年越狱之后，季音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参与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
建国后，季音曾先后担任南京《新华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工业组编辑、《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等职务。
在上饶集中营中，季音与新四军战士、我国著名的美术家与书法家赖少其是狱友。这段文字记录就是季音对赖少其在狱中抗争的回忆。
赖少其是1939年参加新四军，曾被鲁迅誉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我与他相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们一同在“皖南事变”之后，被囚于上饶集中营。集中营里共设立了6个队，全是被俘新四军干部。另外还设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由部分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捕来的人混合组成。我和赖少其就编在特训班里。在铁丝网密布、特务宪兵严密监视的这座大牢狱里，我们整天从事沉重的苦役，受尽折磨。
特训班的特务队长王寿山，是个既无文化又阴险狡诈的家伙，他为讨好上级，显示他“管教有方”，出了个主意，在被囚者中挑选了几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要他们办一张墙报，刊登难友们的文章。特训班里几个老同志经过研究，认为办墙报的事可以做，当然反共的文章绝对不能刊登，而是要利用它成为鼓励同志们进行战斗的一个思想阵地。于是，墙报出版了，上面既有文章，又有诗，刊头上是一幅画，画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上，半空里有一只矫健的雄鹰在展翅飞翔，飞向远方，画的题目是两个字：“高飞”，作者正是赖少其。
愚昧无知的特务队长王寿山看墙报果然出来了，花花绿绿一大片，十分得意，他特意邀请集中营头目之一、总干事杜筱亭前来参观。诡计多端的总干事杜筱亭毕竟比愚蠢的王寿山高明，当他看到墙报上的这幅画，顿时发起火来，指责王寿山：“你上当啦，这画明明是在煽动越狱逃跑。”
王寿山一听顿时傻了眼，查明此画作者是赖少其后，就把他叫来训斥。总干事杜筱亭立功心切，立即把此事报告集中营总头目张超。张超听了勃然大怒，把赖少其叫到集中营总部，由他亲自审问。
“你为何要画这幅画？这不是煽动又是什么？”
“我画的只是张普通风景画，没有别的意思。”赖少其平静地回答。
“你还要狡辩！”张超气得脸色铁青，又接连提了几个“新四军不抗日”一类的反共老调，赖少其一一加以驳斥，寸步不让。
“把他押到茅家岭禁闭室！”张超最后下了命令。
茅家岭禁闭室原来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囚禁政治犯的一所秘密监狱，集中营成立后作为“禁闭室”，专门囚禁一些所谓“不服管教”的人。我曾在这里被关过两个月。这是一座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什么“老虎凳”之类的刑具样样俱全。这里还有个特别的刑具，叫做铁刺囚笼，它由几根木柱组成，周围绕满带刺的铁丝，囚笼的高度与人体相似，人关在里面丝毫不能动弹，否则就会把你刺得浑身是血，站在笼子里，时间长了，人就会晕倒。我原以为这囚笼是国民党特务的“独创”，后来，我在翻阅古籍中偶然发现，原来这木制囚笼古已有之。早在清朝时，许多监狱里都有这种木囚笼刑具，有的囚笼还有上下数层，“囚犯纳其中，不能屈伸”，许多囚犯惨死在笼里。清康熙三年，有一个御史姚延启，在调查了一些监狱情况以后，曾向朝廷上奏说：“江南浙江等省有狱卒苛索不遂，创为木笼，犯人囚于其中，天时炎热，秽气熏蒸……多至监毙。”因此，清王朝曾经多次下令，“禁止木笼之制。”想不到茅家岭监狱不但继承了这个苛刑，而且还在木笼之外围以铁蒺藜，使刑具更为残忍。
赖少其被押到茅家岭禁闭室以后，按照监狱的规矩，新来的“犯人”都得站一两个小时木囚笼。赖少其在木笼里站了不到一小时，就感到支持不住了。这时有个年轻女难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木板，她趁卫兵不注意，偷偷地塞进木笼子，让赖少其可以在木板上坐一会儿。另一个女难友，偷偷地塞进去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同志，一定要坚持！要坚持斗争到底！”这时囚室里的男难友，纷纷发出抗议声：“把笼子里的人放出来！”“快把人放出来！”……
男囚室里，又齐声唱起了根据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八百壮士歌》改编的歌：
“中国不得了，
中国不得了，
你看那抗日英雄坐监牢……”
抗议声、歌声此起彼伏，女牢房里的女难友也走出来大声抗议，监狱里顿时乱成一团。那监狱管理员气急败坏地连声大喊：“不许唱！不许唱！”他怕事情闹大，还是把赖少其从笼子里放了出来。
赖少其在茅家岭禁闭室关了一个多月，又回到集中营。不久，他在冯雪峰（狱中名冯福春）等老同志的帮助下，逃出了集中营，历经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回到苏北敌后的新四军。解放后，他转业到地方上工作，在领导岗位上虽然多次调动，但始终没有放下那支生花的笔，在书法、绘画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由于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使得许多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共产党员、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死于非命，整个上饶集中营就是一座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1945年10月中旬，“双十协定”签订后“东南分团”解散，这个历时近5年、恶贯满盈的人间地狱才最终彻底垮台。其间，有多名革命志士（大部分是中共党员）遭到集体屠杀，秘密枪毙、活埋、投毒、绳绞和疾病折磨而壮烈牺牲；最后，只有200余人获释；仍有40名被认为是“冥顽分子”、“中毒甚深”而借口“以防意外”被继续拘押。
上饶集中营被囚禁的新四军将士在没有正义、公理和法律，只有邪恶和强权的铁窗烈火之中，英勇抗争，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伟大的“铁军”精神。岁月流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怀念在上饶集中营里共过患难、如今已作古的老同志。
节选自《大江的浪花》
老兵回忆：苏北最惨烈之战——刘老庄战斗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是苏北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第十七师团一个旅团和伪军第三十六师对苏北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大扫荡。1943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调集日军第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十五师团之独立十二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八九千人，以海、空军配合，对苏北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弧形大包围圈，以舰艇封锁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反复搜索。
面对日军扫荡，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三师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部队曾与日军发生过几次遭遇战，其间的惨烈以3月18日的刘老庄战斗为最。
尽管已经过去了60多年，新四军老兵贺继光依然对那一天的细节印象深刻。他当时是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三营三连连长，刘老庄是他们的驻地。
每次谈到刘老庄战斗，贺继光总是激动不已：“那是我们在苏北拼得最惨烈的一次，四连82个人全部战死了。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意义很大，成功地拖住了1000多敌人，淮海军分区、地委行署机关都转移了，部队没有受大的损失。”
为了收敛埋葬战士遗体，在战斗结束后，贺继光的连队又回到刘老庄。“看到战场上战士们因为肉搏战已经模糊的遗体，我流泪了。”贺继光说，“以后我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落泪，连长白思才是我的老排长，指导员李云鹏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很怀念他们。”
据贺继光回顾，战场上四处散着被砸坏的枪，“四连的武器还不错，轻重机枪都有，战斗进行到最后，战士们砸了枪，拿起刺刀和敌人拼命的，所以很多战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后我们收葬的有84个尸体，有两个实在和日本人分不开了，就一起下葬了”。
昨天还在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老朋友，今天就躺在面前，躺在血肉模糊的人群中。阵地上，硝烟还没散尽，夜幕早已降临，借着星光，贺继光想尽办法把他们找出来，最后再看他们一眼，“其他战士我就不清楚了，很多是‘周家三虎’带人收葬的，他们是当地人，三兄弟都加入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的战斗，其中周文科是淮阴县张集区区长，周文忠是联防大队长”。
这时，贺继光不禁想起来，白天转移过程中，一颗炮弹从头上飞过，在附近爆炸。“我拾起弹片，还很烫手，很锋利，被击中的话一定完了。由此也可以想见四连战斗场面的激烈”，贺继光说。
在贺继光的记忆里，他听到第一声枪响的时候，整个部队都在吃早饭，“我们在树上放了一个哨兵，观察敌人的情况，只听见‘唧’一声响，哨兵被敌人打下来了”。
“我们营长看形势不对，就对我说‘我们不要叫日本鬼子都吃掉了，你看从哪里突围便利就往哪里走，能走一个是一个’，战士们盛起饭，边走边吃边战斗，四连留下掩护。”
之后的战斗细节贺继光就说不上来了，没有人能够说上来，因为在场的人都牺牲了，除了一位身负重伤的战士。苦熬了两天后，他也随着战友们而去了。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都来自于一篇《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的文章。该文章是由十九团团长胡炳云写就的，他的根据是那位战士两天里断断续续的口述和四连指导员李云鹏战斗中所写的报告。
根据胡的文章，上午9时左右，日军发起第一次冲锋，前进30米便被四连击退。随后，日军投入10多挺机枪，集中大炮小炮，猛烈的火力向四连阵地铺射，在火力掩护下，日本士兵向四连阵地爬来，距离阵地百米左右时，四连枪榴弹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同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进攻的日军大乱，并在四连战壕前有一场肉搏战。日军第二次冲锋失败，但四连的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此时，李云鹏看到阵地前沿几十米内有很多日军尸体，都带有枪和子弹，如果能弄到手，就不必为弹药发愁了。他和连长白思才商量后，召集突击小组去取弹药。一排排长尉庆忠任小组长，他幽默地说，“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我的老本行！”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突击小组取回了阵地前沿日军尸体上的弹药，可是尉庆忠阵亡了。
此后日军又有多次进攻，都被打退了，日军改变战术，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四连阵地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烟尘滚滚。
炮击中，白思才被弹片炸伤，左手失去活动能力，并立即昏迷。苏醒后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壕沟内，鼓舞士气、安慰伤员、指挥战斗，一位战士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白用仅剩的右手扯开被单，将伤员的腿裹上。
李云鹏也已负伤，他找到白思才，把自己在炮火中写的报告给白看，白在上面签了字。报告中叙述了战斗情况，并要求批准他们在火线上接纳的新党员。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脸！”
天空中已经有了晚霞，白、李清点部队，四连的战士剩下不到一半了，没有负伤的，眼睛也都被炮火的硝烟熏得红肿，有的人鼻子也被呛得流血，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喉咙干得冒火，说话声都微弱得难以听清，只能依靠打手势助听。而抢回的弹药，也快用光了。白思才下命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轻重机枪使用，步枪全部拆散，拆下的完整零件埋入地下，机密文件和报刊全部销毁，装上刺刀，严阵以待，准备肉搏战。
日军围上来了，一点一点接近四连阵地。机枪一阵扫射，日军倒下一部分。不久，四连子弹用光了，日军像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四连战士全部壮烈殉国。
刘老庄战斗影响很大，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特意提到这场战斗，“第七旅十九团四连82名指战员激战竟日，反复肉搏，毙敌170多人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他们杀身报国的悲壮事迹，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撰文表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
反“扫荡”结束后，第七旅重新组建四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当地人民群众为该连82位烈士举行公葬，修建了“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的墓碑，并选送82名优秀子弟补入该连。
摘自《南方都市报》
外国友人眼中的新四军
爱泼斯坦，时任美国联合社、《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记者，保卫中国同盟重要成员。抗战期间，爱泼斯坦曾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真实情况。
1951年，爱泼斯坦携家人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中国建设》，于1957年加入中国籍，曾先后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名誉总编辑等职务。
爱泼斯坦晚年在自己的著作中，回顾了其年轻时代在采访新四军过程中的见闻感受，字里行间都表达着他对新四军纪律严明、坚持抗战的钦佩和感叹。
当中国红军从中国南方向遥远的西北进行万里“长征”时，它在福建、江西和安徽留下了一些部队。这些部队人数太少，不足以继续控制以前苏区任何重要的地盘。它们的任务是建立新的运动中心，并保持人民的革命传统。这些坚强的战士分成许多小股游击队，以几省边界一带人迹罕到的山区为根据地，使中华苏维埃的旗帜继续飘扬在中国东南和中部各省许多分散的据点上。
卢沟桥事变使中日两国公开宣战。在反对入侵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被正式承认为国民党的盟友。一向主张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中国红军置身于全国军事力量总司令的指挥之下，改编为中央政府第八路国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南部和湖北北部的红色游击队得到命令，他们也要编入统一的中国军事系统中。于是，他们从各自的据点下来，集结在各处进行改编和训练。
把分成小组，战斗在长江两岸山区的15000名游击队集中起来，是很困难的。许多地方，人迹罕至。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和政府的命令传到那里，是需要时日的。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下山接受改编时，反而遭到省军事当局的袭击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不相信内战已经结束了。有些游击队长期同外界隔绝，不理解党的新路线。一直到了1月份（1938年），这些游击队才最后完全集中起来。根据中华民国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改编为新四军。
叶挺将军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他是1925~1927年国民革命中著名的“铁军”的卓越将领之一。虽然他参加的起义最后导致红军的建立，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10年中，他过着隐居生活。而担任副军长的项英，工人出身，早在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时就参加了党的活动。他曾当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当红军开始向西北长征时，他是留在华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1938年1月，我在汉口采访了叶挺将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司令部设在以前日本人的住所里，地上铺着日本式稻草垫，炭火盆抵挡不了长江冬季寒气的侵袭。这位身材魁梧的广东人，脸庞丰润，生气勃勃，以勇敢过人而闻名。他在房间踱来踱去，讲述了这支新的军事力量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我们的人都是老战士，过惯了艰苦的生活。面对武器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已经习以为常了。过去这些年，他们常常挨饿，有时不得不吃草充饥。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秘密。”
“新四军的建立是作为一支在长江两岸进行游击战的流动部队。战士们正集中在这里进行训练和调整，然后开赴前线。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新四军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这两支军队都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当然，我们的许多指挥员和战士由于是共产党员而同八路军有联系。”
早春季节，偶尔可以看到这支新军的小股部队行进在汉口街头。这些战士久经风吹雨打，赤脚露膝。他们行动敏捷，像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样迈着大步。他们穿着灰色土布军服，没带任何符号。他们边走，边喊口号或唱歌。
5月初，当日军围攻亳州的时候，新四军奉命在皖东的长江两岸作战。它被限制在这个地区。这是顾祝同将军管辖的第三战区，即皖东南的一小部分。长江以北的地区多山，适宜于进行游击战，而长江以南的皖南是一个大平原，水道纵横，湖泊杂陈，实在不是游击战士的用武之地。这里没有天然屏障可以隐身。平坦的地形使日军的汽艇和机械化陆上运输工具实际上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日军的飞机可以发现并摧毁游击队任何明显的集结，可以侦察到他们的根据地，进行不停的骚扰。新四军70%的兵力就是集中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地区。它的主要基地、训练学校和医院全都建立在这里。过去一年间，它在这里每天至少同敌人交战一次。这种经常不断的战斗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不远的地方。
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队那种自由。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它不能像边区政府那样，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新四军只能通过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向人民表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它教给人民提高生产和增加收成，并为他们免费医疗。当租金和利息过分高，而地主和高利贷者又拒绝减少时，新四军鼓励农民救国会进行抗租抗税斗争，理由是，战争的负担本应由各个阶层平均承担，但富人并没有承担自己应有的份额。
访问过新四军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新四军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里的民主改革、群众组织、战时教育和群众参加抗日等工作，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赶不上晋察冀边区，后者在真正贯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方面堪称模范。
在新四军内部，也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最大的成功之处，”我首次采访叶将军一年后又见到他时，他对我说，“是我们把许多小股游击队融合成一支统一的军队。我们的战士多年来小股活动，分散作战，什么事都是大家说了算。人人都互相熟悉，计划是一块儿讨论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式的纪律。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大部分战士是农民，大规模组织的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在老战士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侵犯民主’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军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政治宣传和教育运动。政工人员向每个战士解释，从内战时期那种小规模游击战术过渡到组成大规模抗日流动部队，在我国革命中是一个进步。每个战士的革命职责是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方法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纪律不是机械式的，不是独断专行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战士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之上的、自觉自愿遵守的。”
“不过，”他说，“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过去打游击时的那种习气。我们仍然存在问题。”
当我要求他更详细地谈谈这些问题以及准备如何解决时，叶挺望着我笑了。
“你看过《夏伯阳》这部影片吗？”他说。“我们就是那么做的。”
新四军连以上的所有单位都设有政委或政治部。他们的这个制度同北方八路军和游击队是一样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队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他的责任是，保证这个部队成为有觉悟的、战斗的机体。他不仅有权监督战士，也有权监督司令员。作战方案都是在他参加之下作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重大的责任。一旦定出作战方案，军事指挥员就下命令。
政委对它的执行负有责任，必须带头贯彻。
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登对新四军一次典型的进攻作了这样的描写：“连长大声发出命令。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于是他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政委为什么要参加军事决策？项英本人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工人和工会组织者。他对贝登作了解释：“革命者在其工作中学习的策略战略类似于军事行动中采用的战术战略。因此，一个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战略家。而技术专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工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家。而搞政治的人可以很快地学会军事战略，不过，他必须向专家请教如何使用步兵和炮兵。”
“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领导人感到责任重大，急切地想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如我们能干。他们是按照作战方案行事的，成败关键在于作战方案，而不在于他们自己。”
据叶挺说，政府其他军队的军官90%出身于富裕的、有知识的家庭，而新四军的军官和政委70%是工农出身。这就是为什么新四军的官兵可以毫无困难地过同样生活的主要原因。新四军的军饷每月为1.50元至5.00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标准都是0.50元。每月可领5元军饷的，除最高级别的干部外，还有一部分在新四军宣传部门工作的日军战俘。
新四军从政府得到的财政补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得到同别的军队同等的待遇，”叶挺说，“我们就会获得两倍于或三倍于目前的津贴。只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来自劳动人民，我们才能勉强过日。政府的拨款仅够伙食费和部分装备费。政治工作、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教育等方面的预算由我们自筹。新四军同当地行政当局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不能从其税收中得到一分钱。它的一些特殊用款必须依靠本军士兵和中外同情者的自愿捐献。这方面的捐款数目是有限的。”
新四军不征兵，来这里的都是志愿兵。有些申请者被拒绝了，其原因有三：他们来自别的军队；他们来自中央政府未授权新四军接受兵源的地区；新四军认为他们当兵不是出自抗日的真诚愿望，而是别有图谋。新兵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后，才能入伍。如果有人被发现身体不合格，则根据他们的健康情况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新四军教育每个战士了解抗日的目的，决不可忘记为人民而战的宗旨。
所有战士都学会几句日语口号，以便向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这些口号的内容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不伤害俘虏。新四军有许多日军俘虏。他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他们的月薪和福利比许多中国军人还要多。其中一些人用日文写宣传品和信件，劝说他们的同胞不要打中国人。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颍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他们抵达南陵。5月16日，他们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这一仗打得很顺利。长江一带的日本驻军已经减少，调了许多兵力去增援徐州周围进行的大战役。日军只占领了较大的城镇，让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巡逻其间的公路和铁路线。当新四军渗入南京附近时，日军毫无觉察。只是当新四军的便衣人员潜入这个沦陷的首都，往墙上贴标语口号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占领受到新的严重的威胁。
从5月16日起，新四军活动频繁，同敌人天天发生小规模战斗，不断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南京和芜湖一带遭到了难以描述的破坏，日军无恶不作，生灵涂炭；土匪横行乡里，像恶狼一般，抢劫百姓。老乡们只求安稳过日子。一见穿军服的人，不管来自何方，只会使他们遭殃。新四军花了很多时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确与众不同，它真的是来为他们而战，并教会他们起来自卫。它不是用美丽的空话，而是用实际的行动使他们信服的。当它的部队到村里时，它不是吵吵嚷嚷，挥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劳役。它避免了军民之间经常发生的摩擦：中国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尽，进村时饥肠辘辘，而老百姓则对他们关上大门，因为群众的粮食也没多少了，不是士兵挨饿，就是他们自己饿死。新四军进村，却不一样。它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代表商谈，说明它要的东西是会付钱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当群众给指挥官送来猪、鸡等慰劳品时，竟被谢绝，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军队吃的东西，是出钱买的。而且部队首长还请农民吃饭，请他们给队部的行为提提意见。现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军是对他们负责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新四军后勤部门的一位高级军官最近访问香港时，对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9个月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总结：“首先，有了一支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队，随时准备打击日军防务薄弱的环节，从而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部署大量兵力，否则，这些兵力本来会沿浙赣铁路西进的。其次，随着我军活动的扩大，当地村镇居民被加以训练，组成自卫队，采取调查户口等措施，使敌特汉奸无法来这些地区进行侦察。此外，由于当地人民全力支持抗日斗争，日军尽管占领了一些地方，却越来越难以在那里组织伪政权，理由很简单：如果乡绅和财主上敌人的圈套，他们就会失去对当地的领导权。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地区被日军占领，但在政治上，它并不巩固。第三，新四军还担负起领导群众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任务。各师的政治部保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学校、扫除文盲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大大超过往年。新四军医疗系统不仅为伤病员建立医院，还促进群众保健事业的发展。”
“如果群众愚昧无知，消极被动，在这样的地区，游击队是无法有效地开展活动的。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就是加强战斗力，这样最后胜利才有依靠。最后，我们的战士勇敢无畏地坚持斗争，不顾长期的生活贫困和艰难险阻，不断打击侵略者，取得胜利，这深深赢得了附近地区友军的钦佩。我们缔造了一支模范的军队，使其他军队可以得到鼓舞，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这种‘竞赛’和对比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新四军确实是一支统一战线的军队。它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队伍主要是由以前红军游击队员组成的。它的辅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效力，使之能够改造它所活动的整个地区，它们成为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节选自《人民之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