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辛飞宇和杨业所预料的那样，后周军在显德七年阴历七月初一的进攻只是一个开始。在经过了半天的休整后，从阴历七月初二到阴历七月初七，在这六天时间里后周军对太原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猛攻。无论是每日进攻持续的时间，还是每次进攻的力度，都较七月初一上午的进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为了给北汉守军制造干扰与压力，后周军在集中力量猛攻西城的同时，还对其它三个方向的城墙发动佯攻与袭拢，使得北汉守军不得不抽调本就为数不多的预备队以及大量青壮百姓加强其它三个方向的防守，以免被后周军声东击西，在其它方向上取得突破。
连续不断的猛攻令太原城的城防面临严峻考验，为了抵挡住后周军的进攻，杨业和辛飞宇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才智谋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着自己的防线，使得后周军虽损失惨重，却依然没有能够越雷池一步攻入太原城内。当然，为了取得这样的结果，北汉守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光是正规军的伤亡就将近三千人，至于青壮百姓的损失就更多了。
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尽管几乎每日都会有后周军的兵士登上太原城头，甚至有二十余名后周军兵士冲杀到了辛飞宇所在的观察哨左近二三十步范围内，令与其在一起的张铮、翁钟等“飞龙军”官兵着实紧张了一下——亲卫们甚至连一直用布袋包裹的步枪都解下来准备战斗了。但这些登城的后周军最终都无一例外的被北汉守军的后备队所击退，所有突破口均在后周军后续梯队冲杀上来之前被封闭；尽管后周“神机军”将停止远程火力支援的时间一再向后延，甚至延长到己方攻城步兵距离太原城城墙只有三四十步远时才停止对城头的轰击，以至不少后周军步兵伤亡在了自家的炮火之下。但北汉守军利用一早便准备好的钢筋水泥观察哨，以及后来用土袋和铁板紧急搭建起来的避弹棚为依托，成功迟滞了后周攻城步兵的推进速度，为自己的主力上城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因此，在连续多日的猛攻没有能够见效，己方的伤亡已然超过七千人，且兵将们的士气普遍开始下降，已然不复当初刚开战时一往无前、悍不畏死的锐气的情况下，柴荣果断下令停止正面攻城，转而变攻城为围城，一来对己方部队进行轮换，用其它方向的人马替换西城的人马，保证主攻方向的兵士一直是生力军。二来，也是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集思广益、想办法，找到一个既能攻破太原城，又不会造成己方严重伤亡的方案出来。
于是，从阴历攻月初八开始，太原城战火稍歇，攻守双方都在利用这难得的平静期进行休整，为下一步更激烈的争夺做着准备。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后周朝廷那么多的文臣武将自然远比三个臭皮匠要聪明得多，他们提出的攻城方案自然也远非三个臭皮匠可比。
在停止攻城三日后举行的御前军议上，面对其他大臣、特别是与自己一向意见不太一致的张永德，对此前自己所提攻城方略殊为不当，使得攻城部曲损失惨重的责难，赵匡胤当即出班，一方面表示愿意承担攻城策划失败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也向柴荣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陛下，臣以为，此番我军进攻太原受挫，虽有所用战法不当的原因，但若仔细思之，却不难发现此战我军出师不利的根由一是轻敌、二是不知敌。…,
想我军自伐汉以来，靠着‘神机军’火器的犀利、靠着三军将士悍不畏死、以命相搏的士气，可谓是战必胜、攻必克，一路杀来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不过半个月时间便兵临太原城下。可以说，自从我军攻下沁州开始，大军上上下下、从主将到士兵都已经不把伪汉军队放在眼里。全军将士，也包括臣在内，都认为太原城不过是又一个沁州，只需‘神机军’一阵猛轰，守军便会立时崩溃，太原城旦日可下。然则，轻敌之心既生，待‘神机军’的火器之威为太原城外土垒所阻，此前屡试不爽的攻城之法在太原城下毫无建树之后，便会举止失措、战术失当，不及深思熟虑便向陛下提出新的战法，以至我攻城步军损失惨重。此乃臣的过失，臣愿受军法处置。”
赵匡胤在那里请罪，柴荣却根本无意治他的罪。一方面，新的攻城之法虽是赵匡胤提出，但接纳这一建议，并下令照此新法实施攻城的却是他柴荣。另一方面，在发现赵匡胤的诱敌之法没有奏效，守军并没有上当后，为了保持所谓的军心士气，在未与在场的文臣武将重新商议的情形下，便下令步军直接攻城，并且一攻数日的同样是他柴荣。可以说，此番攻城失利他柴荣需要承担重要责任，赵匡胤所提新战法没有奏效不过是次要因素。
因此，柴荣对赵匡胤的请罪不置可否，而是转换话题，问道：“是功是过，伐汉之战结束后自有定论，不必急于这一时。赵爱卿且先与朕说一说，何为‘不知敌’。毕竟，在我大军伐汉之前以及伐汉过程之中，我军皆派出了大批的探马、细作，在大军前方打探敌军将领与兵力布置情况、了解大军行军路线上的道路地形、搜集大军所过各州县风土人情。对伪汉的情况虽说不上无所不知，但至少在军情与民情这两方面可以称得上知己知彼了。”
赵匡胤听柴荣如此说，便明白对方并无心就这几日攻城不利治自己的罪，因此连忙答道：“陛下，臣所说‘不知敌’并非指我军战前及战时对敌情打探不利，而是指我军探马与细作此前所打探的消息皆只限于伪汉守军的将领及其所辖兵力、城中存粮的多寡、城中百姓及青壮的数量等方面，且臣等在军议时所关注的亦只是如何应对敌军的守城之法、如何尽可能的发扬己方的优势、如何尽快攻下太原城，却全都忽略了守城敌军所用守城之法与以往是否有所不同，而这种变化是出自伪汉将领自己的谋划，还是有人暗中对其给予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