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集体喝洗澡水事件给1927年的阴霾画布上描上了轻松诙谐的一笔。这件事作为农村教育不到位的典型事件，还上了劳动党的中央会议。
“我的妈呀！《西游记》吗？”孙璇已经完全失态，或者说她从没考虑过会有这么搞笑的事情发生。“就算人家是东来的圣僧，这洗澡水也不是仙丹啊。”
李德胜没有笑，村民这些举动虽在意料之外，但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觉得有必要讨论教育路线的问题，没错，教育重点放在城镇确实比放农村有效率，但这么大比例的人口不懂科学，以后我们怎么推广农业现代化？”
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劳动党无力解决。城镇的教育可以让老师住水泥房子，可以给他们高福利留住人才，但农村就没办法了，除了野鸡野兔子啥都没有，就算劳动党想建农村学校，也没有汽车把水泥运进村里。这也是农村在工业化社会的尴尬位置，一方面城镇需要农业支撑，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村的经济能力却需要大量的投入。显然，这笔投入很不合算，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的时候。
名谦略微思考，说道：“我们看问题不妨换个角度，农村关起门来搞教育投入大产出小，那我们就把农村的孩子接到城镇来，以县为单位办学校，这样一来只需要建设一批校舍就可以了，孩子吃住在学校，家里负担也减轻了，乡亲们肯定乐意让孩子来上学。说不定还能解决入学率的问题。”
这个主意很不错，但是名谦算漏了一项——粮食。要知道学龄儿童的饭量不比部队士兵小，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这么多人向城镇移动求学，必将导致粮食供应的压力提升，张贯一扩编部队的方案还摆着桌面上呢。劳动党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用福利获取劳动力的方法表面上看降低了货币的作用，稳定了物价，实际上一切还是要花钱的，只不过这些钱花在暗处，以物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李德胜随即提出了反对意见，道理很简单，参与北伐的第七军进退不定，根据地的7个预备旅已经全部动员起来，现在急需扩军应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如果将这些物资用在办寄宿学校，那么将意味着劳动党的军事实力短时间内难以同其他割据势力抗衡。
名谦的想法很好，但在难民和军事问题面前只能居于次要地位。
就在这个时候，劳动党数年的工业化努力展现了初步威力。在工业化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一个吸金机器，日本人靠着纺织业积累起了重工业所需的资金，劳动党没有这个条件，就算买来了纺织机也没有足够好的长绒棉，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日本人，所以名谦干脆就走起了特色路线，加工食品原料，纺织业只保持足够根据地人民使用即可。难民问题暴露出劳动党纺织业产量的短板之后，工业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胡书华擅长冶金，尤其擅长铸造，科技组便在外国纺织机的基础上试着山寨国产棉纺机，这些机器质量虽然比不上外国机器，但毕竟解决了有无问题，而且可以生产质量更好的细布。尤为关键的是，这些机器可以生产雨布，这个东西对于经过长途跋涉，免疫力低下的难民来说，有着生死价值。
劳动党的铁路系统则全速运转，将一车皮一车皮的粮食从广西调运湖南，虽然没有汽车，但沿途群众发挥了超常的革命热情，用独轮车将两千多吨粮食推行上百公里，送到难民手中。在战争时期，两千多吨物资可以足够一个师的部队作战半个月。
接收难民就是一种教育！名谦对劳动党员如此解释。1927年的中国，对于旧军阀人民已经完全失望，正如同对满清那样。事实证明，封建军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无论实行怎样的制度都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吴佩孚这样的当世枭雄，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面前也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国民党这个带有买办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又能带着中国走向何方呢？仍是问号。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显然选择国民党比选择劳动党更好，因为至少前者只是说“节制资本”并没有要共他的产。所以劳动党取代国民党时机未到，即便强行兵变也不过把国家推入工农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局面，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人受奴役的太久，思想上转变不过来，只有劳动党去教育他们是不够的，也是不深刻的，必须有别人帮忙。名谦在对待国民党权力斗争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看他起朱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蒋介石用子弹和刺刀教育了国民党左翼党员，也教育了无辜群众，血的事实证明，那个看起来讲民主的蒋光头是会开枪的，是民主无量的。当然，这些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来说无关紧要，反正杀的又不是我，这些人在四大家族的买办统治下将会被金圆券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会被逼到绝境，最后他们才会明白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独裁、奴役、卖国的道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阶级除了反抗别无他途。
这个结论不是劳动党说的，而是国民党做的，劳动党仅仅是预见到这个结局，并在瓜熟蒂落的那个时刻结束这一切的悲剧，接过这个国家的重担，仅此而已。在此之前，蒋介石仍是唯一的领袖，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国，总好过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
劳动党支持蒋介石在台上，并不是因为他多么好，而是这个人至少是个民族主义者。名谦用义气的名义向蒋公表示忠心也仅仅是基于夏虫不可语冰的逻辑——如果你跟他说我支持你是为了统一全国驱逐列强，那么他一定会想，打完了你小子就该灭我了吧。
蒋介石清党，自然是民心丧尽，劳动党救助难民，反而赢得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赞同。对于这件事，当时的《大公报》发了社论，称蒋介石的清党是首恶不办，胁从必问，暗指其放过高层的左翼和劳动党，却对无辜平民和工商界人士胁迫勒索。不仅如此，《大公报》秉承“文主武从”的观点，大骂老蒋军人参政，搞独裁，就差在他左脸写个军字，右脸写个阀字。
蹬鼻子上脸啊！蒋介石完全气疯了！劳动党的党报都没有骂我，你一个标榜中立的《大公报》给我这么骂，你这是打着灯笼进厕所——找死呢！蒋公一怒，马上就召集军官开会，要把《大公报》查封了。军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大公报》可不是那么好封的，倒不是他有什么达官显贵的势力，而是这份报纸代表了一种态度，新闻独立的态度。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办报，“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简单的来说，这帮人就是一群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代表的就是话语权，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话语权。
蒋介石的班子面面相觑，谁也不肯说出半句话来。文人这种东西可不好得罪，宋仁宗在位之时祸国殃民，仅仅是因为善待文人，便得了个仁宗的谥号；清雍正皇帝在位勤政十余年，仅仅是因为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得罪了文人，便被骂的狗血淋头，野史中弑父奸女无恶不作。
“委座！”陈诚压低了嗓门说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要他们闭嘴，用强恐怕不妥，不如打一个大胜仗，党内党外舆论自然闭嘴。”
蒋介石余怒未消，怒道：“娘希匹！怎么说？”
陈诚支支吾吾，又不好说出屏退左右这种话，沉声道：“我们打下徐州，党内自然畏服，徐州得手，山东在望，早年北洋军阀在山东杀戮甚重，不得人心，这样一来天下易主，那些文人不得不服。”
蒋介石闻言脸色稍缓，点头道：“好！好！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辞修好见识。诸位！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诸君奋发努力！”
何应钦率先起立敬礼，表示尽忠竭力，死而后已。其余各部将领也都纷纷表示，誓师北伐，不负期望。
天下大乱！
1927年初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混乱。蒋公清除政敌，另立中央，把鲍罗廷和苏联顾问赶走了。这其中伤的最深的自然是现任“国家主席”汪精卫，本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南北夹击江山变色，现在突然间出一个南京政府，劳动党宣布支持“中央”态度暧昧。两家变成四家，眼看这一桌麻将都够数了，北伐的事情自然是没人理会的。
苦了冯玉祥啊！
汪精卫拉上鲍罗廷，磨刀霍霍准备向南京方面动手，蒋介石抄起刀子准备接招，冯玉祥就惨了，原来是群殴奉系军阀，准备出潼关进河南，现在南面的战友大眼瞪小眼不动弹了，自己被张昌宗、张作霖、孙传芳轮流吊打。这谁受得了啊！
倒戈将军一再谴责，国民党内部也都看得明白，现在还不到分赃的时候，几个大人物一合计，“搁置争议，共同北伐”。宁汉两个“中央政府”分别北进，蒋介石亲自到长江以北督战，含义其实很明白，先入关中者为王。武汉的汪精卫也不甘示弱，唐生智北进郑州，与冯玉祥遥相呼应。
中原战云密布，徐蚌会战正式打响。
蒋介石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押到徐州自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的王牌就是此时已经齐装满员的第七军三个重装步兵师，叫师不叫旅，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些部队都配齐了1921劳动党向苏联争取却被放了鸽子的大炮，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每个步兵师装备48门，一共144门“二师兄”，这是劳动党柳州兵工厂能搜罗到的全部产品。144门是个什么概念？奉天兵工厂当年的火炮产量才是150门。与张作霖那些山炮、野炮、加农炮相比，劳动党的大炮只有一种，数量也不如奉军，但胜在自己设计制造，弹药供应简单，药包通用。
对于火炮的发展名谦早就画好了科技树，75-105-150-203，除此之外不允许有其他的压制火炮口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证明了这个划分方法的高瞻远瞩。这是后话，眼前奉军还没有这个福分，徐州方面只有孙传芳独自承受人民军的怒火。
本来劳动党在蒋介石清党另立中央之后一直持观望态度，第七军去留不定，结果张作霖做了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他派兵抄了苏联大使馆，将劳动党北方局连根拔起，负责人李大钊入狱。张作霖这个决定可谓是非常大胆，如果没有证据，这简直就是视国际规则于无物，几乎一定会陷入被动局面。但是苏联人实在是太不争气，大把大把的证据完全摆在明处，党员明目张胆的开会，连掩护都没有。奉军从苏联大使馆抄走七卡车文件，其中包括“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铁证如山的证明苏联卷入中国内战，从事间谍活动。张作霖将证据汇编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广为刊发，苏联方面自知理亏，未敢进一步追究。
怎么处理李大钊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张作霖何尝不知道，别的不说，一个北大教授的身份就让无数知识分子为之求情，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和北洋政府中的头脸人物。张作霖心中打鼓，便给各个战区的司令发电，其中除了阎锡山没有回电以外，包括张学良等大部分将领的态度都是杀！张大帅还是犹豫了，李大钊什么人，劳动党创始的二十多名党员，他的学生占了大部分，其余的也都关系密切，可以说，整个劳动党的高层就是李大钊教授教出来的，杀了李大钊，劳动党就绝不会放过他。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将李大钊等二十人全部处决。
可想而知，名谦视之如师，孙璇视之如父，李大钊之死对劳动党的打击有多么大，由于北方局全军覆没，消息在李大钊死后才传到根据地。劳动党像被捅了马蜂窝一样，原本迟疑不定的态度瞬间被报仇的声音掩盖，中央局怒而兴师，第七军渡过长江，红了眼睛要找奉军算账。
张作霖此举直接坑惨了徐州前线的孙传芳。
徐州，地处中原，交通枢纽要道，不可不守却又无险可守，徐州虽为平原地区，但是，其地理位置特殊，南距南京300公里，西距郑州300公里，北距济南300公里，东距出海口连云港200多公里。如从北往南打，突破了徐州就等于打开了南京的门户，如往北打，突破了徐州就等于打开了北京的门户。就在劳动党得知李大钊遇难的第二天，张贯一带着人民军突破淮河一线，“二师兄”的表现非常抢眼，徐蚌地区一马平川，孙传芳的火炮主要是沪式山炮与仿制的日式山炮，当时都已经落后，最大射程只有“二师兄”的一半，一开战就被死死压制。只要对方阵地上有闪光、烟雾，人民军观察所就会立即召唤炮火，孙传芳仅有的炮兵火力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根本没有余力去支援步兵。
孙传芳仅用了三天就丢掉了徐州门户蚌埠，全军上下被人民军的炮兵打成了惊弓之鸟，直系军队只要听到、看到、闻到炮弹的气息就会乱成一团，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此时指挥撤退的正是孙传芳的爱将孙馨远，三天的战争仿佛让这个中年人老了三十岁，要说人民军炮兵对前线目标打得准，那也就认了，现在自己架起三座浮桥逃跑，炮弹长了眼睛一样往这飞，难道人民军都有千里眼不成？！
人民军当然没有千里眼，负责提供目标信息的正是人民军侦察部队，在实战中，人民军侦察兵渐渐分成了两种功能，前沿侦查与纵深渗透，孙馨远碰到的正是罗三炮率领的渗透侦查排，这支精锐小分队带着一台刚刚从美国进口的无线电台。虽然劳动党还不能生产真空管，但钱壮飞等人的坚持还是让瓦良格公司弄到了这些新鲜玩意儿，罗三炮领到了一台宝贝疙瘩。
孙馨远舍不得他的大炮，严令抵抗，争取时间撤走炮兵，然后把桥一炸，隔着淮河对峙，形势会好上许多。现在，水柱冲天，硝烟弥漫，整个滩头都已经被烟雾笼罩——劳动党的炸药不太过关，烟雾太大。孙家军官不见兵兵不见官，行军秩序已经完全被打乱了。
“长官，这里太危险了，请你速速过河！”孙馨远的副官扑在长官身上，歇斯底里的在他耳朵边喊着。
“不行啊！丢了大炮，淮河守不住！”
话音未落，只见一发炮弹径直命中日式大炮的前车，弹药瞬间殉爆，冲击波拂面而来，大块大弹片刷的一下插在孙馨远前面，孙某血色全无，登时魂不附体，急令卫队将大炮推入河中，全军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