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声抱歉。。最近家里事情太多，心情和思路受到了影响，连写作时间也不能够保证。还算有点心理安慰。嗯，等事情都处理完了，才能专心写作，还请大家多多体谅。
战争之后，外资银行数量日增，尤其是清政府向外资银行大量借款后，外资银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起初，外资银行主要办理外商汇兑，与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并没有联系，但1860年之后，它们把低利率从社会上吸收来的存款借给钱庄。通过控制贷款等手段，分别于1872年、1878年、1897年造成三次金融风波，挤垮了无数的商行票号。
经此打击，中国商界的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外商操纵金融，对自己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作后盾。但鉴于外国银行组织完备，可自己建银行却是无成规可循，以钱庄的老式运营手段与列强的近现代银行竞争，劣势明显，所以，一直未有大的动作。
恰逢此时，陈文强提出了合资开办大银行，并将去南洋筹集资金招募人才。消息传开，上海滩的巨商大贾特别关注，特别是甬商、苏商集团，都派出代表，提前与陈文强洽谈，表示了参股的意向。
当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中国新式银行，包括中外合办、“官办”银行，仅诞生了华俄、中国通商、中国华商、大清等数家银行。如果陈文强所倡议的这家银行能够顺利开办，则将是中国第一家华资商业银行，且将是不同于旧式钱庄运营方式的新式银行。
于是，在陈文强行前的两天里，便是应酬不断。现在，他正身处虞洽卿、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等甬商举办的酒会之中。
上海与宁波交通便利，自清中叶以来，旅沪甬商一直是活跃于上海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19世纪后半叶后，宁波帮的实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矿航运及公用事业，也就急需获得金融业的支持。此前，虞洽卿曾组织上海工商业人士赴日考察，对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有了开办银行的想法。
所以，陈文强要开办合资商业银行的消息一出来，虞洽卿所代表的甬商集团是最为积极、最为支持的。
西方的模式或许是为了让陈文强这个假海归更舒适，所以采用了与西餐会、酒会类似的模式。只是在陈文强眼中看来，其中的长袍马褂、辫子小帽着实有些不伦不类，所谓的名媛淑女也不过如此。他倒是更愿意坐在一旁，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奇异的风景。
中国人精明，却缺乏大智慧，有些时候其说精明，不如说滑头；与其说精明，不如说世故；与其说精明，不如说是钻营和算计；与其说精明，不如说没有远见，只顾眼前利益。
虞洽卿，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只身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多次为老板出谋划策，使小小的瑞康颜料行在上海滩剧烈的商品竞争中化险为夷，站稳了脚跟，很为后来者效法和称道。而且能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倒是个值得深交的人物。
朱葆三，勤奋敬业，从小伙计干起，补习各种有关的商业知识，举凡珠算、语文、大楷、记账、商业尺牍等课程。由于工钱少，上不起英语补习夜校，他接连好几个夜晚来到夜校门前，终于找到一个学生，每月给他五角钱，拜他做“小先生”，让“小先生”每天夜里放学后，再把学到的英语教给他。一年下来，朱葆三竟然真的学到一些英语会话，可与外商在生意场上勉强打打交道，从此大展宏图。
陈春澜，也是出身贫穷，但却禀性善良，将自己做伙计几年辛苦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借给一个名叫约瑟夫的破产德国人作回家的路费。五年后，约瑟夫重返上海，送给其四船呢绒，并帮助陈春澜租好铺面，扶持他开了一家专营德国呢绒的商行以作报答。陈春澜一夜之间暴发当老板的事情在上海滩传开后，不少外国人知道他善良诚实，都来和他做生意
会聚于此的商人个个身价不菲，这也显示出甬商在上海的地位。宁波自古以来有经商的传统，在战争之前，宁波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上海开埠后，宁波港的地位急剧下降。而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上的优势，纷纷抢滩上海。宁波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间较长，资金较为宽裕，所开设的钱庄也居于前列。
清末时，在上海的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苏州程家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含镇海、慈溪就占了五家。同时，以宁波商人为首开设的上海钱业公所，以及自身的同乡会组织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构成了一个紧密地互助协调系统，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尽可能得集中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支配地位。
其实，陈文强要开办银行，并不认为在资金方面会有很大困难。但如果能借助江浙、闽粤商人现成的经营网络和人脉，银行的网点便可一下子占领东南、西南两个区域，省去了自行建设发展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当然，陈文强只需要那些守规则的、有眼光的商人加盟，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的就让他们自己去面对现代经济大潮的洗礼吧，相信没有几个能在外资银行的挤压中挺过来的。
而所谓的合资入股本就是双向选择，不光这些巨商大贾在权衡利弊得失，陈文强一边含笑应酬，一边也在观察着他们的言行。即便不参与合资银行，哪些人可以长远共处，哪些人可以成为他的产业链条中的一环，他在心里做着初步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