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证明，冀中军区转移到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西及平西地区的部队、还有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虽然都对鬼子展开了进攻，但似乎并没有全力以赴，对鬼子的打击十分有限，所以鬼子并没有因此减弱对冀中的压力。
日军自己的史料中也记载：“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地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由此看来，聂老总并非看不到这点，只是各军分区不给力而已。各分区刚刚结束历史规模最大的日军大扫荡，部队严重减员，根据地被破坏的残破不堪，战士们肚中饥饿、弹药匮乏打不动攻坚战，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冀中沦陷后，失去了晋察冀的粮仓，从此，再没有冀中的粮食运到冀西，加上冀中沦陷后撤退到冀西的几万军队，每日处在饥饿之中，那真是一幅悲惨的景象。
1942年6月，冀中十分区所在的大清河北被鬼子占领，夹在平津之间的十分区，第一个全部沦陷为敌占区。十分区机关和部队只能退到冀中腹地，以后又退到文安洼的皇甫村一带。六月下旬，十分区警卫连和教导大队在司令员周彪、参谋长刘秉彦指挥下，在任邱县边家堡全歼日军“剔抉队”八十余人，俘虏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
1942年7月5日。冀中军区命令十分区主力部队转移至北岳区。十分区机关干部的大部分和二十九团由十分区政委帅荣带领。向冀西山区转移。他们从白洋淀南岸的大树刘庄出发。乘船到白洋淀北岸，休息一天。夜行军至拒马河北岸的韩村。
敌人发觉后对十分区进行合围，苦战一天，夜间突围，在北河店越过平汉铁路，驻在易水河畔的小牛村。敌追击部队赶到，又苦战一天，天黑突围。当越过山边封锁沟时。又遭敌伏击。就这样边打边走，四天行程三百余里，胜利地到达了北岳区根据地易县独乐村。
从易县，走徐水，一路上昼伏夜行。沿途鬼子、伪军的炮楼林立，都是新建的，每隔四五百米（约一里地）就有一个，炮楼之间用步枪就可以封锁道路。部队在秘密联络点的引导下，过两丈宽一丈高的封锁沟，接着是平汉铁路线。进容城县境内。最后进入白洋淀，找到了十分区留守处的负责人后勤部邱部长。
从地图上看。从易县南独乐村到容城县白洋淀，不过百多里路，走大路，不过两天的路程。但白天这段路是日伪军的天下，不能走，八路军只能走夜路。
实际上，“日伪军”这个部分中，日军很少，主要是伪军。这就是冀中的有知之士最不满意的另一个地方：“该回的时候没回”。如果冀中主力部队此时回去，鬼子早已撤走，伪军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冀中根据地会很快得到恢复。为什么可以回，而没有回呢？
据说这也是在延安七大晋察冀代表团会议上大家对聂老总责难的地方。
伪军多，是中国的一个国情。不容否认。日本研究抗战的学者曾经质疑：抗战中大量伪军的出现，是不是与中国的民族性有关？这就是被称为中国人劣根性的又一个地方。
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年的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国民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社会道德的极端低下，一些中国人极为自私，思想意识里只有自己的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他们或者上台贪污捞钱，或者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捞取个人的好处。
卖国卖身甘当汉奸，这同每个人的思想品德有关，特别与某个政党的素质有密切关系，汉奸绝不是单独的个体现象，而往往是从一个利益集团中冒出来的最多。比如，八年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集团出自于腐败的国民党集团。
再回到五一大扫荡以后。此时十分区留在冀中的同志，隐蔽在白洋淀芦苇丛中的要好一些，那些寄存在当地老乡家的，遭遇各不相同。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夕，十分区烽火剧社将这两个人（一个19岁、另一个14岁）一起放在一户老乡家里。托付的这户老乡当然是基本群众，八路军的积极拥护者。大扫荡开始后，他们同这户老乡全家人一起逃难。
老乡给了他们一人拿张狗皮褥子、另一个抱床被子的任务，总之都不是空手。但是在一条河边跑的时候，河两边都是鬼子兵，追赶着抵抗的八路军，逃难的老乡只能下河床跑。跑着跑着，不知什么时候，两个人手里拿着的东西都跑丢了。
老乡一看，大怒，喝斥他们一顿，将他们丢下不管，自己一家人走了。此时，大雨如注，他们饥寒交迫，幸好青纱帐起来了，他们一路穿行在庄稼地里，躲避着扫荡的鬼子和伪军。
幸运的是，他们活了下来，有幸能跟着带他们的人一起来到一分区狼牙山根据地。从徐水进满城县便是山地，当他们听见山头上八路军哨兵的一声喝问，高兴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可到家了。再往前走，接近独乐村的时候，远远听见了一分区战线剧社和十分区烽火剧社在一起练声的歌声。
每每看八路军冀中大扫荡的回忆录，发现不光是清苦的农民支持八路军，绝大多数的那些地主富户人家，在八路军居于弱势时也始终坚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不离不弃。
究其原因，抗战期间，富家子弟以爱国大义参加八路军的，不在少数。相反，贫困子弟参加伪军的，也不在少数。因为参加伪军有军饷，可以养家糊口，参加八路军就没有军饷。所以参加伪军是穷人当时谋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他们本质上肯当汉奸。
五一大扫荡中，十分区白洋淀东四十八村一带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土改后依然如此；雄县小河岗地主士绅王新，在十分区地区变质后仍支持抗日，1943年曾断指一节写血书给十分区抗联主任马健民（杨沫丈夫、老鬼父亲），表示坚决抗日到底。
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在地区变质后还一直是八路军的“堡垒户”，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地主老财门对寄养在他家的八路军干部格外尽心，绝没有中途扔掉不管的事例。
看冀中根据地老干部的回忆录，他们说以前十分区的打仗很死板，总是老一套打法，据村死守，结果损失很大。以后就有了多种打法，比如放进来，打“挑帘战”，走出去，主动拔据点等等。
1942年五一大扫荡，最终造成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丢失达两年多，直到1944年12月杨成武被派到冀中，重新恢复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的丢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聂老总谈得很全面：“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冀中沦陷后，据说朱老总专门听取了冀中沦陷的整个经过，最后朱老总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