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山遍野还都是荒草呢，山上的灌木也还都是光秃秃地干枝杈，可毕竟冀西北的春天还是如约而至了。
三月的阳光愈来愈暖和了，带着土腥味的山风刮起来也不再向冬天时像把刀子那样刮的脸皮疼了。
日本方面正在全力地进行着东南亚的作战，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对峙期，尤其是华北战场上，经过了1941年的几乎是全年的扫荡和反扫荡，鬼子在下一次的扫荡开始前，暂时不再对冀西北的山区进行中小规模的扫荡，而八路这边呢，也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训练部队和囤积粮食物资啥的。
杨棒子陪着舒主任回到川口镇后，就把这位大主任交给了洪梅，人家是师生关系，洪梅说话比他杨棒子好使，眼下杨棒子的心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这以前呢是愁没地盘，到处跑来跑去的都是在别的分区屋檐下，伸手和人家要点子弹啥的，还得靠骗和抢的，比如明明是救了整个六分区的后勤部和冶炼厂、修配所的，就为抢了点子弹啥的，人家还把小报告打到了军区的。
现在地盘是有了，地方还不小呢，东西相距四百余里地，从最东边的马家台子到最西边的落水、独峪、下关乡，从平原到丘陵，从丘陵到山地，呈现一个阶梯形的地形，等于是背靠太行山，可以对平原来的鬼子节节抗击。
南北向上的情况呢比较的复杂，要从地形上看，整个十一分区就像一个平躺着的葫芦。葫芦嘴呢在马家台子到花塔岭那。第一节的葫芦肚呢就在花塔岭到川口镇至西王庄这一带。围成的一个椭圆形几百平方公里的地盘。
第二个葫芦肚呢就是从走马驿到北面的落水乡，西边的横涧、独峪等地是葫芦底，南面到神堂堡、下寨等地，围成的上千平方公里的大葫芦肚。
连接两个葫芦肚的就是从川口镇到黄石口村至军营镇这么一小段地方，这也是最让杨棒子不太满意的地方，纵深几乎没有，川口镇的北面二十多里地就是鬼子占据的银坊镇，南面三十来里地就是六分区的军营镇。
上次鬼子从银坊镇南下扫荡。当时的灵满专区组织老乡们向西南方向撤离时，就接到军区的命令，组织部队必须在鬼子来袭的方向上阻击三天，好让军营镇那边的冶炼厂等单位做好转移的工作。
也就是说，只要鬼子还要从涞源方向上向川口、军营镇一线进攻，杨棒子他们的十一分区就不能一走了之，必须为六分区的后勤部抵挡鬼子的进攻，而且一旦放弃了川口镇，也等于十一分区会被一分为二，在部队的调动和老乡们的转移时都会带来很大的不利。
如果要能解决了这个葫芦卡脖的问题。能把银坊镇拿下来，等于南北方向上的战略纵深一下子就增加了六十里地以上。能够在涞源县城和易县县城边上就和鬼子对峙上了，同时和一分区的联系也不仅仅限于易涞公路南北侧，对于联合作战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地盘的问题，杨棒子没有独挡一面之前，他是不用考虑的，而现在既然这么大一块地方交到他的手里，中国人所特有的地域性心理特征就显露出来了。
有了自己的地盘就必须要经营好，要能在和鬼子的对抗中保存下来，这就和我党的抗日指导方针不谋而合了，想打鬼子，你得先生存下来！
咱先看小鬼子，他们在日本全国施行的是志愿兵义务役制，到战争的后期又增加了强制服役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征兵都是国家性质的行为，不单单因为在某个地域内征兵，就形成军中的地域集团。
虽然像什么仙台师团了京都师团了，也带有地域的特点，但那只是组建师团时和征兵时所在地的意义，并没有山头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这个地域师团是要纳入全国的军队体系的。
而我党呢？从南昌起义后开始构建军队和根据地时，就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这不是说刻意这么去做的，而是时势所迫，只有当地的我党组织依靠当地的百姓加入军队，才能保有这支军队生存的空间。
你看最早去发展根据地和武装部队的我党早期领导人，基本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首先在亲朋好友和乡亲们中间发展党员，进而拉起武装，然后壮大队伍打下一片地盘来，所有全国的苏区都是这么建立的。
到了红军最鼎盛的时期，你们看，比如说红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部队基本都是江西和湖南籍的士兵。红四方面军呢，基本都是川陕豫籍的，红二方面军不用说了，基本清一色的贺老总的老家人！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些由当地百姓组成的军队，带有强烈的地域归属感，在这一点上和国民政府里的地方军阀没啥区别，一旦所割据的地盘被攻占，被迫离开原先的根据地，在建立新的根据地和地盘之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都要大打折扣。
只有经过了像长征这样的熔炉式的锤炼后，所有还抱有强烈地域感的指挥官和士兵们，统统在二万五千里的征战中，在没有后方没有家乡做依靠的转战中，才能融合到一起，变成一支高度团结的军队，这才有了新式军队的意思。
我党的这个新式军队的意思是用长征这样残酷的过程锻炼出来的，所以才能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下建立的新式军队能够对抗上，反观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开战前还没有解决这种地域和地盘的问题，打起仗来自然是调用困难，上下不一心了！
打个比方，在日本那边，是绝不可能说我关西地区出兵多少多少。为天皇效力啥的。因为不管是从哪招来的兵。都是日本军队的成员，只要你参军了，所有人都一样的配备，一样的训练，一样的待遇。
可是你看咱们中国，川军出川作战，就带有强烈的要雪耻的意义，为啥呢？就因为内战时期。四川的军阀们给全国留下的印象是太能割据和抢占地盘了，一个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上百人！一个县就能出个司令出个有名头的军队的。
再比如当时中国的几大军队势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两广军、川军、湘军、马家军等等吧，在这些打着地方旗号的军队之外，还有最大体系和势力的中央军，乱不乱！
地方军阀要和国民政府伸手要枪要粮要军饷，还在自己占据的地盘里维持一套自己垄断的商业系统，俨然就是国中之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时候仅仅只是名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这样的政权组成和军队的组成。试问在离开了和自己的利益生死攸关的地盘时，情不情愿?战斗力有多少？能否源源不断地补充战争消耗？
你看川军早期出川作战的部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基本消耗殆尽，等到国民政府撤到重庆后，四川就沦为了只提供壮丁的地区，强制被拉走的庄丁能有多少战斗力？
再回到八路这里，三个师都是打乱了红军系统里的地域团体组建的，在开始创立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时期，正因为没有国民政府军那种地方军阀式的心态，所以能够迅速地占据了大片的山地等，在征召当地子弟当兵后，也就利用本地人的这种保家卫国的最简单心态，站稳了脚跟了。
换句话说，就是一群远离了自己家乡的人，招募了本地人，在本地建立起抗日武装和政权，去和同样是远离家乡的日本鬼子对着干！
有人会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国民党的军队里也有许多誓死抗敌的将领的，这里咱们举个例子说明下。
1937年8月，轻松击败宋哲元29军的日本军队，北上占领张家口、宣化。驻守张家口、宣化的29军刘汝明部同老上司宋哲元一样，为保存实力不占而退。紧急奔驰去救援的晋军61军迟到一步，张家口已沦陷日军之手。
阎锡山派自己的山西部队61军去驰援，是想把战争阻挡在山西省之外，河北省境内。可惜晚了一步，于是，阎锡山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打算与进攻山西的日军在大同决一死战。凭借能征善战的晋绥军、西北军，还有国民党军的支援，阎锡山以十多万对日军2万，不愁打不垮日本军队。
此时，发生了一件人所皆知的历史故事。阎百川先生和蒋志清先生都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并无太大的恶感。1936年，现任日军第五师团长的坂垣先生借着参拜五台山，接着到太原来拜访阎先生，一路详细考察河北至山西的地理地形。所以眼下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山西，走的完全是一年前坂垣先生拜访阎先生的老路。你阎先生难道想不到吗？
开战在即，阎先生身边有人问他：“不打不行吗？”
据说阎先生想了想，说：“不行，非打不可。gc党已经到了山西，我再不打，他们要骂我的……”
你看，阎先生抗日，第一是为了在山西他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二是怕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他。他不得才抗日的。
不会是真心抗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就会有问题。阎锡山的老部下，时任61军军长的陈长捷评价说：这是阎锡山依据“错误的敌情判断”制定的作战计划。他以为拿下张家口的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山西的大门大同。
结果日本军队没有“上套”。他们绕过了大同，直奔灵丘、广灵，走平型关，转到了大同的背后。这样，仓促之中的阎锡山才临时制定了“平型关会战”计划。也才有了八路军的紧急参战。
平型关会战，阎锡山及各路军总计11个军，十余万人，对付日军第五师团两万余人。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他的两个嫡系军长陈长捷、郭宗汾都参加在内。但阎军的军心不统一，勾心斗角。尤其十七军军长高桂滋，认为阎军司令部的部署，是“要牺牲他们，让晋绥军独占风头”。
这个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于是，战斗开始，高桂滋谎言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擅自放弃自己的阵地，让开道路，缩避到恒山上，与刘茂恩十五军一起，共同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作战。而晋绥军中英勇杀敌者各部，比如晋军郭宗汾部，死伤惨重。
平型关会战，无疑，阎锡山的晋绥军是主人，以陈长捷、郭宗汾两个军为首。前来参战的客军有三支：刘茂恩的十五军、高桂滋的十七军、还有八路军。刘茂恩、高桂滋原本是国民党军，有供给，枪弹军饷都不缺。
但八路军却不一样，改编之后，仅供给每人一身单衣，连换洗衣服的都没有；又给可供几日的生活费，连从陕西省三原县到达山西省前线的饭钱都不够。此外，枪不给一支、子弹不给一发。你说阎锡山没有吗？他有自己的兵工厂，造大炮都可以。引进的日本三八枪生产线，全国独一份。太原造的七九步枪、驳壳枪，成为八路军干部的最爱。但他却不给八路军一枪一弹。
一个地主老财，都知道秋收的时节雇工，先要让雇工吃好吃饱。你阎老西让八路军为你卖命，却吝啬到武器、粮食、物资都不愿给。你假心待人，他岂能真心待你？所以，八路军最终与阎锡山军队兵分两路，分道扬镳，这岂能怪八路军擅自脱离他的领导？
这就是地盘心理带来的想法，八路军在这些地方军阀的眼里也是过路的，不是自己人，所以我党随后才制定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说白了，就是你们都不待见，俺们自己去从鬼子手里抢地盘搞装备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