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之朱遵斌案与陈正湘2
研究1940年初的那一段一分区史，如果孤立地看问题，这些叛逃行动都只是一个个独立的现象。似乎互相没有关联。但你只要作为一个具有前后逻辑关系的整体来看，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原本是相互关联并具有因果关系的。
罗文坊回忆：赵玉昆在易县最先见到的红军领导干部，就是陈正湘。1937年11月初，邓华、陈正湘、罗文坊一行人从涞源县来到易县的紫荆关，与独立团肖思明的二营会合的时候，闻知易县县城里还没有鬼子，只有保安队的时候。陈正湘当即下决心，二营用一个连守紫荆关，两个连打易县县城。这一打，果然得手。八路军打下易县县城，一些易县县城的青年学生在八路军影响下出县城往西，到达当时独立团二营控制下的西古县村，参加了方国华带领的地方工作团。
西古县村，就是杨成武夫人赵志珍的老家。当年参加方国华地方工作团的，除了赵志珍，还有陈正湘的夫人康捷，易县学生齐尧。
当时二营这两个连攻打易县县城的时候，有一支易县当地的农民军就近观看。罗文坊说，当时问起来，才知道他们是易县城南赵玉昆的队伍。陈正湘当时找赵玉昆谈话，做工作，对赵玉昆随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河北农民游击军起了关键作用。
陈正湘1940年初离开一分区，在晋察冀军区赋闲住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最后一次指挥一团是晋东南“反顽”斗争，又一场打得很不错的成功战斗。直到一年多后的1941年8月，陈正湘才被任命为四分区司令员。这是一个与杨成武在职位上相同的位置。陈正湘绝不可能在一分区得到的领导位置。
你仔细核算一下。1937年的10月底-11月初，邓华、陈正湘、罗文坊（还可以包括上蔡铁根）等几个红军领导干部一起来到一分区，两年多之后，这几个红军领导干部一个不剩。都走掉了。“反顽”作战结束。1940年6月，陈正湘带一团回到晋察冀。但再也没有回到一分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陈正湘，8月22日开始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一团也却始终没有出现在一分区部队的行列中。直到9月涞灵战役开始。一团才出现在涞源县的战场上。
现在到了事情的主题，1940年的百团大战，是一分区没有了陈正湘指挥部队的第一次战斗。杨成武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军事才能：让你们全晋察冀都看看，没有了陈正湘，我这个一分区照样能打好仗，而且还要打得更好。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一分区打的是井陉之战。杨成武亲自指挥三团打的是井陉煤矿中的一个矿——新矿。因为战斗带有出其不意的突袭性质，虽说是攻坚战，三团一营损失很大，但总的来说对手是中国矿警（事后得知鬼子仅有12人）。战斗力不强，八路军又有内应。最后这一仗达到了作战的目的，攻下了井陉新矿（老矿区和阳陉煤矿因为各有几十鬼子兵把守，都没被攻占），还给聂老总带来一段佳话。
问题就出在第二阶段的涞灵战役。这一仗杨成武亲自拟定了作战计划，同时指挥几个主力团作战，事先侦察的结果鬼子人不多，战斗力不强。从涞源县城、三甲村、东团堡的鬼子分别有130多、150多、170多。杨成武出动三个主力团，应该能消灭这三股鬼子。
可偏偏侦察出了问题，涞源县城的鬼子增至五百，早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八路军出击正太路时，涞灵地区的日军便有所察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兵力就增加到了500人，而城外的东团堡、三甲村等据点也增至百人左右。日军为了防范八路军的袭击，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食弹药，加强戒备。鬼子方面已有防备，带有出其不意性质的偷袭不可能了。最重要的，按照抗战时期的战斗力对比，八路军一个团两千余人不是这五百鬼子的对手。
宋玉琳、朱遵斌带领的一团在涞源城下碰了钉子，铩羽而归，应该在意料之内，毫不奇怪。一团22日夜间开始进攻，23日就停攻涞源，集中兵力进攻外围据点。
日军记载说：9月23日，共军晋察冀边区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约二千人、迫炮三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十五挺，进攻插箭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第四大队第二中队约130人。防守作战七昼夜，日军伤亡惨重，孤军奋斗，而保全插箭岭阵地。
28日张家口日军增援，八路军从涞源县撤退，改攻灵邱。日军在驻浑源、灵邱间枪风岭警备部队37人，与驻南坡头日军一个中队，遭八路军击溃，据点被占领。10月9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将据点夺回。10月以后，东线易县、定县、保定等地日军增援，有合围一分区之势。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主动撤出战斗。持续18天的涞灵战役至此结束。
解放军军事理论家郭化若在《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的文章里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我军把攻占敌人据点作为主要目标，不适当地强调了阵地攻坚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也付出重大的代价。”
后来被日军缴获并引用的1940年10月29日写给晋察冀军区的《冀西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战斗详报》（在《杨成武军事文选》中被命名为《第1军分区关于“百团大战”第一、第二阶段作战总结》），实际上是一份非常有水平的总结报告。敌我之间各种长处、短处分析得十分透彻。在这份总结的最后，杨成武强调：“最大的缺陷是牺牲精神不足及决心不当。必须强调干部平时的战术学习。”
看到这里，你会明白：杨成武要的是邱蔚领导下的三团攻占东团堡战斗中那样不顾一切损失的牺牲精神。一个团三个营，打到最后不满一个营也不足为奇的牺牲精神。
现在，可能谁都会明白：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了吧？
在这之后，杨成武还有一份报告给晋察冀军区，这就是《1940年冬季反“扫荡”作战详报（1940年12月14日）》。之后，就开始解决一团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团政委朱遵斌的问题了。我认为，杨成武从严治军是没有错的。只是在给团政委朱遵斌定罪上不很合理。
1940年12月，杨成武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更换一团的领导班子。这也标志着一团“陈正湘时代”的结束和“杨成武时代”的开始。直到不久前我才知道，除了团一级班子，营一级班子也被更换。那位晋东南“反顽”战斗时担任一团二营教导员的干部，一团班子改组后被调到察南支队，任地方部队干部。
一团领导班子更换的第二年，1941年，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
以后发生的故事，众所周知，不用我细说了。
陈正湘晚年，极力为朱遵斌一案平反。陈正湘是极其聪明的人，经过这几封与当年老战友的书信往来，他非常清楚，1940年朱遵斌那一场公案，在证据上是子虚乌有。虽然所有人都没有直说，但究其原因这桩公案的产生与他陈正湘的离去是分不开的。如果朱遵斌因晋东南“反顽”战斗中的贪污问题而被定罪，他这个带领一团的最高领导人难逃其咎。
查清了，即使没有平反，又有何遗憾？起码在历史上留下了清白。
我党的干部制度从来是以政治界限划线，而不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来划线的。所以，在我党历史上的各层人物，有的道德水准很高，有的道德水准则很低。别的人不提，仅陈正湘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应该是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