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之一分区纪实—奔赴前线
改编后的115师一万五千多人（包括独立团1700人）在云阳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之后，于8月22日出发（如果说誓师大会的第二天出发，按照这个推算，115师云阳镇誓师大会应该是8月21日召开的）。独立团因为是第一梯队打前站，在早上七点就从云阳镇出发，途经蒲城县、澄城县、合阳县，到达韩城县，路上走了七天。8月30日进抵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准备由禹门口东渡黄河。
今天，从陕西省的三原到韩城，有火车可坐。直线距离210千米，行车5个多小时，硬座票价14.5元，卧铺票价51.5元。当年，杨成武的独立团走这段道路，用了七天。
但独立团这个编制是黑编制，不在115师的序列之内，国民党口岸检察官不承认独立团。为了尽快渡河，独立团和115师陈正湘（当时任685团副团长，团长杨得志。这说明，当时陈正湘仅比杨成武的职务差一点点。但曾经任杨得志师政委的邓华却在115师里没有职务，被陈正湘取代。因为当时副职的含义就是政委）的685团临时混合编队乘船，渡河进至晋南万荣城（此是历史文献记载。但独立团过黄河有不同记载；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是686团团长李天佑，不是685团陈正湘帮助过的黄河）。
在以后韩城当地的文献记载中，中共韩城县委配合国民党县政府按期筹集了100多只大、小木船，并派共产党员、水手徐岱云负责调动船工工作。部队到来前，船只已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出发。现在，为纪念当年八路军东渡，在八路军东渡遗址旁建有“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一座。全碑由三片高大、雄浑的竖向碑体和八个船型基座组成，碑体寓意当年东渡黄河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115师、120师和129师），碑体下为曲面党徽。将三个主碑紧密联系在一起，寓意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由党统一领导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基座寓意扬帆东渡的八路军和艰辛的八年抗战。
（注：此时间顺序表均按照马辉的回忆录为准。因为据史载：8月下旬，115师从三原县出发。30日进入韩城宿营一晚，31日从芝川镇东渡抗日。到达韩城的日期，与马辉的回忆相符。但从三原县云阳镇出发的时间，是不是真的是8月22日？因为据不少书记载：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后，数万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士摘下红五星，换上了带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国民革命军军服。《聂荣臻回忆录》也是如此。8月22日，毛泽东召集党政军首脑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25日会议结束。开会期间，八路军诸多首脑不会有太大的举动或部队调动。这与马辉回忆的8月6日召开誓师大会有所出入。在韩城县芝川镇渡河的时间没有异议。独立团和115师的徐海东344旅是115师奔赴前线的先头部队。8月31日渡过黄河。9月初，115师余部在誓师会后第二天告别云阳，沿着第344旅的行军路线，经富平、澄城、合阳，前往韩城渡河东征。）
（这里还涉及到一段。就是《杨得志回忆录》中所提到的独立团。115师第一梯队的部队走到韩城县芝川镇，等待东渡黄河的时候，被任命为115师685团团长的原红二师师长杨得志，刚刚从红军大学毕业赶上了部队。685团就是由原红二师改编过来的，此时这个团由副团长陈正湘带领。杨得志一直到了山西侯马，才赶上这个团，与陈正湘和邓华见了面。有意思的是。以后，这个团的邓华和陈正湘都到了一分区。
当时，同聂老总谈过话，杨得志出115师的师部大门，遇见了独立团的几位老战友，纷纷要他到独立团。给杨成武当副团长，不要到685团去。当然调动未成，杨得志被聂老总训了一通。否则，独立团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
黄河西岸是陕西省的韩城县，东岸就是山西省的万荣县。独立团从上船渡河。天就在下雨。从万荣县上岸，到侯马，雨时大时小，一直未停。部队冒着秋风冷雨踏着泥泞山路，向同蒲路急进。到曲沃县侯马车站了，开始有阎锡山修建的窄轨铁路。在侯马车站经与国民党驻站办事处反复交涉，等了两三天时间，才得以乘火车北上。
林彪、聂荣臻，洛川会议后，经西安、风陵渡进入山西，乘小火车到达侯马，恰好与115师第二梯队的徐海东344旅会合。杨成武独立团作为第一梯队，已先行出发前往原平。
（注：写这一段，我着实为难了一阵，因为史料的记载各相矛盾。我最初沿用马辉的回忆，独立团从侯马出发乘坐的是运煤车。“车厢都是刚装过煤的，里面黑乎乎的，满是煤灰。我们坐在上面，弄得满脸、满身黑。就这还挤得要命，每一节车厢挤着六、七十个人。我们的杨团长也只是坐在后面的守车里。”）
按照杨成武的回忆，独立团乘坐的是运牲口的敞车，满车厢的牛羊粪便和杂毛，一股刺鼻的臊臭味。自己冲刷一下就上人了。车开不久，就赶上瓢泼大雨，但战士们头一次乘坐火车，还非常兴奋（在这一点上，车开后不久下雨，战士们满身湿透，但热情很高。杨成武与马辉的回忆是一致的。我个人的认为：也许，既有运牲口的车厢，也有运煤的车厢，马辉所在的特务连，恰好乘坐的是运煤的车厢）。
八路军是第一批开往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所幸途经各车站，霍州、介休、忻州，尤其是太原，爱国群众夹道欢迎。八路军乘坐的火车路过太原时，已是午夜，但大灯将车站照得通亮。如同白昼。车未停，欢呼声已响彻耳边。车一停，太原市的工人、学生、市民、小贩已涌进车站，里三层外三层将车厢围住欢迎。争先恐后地将各种慰问品向车内抛送。争先恐后地将各种慰问品向车内抛送。
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这么热烈的场面，这些前红军战士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也许是不大习惯这样的欢迎场面，八路军的干部战士都端坐在车厢里，没有下火车的，也没有伸出头到窗外看热闹，只有领导人下车向欢迎群众致谢。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独立团和685团官兵们的抗日士气，更加坚定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必胜信心。
火车过太原，接近前线，遇上日寇敌机的轰炸扫射。数十人负伤。杨成武、杨得志回忆录中均写了，马辉马虎了，此段被炸的经历没有写。
在晋北原平车站下车，此处已接近抗日前线，原平到处可见国民党溃兵败退下来。对八路军说风凉话。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上午，独立团团部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奉命向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前进。这时，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在占领张家口、大同后，企图夺取平型关、雁门关。进而南下侵占太原；沿平汉线南犯之敌，以一路兵力，占我保定、石家庄；另一路兵力，从高碑店经易县西进，妄图侵占涞源城，以配合张家口、大同南下日军的行动。形成一个包围之势。
1937年9月中旬，在日军的进攻下，山西东北门户天镇、大同失守。时逢中秋节（9月19日），山西普降大雪。群众普遍相传：“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平型关）戴孝，是不祥之兆！”晋绥军在日军进攻前的全线失利。让阎锡山把保卫太原的希望，放在八路军的身上。所以派出一个汽车团（48年在华北步兵学校，李青川说过，阎锡山的汽车团是由宪兵控制和调动的），从原平火车站接115师的部队紧急奔赴平型关方向（115师有的部队，是火车到了忻口，部队改乘汽车前往灵丘）。
乘坐阎锡山拨来的卡车，途经代县、繁峙，紧急赶到大营镇。刚下汽车，杨成武听说了115师决定利用平型关一带的有利地形打一仗。独立团奉命单独行动，迅速向平型关以东的上寨（115师师部的驻扎地，是灵丘县的上寨）、下关一带集结，待机歼敌。
在灵丘县抗战大事记里，记载着：
“1937年9月16日?东渡黄河挺进晋东北内长城抗日前线的八路军115师343旅及独立团，在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343旅旅长陈光率领下，凌晨3时从繁峙大营镇出发，经横涧、桥儿沟跨过内长城进入灵丘冉庄地区。同日，浑源县城失守。
19日?八路军115师343旅及独立团从冉庄经独峪进抵灵丘上寨地区，隐蔽待命。”
23日，
上午?聂荣臻率115师344旅团以上干部到达上寨。林彪在上寨小学校召开师、旅、团级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决定利用平型关东侧乔沟一线有利地形，伏击增援平型关前线的日军，并确定了各团的作战任务。
中午?115师在上寨小学校东侧土坪上，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平型关战斗动员会。罗荣桓主持会议，林彪布置作战任务，聂荣臻作了政治动员。
下午?115师各旅、团分别从驻地向指定地点开进。
这一天天降大雨，天色如黑，独立团冒雨前进，赶到上、下北泉村。第二天一早，部队赶往涞源通向灵邱的必经之路——腰站。（这是马辉回忆录中的记载。文献中记载；独立团当日下午到达灵丘以东45公里的腰站，天黑前进入驿马岭下阻击阵地。该团先头部队途经白洋铺时与日军侦察小队接触，将敌军击溃。）
此时的时间是1937年的9月23日，距9月25日打响的平型关战斗，只有两天。这也是独立团脱离115师大部队单独作战的开始。以后的抗战八年，独立团始终孤军作战，再没有同原归属的115师大集体战斗在一起。
回顾一下，沿途的行进情况。从三原县到韩城县，途经富平、蒲城、澄城、到达韩城。这一路都是步行。但已经没有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以后原独立团的红军老兵们谈起往事，说起从陕西到河北的这一路上，最大的感受是每天能吃饱饭，还不打仗，晚上能放心的睡大觉。所以这一路走得很顺利。韩城县紧靠黄河，是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的渡河地点。115师是第一个渡河的。渡河地芝川镇，在韩城县城偏南，黄河最狭窄的一处地点。独立团在芝川镇仅停留了半天，就在陈正湘团的帮助下（杨成武回忆是李天佑团帮助的。杨成武的回忆更准确一些）渡过了黄河。
在山西省境内，到达侯马以后、原平以前，一路上都是乘坐火车。而且在侯马、原平，上火车之前、下火车之后，都是各休息两天。从原平到大营镇是乘坐汽车。这在红军时期每天都要靠两条腿行军是不可想象的。
48年在华北步兵学校，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有几个，比如郑旭煜、王志廉、乔新松等等。但在校一级领导中有职务，有资格做长征报告的，只有郑旭煜一个人。48年、49年，各有一段时间，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长征，郑旭煜几乎成了专业报告人，给学员们，也给新入伍的大中学生讲长征。这种的报告会一般都是政委张明河亲自主持。有时，好讲怪话的张明河也会犯自由主义，他是豫南打游击出身的红军干部，紧挨着大别山地区。他对身边的参谋干事们说：别以为只有长征才是干革命，打游击就不是干革命。在敌后打游击同样光荣，都是干革命。
郑旭煜作报告，有时会有点口头语什么的。比如“要死”，“冷得要死”、“冻得要死”、“饿得要死”、“累得要死”，张明河讥讽说：什么“要死”，这不是活过来了吗？
有关李青川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即八路军在阎锡山帮助下乘坐火车、卡车奔赴前线，前后参加两个会战——平型关会战和忻口会战，都是李青川所在的晋军宪兵部队出面调集的车辆并维持纪律。阎锡山为八路军提供给养、军装，还有大米这一段回忆，就是在李青川的“启发”下郑旭煜才回忆出来的。当然，运煤的车厢或是运牲口的车厢这段不愉快的话题就免去不提了。
赵再生、张明河、张迺更、翟家骏、李青川等一帮领导人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看见唯一的南方人郑旭煜一天到晚跟着大家吃小米饭、小米面馍，吃得很香，当时曾笑话说：“你这个吃大米的南方人，现在吃北方的面食都习惯了？”
郑旭煜当时回答说：“人的肚子饿极了，什么都能吃。在狼牙山八年，早改过来了。最初也不容易，35年底在甘肃，成天吃馍，吃面，哪里见得着大米？白面、莜面、玉米面，小米面，你不吃吃什么？37年乘火车上抗日前线，那时候跟阎锡山的关系很好，他还希望咱们八路军到河北去，给他的山西把大门呢。那时的粮食由阎锡山供应，在一大堆白面当中，还给了几袋子大米，山西晋南水田产的大米。115师吃了顿大米饭。只见满火车的江西人、湖南人、福建人，见着大米饭不要命了，连菜都不吃，那叫一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