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塆这个日军的情报小组，从牛闷子交待的情况看，是一个潜伏小组，还不是那种渗透和兼具发展谍报网络的小组，两个特务长期待在牛闷子家里，基本不外出活动，这在谍报战里属于是执行定向任务的小组。
而且还不是高级情报小组，那种携带有无线电发报机的情报小组，从米家塆调查和搜查的结果看，高副政委和老冯判断，应该就是来执行刺杀任务的特务。
在牛闷子的家里，供两个特工藏身的地洞里，除了生活用品外，就一大瓶的液体引起了高副政委的注意，打开盖子闻了一下，应该是碘酒，这玩意本身在敌占区还算常见，在缺医少药的根据地这么一大瓶实属罕见。
这玩意据那两特工说，是擦伤口用的，进进出出的难免磕破皮啥的，这纯属是胡扯呢，碘酒有个一小瓶就够好长时间用了，这么一大瓶足足好几斤,擦伤口？那除非你天天浑身上下老是秃噜皮！
两个特工说自己是在保定欠了高利贷了，走投无路了，债主追杀呢，所以跑到山里来避一避的，这话鬼才信呢！
老冯和高副政委都想起来当年北方局搞情报培训班的时候，传达的一件我党历史上的地下组织案子来，那案子也是因为一瓶碘酒，致使整个南满地下党组织被小鬼子给破坏的。
抗战期间，我党的秘密工作分为沦陷区和国统区两个方面。日本鬼子的统治区内的地下组织主要任务是配合反日的武装斗争。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搞武装斗争，只能积蓄和发展力量。
小日本鬼子的谍报组织搞情报和反特比国民党厉害多了，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战争机器要比半封建主义的当时中国发达多了。在小日本鬼子编写的满洲国史里，日本鬼子说的很是详细，他们的情报机构把我党在满洲所有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得干干净净。
我党人员你只要一活动，立刻就被人发现。在日本警察署的档案离有记载，日本每一个警察署，每个居民的思想动向完全在掌握之中。都有专门编号的记录。你要在东北看日本老的房子，围墙不能超过胸口的，这是为了监视和控制的需要。
就是到东京老区一看，也是这样。日本只有高官围墙才能超过头，所有的房子里面的动静警察在街上巡逻的时候能看见才行，日本的规定都是这样，人家可是相当厉害。国民党警察所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有的话都稀里糊涂，给几个钱就拉倒了，问也不问，日本却是管得特别严。
就在日本鬼子在东北基本建立了从基层警察署到军队上层的情报机构后，我党的满洲省委在1936年“四一五”事件前也基本被破坏殆尽。主要原因就是鬼子的统治太森严，另外地下党不能根据合法的方式进行罢工。
那个时候。你群众搞罢工，哈尔滨一次罢工，党组织被破坏得干干净净，线索追查，全部抓光。这种指导思想的失误，就导致地下人员的大量损失，这时候已经不能再搞这套东西了。
满洲省委“四一五”被破坏，源头就是一瓶碘酒嘛。日本特务进了交通站，交通站肯定有秘写的信电，拿一个秘写液放在那里，用碘酒一涂就涂出来了。涂出来是数码，没有字。还有一个基本的密码本，才能读出来。
比如说3533，这本书的35页第3行第3个字，有一个基准书，看到密码。再找到基准书，才能破译出来。那是比较原始的办法。日本情报人员一看这屋里有一大瓶碘酒，个人用的话，不用大瓶，一小瓶就够了。又不是医疗所，一看就知道是搞密写的。
然后再看这屋子里哪本书是基准书，看哪本书翻得最勤。这样一看圣经是翻得最勤的，共产党不信圣经，翻得这么勤，肯定是密码基准本，把密码全部破译出来了，整个满洲省委都被破坏了。所以日本在东北的统治特别森严。
而37年以后在华北地区，鬼子在各城市统治也比较严。当时党的组织在那个地方，受到的是严密的法西斯统治，根本就没有集会、罢工的可能，所以转化为农村根据地服务，提供点情报，隐蔽起来。
1939年主席为秘密工作总结出16字方针：“党的地下工作，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隐蔽精干”这是党的秘密活动的基本方针。总政策是隐蔽精干，你不能搞庞大的组织，而且要等待时机，不能发动武装暴动。
而根据地里的主要情报工作也从最初的对敌占区的情报搜集工作和锄奸任务，也转变成为了防止敌人渗透、暗杀我党政军领导等等，要不为啥晋察冀军区搞过好几次的清查和肃反呢，就是用群体性的政治审查来最大限度的降低敌特的活动。
在牛闷子搜出来的这一大瓶的碘酒，正好给老冯和高副政委提了个醒，这次下令把特务藏身的地洞深挖三尺再次彻底的搜查！还别说，这还没深挖三尺呢，就挖了不到一尺，就在土洞子的角落里刨出来个铁盒子！
盒子里呢除了一大摞子的手写账单，还有十来张白纸条，一些纸币和银元，一瓶透明的液体，再就是一本半新半旧的书-《论语集注》！
又是这本孔老夫子的中日文对照版本的《论语集注》！这会总算是对上了，拿碘酒涂在那十来张小纸条上，一串数字就慢慢地显露了出来，不用说，铁盒子的这瓶透明液体一定是密写药水。
这下那两个特务没啥可说的了，可是呢也还是嘴硬的很，低着脑袋就是不开口，而牛闷子呢按照他自己交代的，也就是当个替死鬼炮灰，情报工作他基本没跟着掺和，说白了特务在他家的地洞里都做了什么他是一概不知道！
老冯翻看那一摞子账单，查看完了，才发现这些账单呢其实很简单，不是那种和很多商号之间发生的来往票据，就是两个商号给出的手写票据，一个是顺平城里的“顺发”山货栈，另一个是川口镇里的“刘记”山货铺。
顺平城里的那个山货栈，老冯他们不清楚情况，这个川口镇的“刘记”山货铺子，老冯有些印象，这个山货铺子的老板还是当初杨棒子从西王庄带出来的那个囚犯小分队里的犯人呢！
这个姓刘的汉子和那个囚犯小分队里的女犯人号称是两口子，这个女的是西王庄里人，早年随丈夫去的满城做小买卖，据说丈夫在日本鬼子进占满城那天因为护着铺子里的东西被日本兵挑死了。
姓刘的呢是他家铺子雇的伙计，徐水人，自称家里没人了，兵荒马乱的，这个女子就和姓刘的伙计搭了伙计了，后来生意没法子做，就想回西王庄的女子家来，正好赶上咱部队清查呢，给先关了起来。
后来刘管教呢托人去满城做了调查，确实有铺子主人被日军挑死的这回事，伙计和老板娘弄到一起呢，似乎没人说的准，但这个姓刘的伙计倒还真是山货铺里的。
也没查出什么疑点来，后来就把这搭伙计的假两口子放了，这两人也没回西王庄，就在川口镇这盘了街边的房子，开了个小山货铺子，收山里人的蘑菇、核桃、柿子饼、黑枣啊啥的，然后往满城等地倒腾。
分区政治科曾经派人监视过他们一段时间，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后来就结束内部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