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说了格物的工夫，至于完成这个工夫的途径，就是思与学。思是用自己的明，以明自己，如钻木取火；学是用他人之明，以明自己，如借灯燃灯。学是吸收，思是消化。无论吸收与消化，均须凭自己上达的热忱。上达二字，可以浅解，亦可以深解；浅解是人事，深解是真理。人事的上达，是作人作事的向上；真理的上达，是人生任务的交代。孔子说：“莫我知也夫！”子贡说：“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就是真理的交代。但无论人事与真理，均须凭上达的热枕。这上达的热忱，亦是智仁勇三达德的产物。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上达必须由知耻开端，人若无耻，即无上达的热忱，放辟邪侈，无所不为，逐利争名，损己害人，不知所耻，为之熟而耻尽，耻尽热忱之根绝，不可救药。知耻为上达的动机，有此动机，然后才能走上学与思的途径。学思必须并用，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吸收而不消化是罔然。不借他人之明，证自己之思，恐思走了错路，陷入危殆。学思互用，正确了自己的意念，格物方有把握。这是说了化习浄染。至防染防习，是人类最要紧的事。与其染浓习厚，而净而化，不如染淡习薄为愈。所以儒者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说起，讲胎教、贵家教、重择乡（孟母三迁），慎交友（无友不如己者，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尊良师、尚圣治，此皆淡染防习之道。能淡染防习，较之染浓习厚而再去之，不只易为，且在人类中可免多少伤害。
以上是说途径，还需要有做法，做法必须是把握现实。现实是自己的身欲与外界的人与物接触时，就其反应上，用自己的明来纠正其不正处。这个纠正，就是化习净染。纠正的次数愈多，化与净的功效亦愈大。这做法是些什么？以儒家的学术，说到言行上，均是这个做法。但其做法，有由内向外的，有由外向内的，亦有内外交攻的。由内向外的：如九容、五仁、四箴，恕道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外向内的：如九思、三戒、三省。内外交攻的，分为先外而后内的，与先内而后外的。先外而后内的：如挈矩之道，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先内而后外的：如“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礼人不答反其敬”。就反应上修正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莫怨乎外，怨外是枉然，反添了怨的遮蔽；不只是无益于化习浮染，反是浓染厚习。由内向外，由外向内，是自己的工夫；内外交攻，是反应的修正。就反应上修正自己，最为确实。至于动念为行为之根据，能在动念上修正，尤可使言行从根本上得其当。但在动念上修正，必须到习薄染淡时，方可得之。至于礼乐，亦是去习净染上一件重要事。礼得其适，可以节染；乐得其适，可以调染。节染调染，均能脱习。所谓适，是适于各人之感受量，过乎其量，则不能接受；不及其量，则不起作用，礼乐之过与不及，皆成形式；成了形式，则失调节之作用。凡此诸端，皆是人的言行与心思上，朝夕不离的事。就自己一日中现实的言行心思，抱的紧紧的，格自己的物；去尽了身欲，用上了心欲，明明德于天下。为这个生，为这个忙，学成这个，做到这个；完成了真的种子，收获真以归还真。人应当这样，其庶几乎，可以为人矣。
今日吾人，应该日不暇给的做些什么？由重心轻物，转为重物轻心，两个极端，使心物分离。心不能正物用，物不能表心效。反成心为物化，物掩心用；以心逐物，物长人欲；人欲横流，理性不展。致人多机心，群多私谋；各谋其利，各委其害；各图其私，各废其公；互斗其心，以他人作自己的刍狗；互逐其利，以他国满自己的欲壑。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使科学为人类之祸害，愈发明，杀人愈狠；使智识为残人之利器，愈高明，毁人愈工。人的劳动，不获其全享；人的生活，不得其快愉。人尽其力以祸人，地尽其利以祸世，是吾人之所忧者。忧之当如何？应当医救。医救之道，端在启发人心上慈惠之德性，树立世界上主张公道之力量。有此德性，有此力量，教之管之。使人皆互亲，仇恨不结；国皆礼让，争夺不兴。去生产之剥削，杜国际之侵略；科学公有，愈发达人类的享受愈多；人才公用，愈高明社会的进化愈速。人尽其力以福人，地尽其力以福世；使人与人间，国与国间，得到正常关系。进世界于大同，登人类于安和，使人尽从收获真以归还真上做生活。“大明始终”，亦能体会着，“不习无不利”，亦能说得来。“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成为自己的现象。“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的这回事，亦就成为自己做，自己成，自己的事。
世语说：“当值者昏，旁观者明”，当值者是以身欲处事，旁观者是以心欲判事。人能格净身欲，用上心欲，处当值之事，亦能如旁观。但去了身欲，并不是没有视听。视色仍辨色，然等于色盲眼，色与视欲，不生关系；听声仍辨声，然等于无耳鼓，声与听欲，不生关系；其他身欲，如最强烈之饮食男女，亦莫不如此。惟其如此，故能处情逆物诱之事，如大喇嘛的秤，逆与物无论多大，亦不反应。处他人利害之事，如二喇嘛的秤，毫厘必辨。处他人是非之事，若大明镜，本来是什么，照个什么。投石而水不溅，涅色而染不沾，身欲如同净水，心欲如同生龙；净水则不蔽明，生龙则不违机。庶几可以生，可以死。生则当值如旁观，游然自得自主，处事如明镜，洒然自由自乐。得志以行于世，有为等于无为；不得志以达其道，无为等于有为。死可以无息而久，久则悠远、博厚、高明、无疆。此为吾人所当急为者！君其向往否？
一九五〇年七月九日述于台北
附：大喇嘛的秤与二喇嘛的秤
大喇嘛的秤——前清入关后，为笼络西藏、蒙古活佛的人，所以在五台山上为大喇嘛、二喇嘛盖了许多寺院。大喇嘛很有势力，最初他们到某一地，地方官还要跪着迎接，被他们用马鞭打落顶子者很多，足见其声势的显赫。当时五台的县知事名骆长华者，他有一天走到街上，逢见一个老百姓鞭挞驴很厉害，就问他说：“你为甚么这样打驴？”老百姓说：“我背了一背草，大喇嘛还给我称下一斤，它驮了一驮草，连一斤也没称下，它还不如我，养它做甚？所以我气得打它。”老百姓的话，固然有点故意刺激他，但骆知事知道事非无因，就留心多方调查，知道大喇嘛的秤，是秤钩与提绳在一个孔子里，所以称多么重的东西，秤杆也不动的，于是骆知事就在巡抚跟前参他，但参了多少次，巡抚也不敢如何。后来骆知事立下志，非参倒他不做官，就把他告到朝廷那里，最后清廷下旨才把他惩处了，并且为给他留体面，特给他个穿靴的夹杠处分。普通犯人是不穿靴子夹杠刑，实际上穿靴子夹杠受刑更痛苦。
我以为人生也要如大喇嘛的秤，称多少东西亦没有分量，亦就是外面如何大的刺激，动摇不了自己。这就是我常说的“官诱不动，钱买不动，手枪炸弹威吓不动”。因为官能诱动你，你的命就在官手里；钱能买动你，你的命就在钱手里；手枪炸弹能威吓动你，你的节操就被手枪炸弹破坏了。所以世上的东西，不论甚么只要能波动你，你就不够个大喇嘛的秤。秤钩与提绳距离大，则少有刺激亦必反应；秤钩与提绳距离小，则小刺激不反应，大刺激亦要反应。既然反应，则是自己的祸福利害，自己没有把握，仍随外来的刺激而决定。人生能如大喇嘛的秤，处理刺激，无论多大的横逆利诱威胁侮辱之来，亦均不为所动，才是自由、自主、自动、自乐的生活。这是指处理刺激而言，至若辨别是非利害，即须用二喇嘛的秤，始能毫厘分明。
二喇嘛的秤——大喇嘛受处分之后，二喇嘛提出一个声明说：“如命我继任大喇嘛位，我的秤杆无限长，我的秤钩与提绳之距离无限长，虽毫厘之物，亦能得出轻重来。”这是二喇嘛的思想。辨别人我的利害，人我的是非，应当如这二喇嘛的秤。
七月十日
水池泄而不溢易，塞而不溢难。民情疏而不溃易，堵而不溃难。
七月十五日
人应当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心身合一以了身。致其知之所当知，行其行之所当行，知行合一以了心。心身皆了，则成中的种能，以此种能收获中归还中，则不虚此生。
七月二十五日
真理是神圣，人情是万能。神圣是无上，万能是无违。本上真理，依据人情，无论思想言行不招怨，即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孔子厄于陈蔡，是环境使然，不是自招的。
七月二十八日
自满的人难与谈真理。自毁的人难以听良言。
七月二十九日
色盲眼者谈五色，是主观的想象，不是客观的事实。
八月十二日
由台北市丽水街八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后改为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山草庐”名之。台风一年数至，草庐时受损坏，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数间，命名为种能洞。并有种能洞命名记曰：“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建茅屋于金山（又名菁山）山麓。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个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可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施如何，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
九月八日
宇宙是一个大宇宙，人人均是一个小宇宙。就宇宙全体说，是要化万象为本体，不使本体随万象而流转。就人的全性说，是要净惹性显本性，不使本性随惹性而施为。
九月十四日
人生的归宿，有两个途径：一是反宇宙的演变，作宇宙演变的敌人；一是成全宇宙的演变，作宇宙演变的孝子。前者认断不了生根不可死，摆不开生趣不可生，是避染断惹，不涅不缁。后者认净不了生根不可死，善不了生趣不可生，是化习净惹，涅而不缁。人具宇宙的全成，应作宇宙演变的孝子，裁其过处，辅相其不够处，以成全其演变。
十月二十日
问：二次革命及民初山西处境？
答：民国元年（公历一九一二）七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数，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愠，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奉天都督赵尔巽。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入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