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冯国璋领衔忠告，策商调处之议，原系陕西将军陆建章最早提出的。紧接着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唐、任、蔡、戴讨袁通电原曾列刘之名），一面否认唐通电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赞同陆议，以维和平。我当即驰电各方，对陆刘之议表示赞同。旋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等又主张国体重大，应再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如无怂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对刘显世、龙建章之建议公然指斥，而外间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张勋，广东上将军龙济光，湖北上将军王占元，安徽将军倪嗣冲等尤多昧于时势，与段芝贵等同持讨伐主张，并促冯国璋主稿电京，冯在此情势下，亦只好在表现上一反其初衷了。
云南起义以后的三数月间，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极，而袁氏则慑于国内外之趋势，徘徊未敢出此。果然护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李烈钧所部在滇、桂交界处击败滇军龙济光，广西上将军陆荣廷应约宣布独立，贵州方面亦公开继滇而起，袁氏方于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销帝制，然仍恋栈大总统，而不肯引退。说者谓袁氏能以撤销帝制，尚未执错到底，然撤销帝制后，犹不肯放弃总统，可谓不识进退，我认为这是至当的批评。
袁氏撤销帝制之后，滇、黔复提出总统退位的请求，接着广东上将军龙济光在革命军势力的胁迫下宣布独立，浙江将军朱瑞在军民的事变中突告失踪，冯国璋乃于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项条件，以图息争。这八项条件是：（一）袁大总统仍居其位，实行责任内阁制度。（二）慎选议员，开设国会。（三）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适用民国元年约法。（四）惩办祸首。（五）各省及中央军队须以全队按次编号，不分畛域。（六）去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悉仍其旧。（七）滇事后派赴川湘方面北军全行撤回。（八）开赦党人。据冯的巧电中说：这八项条件未向各省电问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锷的同意，于是大多数省份均复电表示赞成。正在策商期间，北京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所谓责任政府于四月廿三日宣布组成，而蔡、唐诸君又驰电坚持请袁退位，冯乃对原条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暂负维持责任，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即行退职。冯电甫行发出，四川将军陈宧与川边镇守使刘锐恒亦相继电请袁氏退位。此时，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联名邀请各省包括南军滇、黔、桂、粤各省选派代表赴南京开会，商决大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电赞同此举，我乃派崔秘书廷献代表前往。
南京会议于五月十七日开始，因袁氏曾电冯、张、倪表示自愿退位，嘱与各省妥筹善后办法，于是首先讨论的就是总统退位问题，南军代表主即退，张、倪派主不退，冯派主缓退。商讨未获定论，而独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时除滇、黔、桂三省外，广东龙济光，浙江屈映光（将军朱瑞失踪被举为都督），已于四月间形式上宣布独立，陕西陈树藩（驱走陆建章者），四川陈宧，湖南汤芗铭亦于五月间先后宣布独立。张、倪坚主以南京全体会议名义挽留袁氏，因冯不愿出此，会议迄无结果，而袁氏于六月六日因病逝世。冯在这一阶段的手法，有相当收获，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继，他取得副总统地位的有利情势。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曾开了一个已过曾参加革命者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卅馀人，咨我扣捕，交他审讯，我于扣捕以前都密告他们跑开了，以是金永对我深表不满。到了袁氏帝制运动末期，金永犹以他的十一营警备队的既有力量为未足，又请准中央在东三省招募胡匪，以壮其势，我对他这种不惜扰民以逞的举措，一再电京反对，此批胡匪方未来晋。金永对袁氏曾上了一个很厉害的奏折，详叙我在山西不利于袁之种种措施，其结论大意为：北方最不安于袁政者，为山西之民军势力，若不消灭山西民军势力，则我将配合反袁军事，由平绥路进攻北京，欲消灭山西民军势力，非将我撤职，无以为济。此奏折到袁氏手中时，袁已病笃，卧床而阅，未及看完，奏折即掉于地下。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侧，劝其病愈后再为处理，袁氏从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系段亲自告我者，当不为虚。段并曾对我说：如果项城那时看完这个奏折，一定要撤你职，下令讨伐你。
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满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民主，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十一月十七日
中国政治的病根在那里？——对陆军大学学生讲话
诸位要我说中国政治的病根在那里？政治是说制度与设施，设施是适应环境的处理，这环境的处理是说不完的，且历史家多有批评。若说病根，应从制度上说，从制度上说应从历史说起。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演变上有两个病成为政治设施的病根：一为君位变传贤为传子，将政权变公为私；一为废井田制，将土地公有变为土地私有。
自传贤的制度变为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自传子之后，主政者以保持一家的尊荣为施政的主旨。善焉者虽有为民之政，亦是为己而施；即是以为己为因，为民为果，使政治之因果倒置。一家之子孙，何能世世皆贤，恶焉者继君位则残民以逞。故自传子以来，无不是善其初而恶其终。
我尝读中国史，尧舜帝位传贤，以天下为公，一公一切皆公，是以当时人民之安和，几乎无以形容。自禹传子之后，以天下为家，一私一切皆私。历代开国之君，虽有豪俊，递传之君，非暴即昏，非庸即柔；或好大喜功，或孤君寡后。暴君则残贤害能，昏君则听谗杀忠，庸君则妒贤忌能，柔君则抛贤弃能。好大喜功之君，则逞雄树敌，兵戎相接，白骨遍野，民不聊生。孤君寡后，即奸臣弄权而窃国，权臣专政而欺君，君子知难而隐退，小人乘隙而幸进。故历代政治少福民之举，官员多祸国之具。夏有桀，商有纣，周有幽厉，皆为家天下之遗毒。继周而秦，非独传子，且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焚书坑儒，以愚人民。汉、唐、元、明、清，感秦之失，虽改秦之做法，实仍师秦之意旨；防贤妒能，乖学愚民。秦行之以暴，而后秦者行之以柔，实皆以贤能为君室之敌。虽有贤者，生时妒之，死后尊之。虽有能者，用时贵之，用罢杀之。演成中国四千年之悲惨历史，几无一册非此等悲惨之纪载。
汉之文景，唐之贞观，清之康乾，皆政治史上昙花之一现，仅差强人意耳；与尊贤用能之传贤圣制的心理，根本不同。馀皆贤能罹祸，谗奸得位，苛政逆施，民不聊生，有心人不忍卒读，读之亦未尝不切齿流涕掩卷而叹息不置也。传子之毒，浸中国人民深矣。
尧舜为中国之圣君，读历史者，无不倾心于尧舜，亦不能不责备于尧舜，责其未为后世人类设想也。假使尧舜当时定一宪章，帝位必须传贤，坚禁传子，如有违者，人人得而诛之，辅弼之大臣，如有假权力施谄媚而成全传子者，人人得而杀之。将此宪章，公布于民，并作为国民之教材，建立人民反传子的信力，奠定传贤的基础，则不止中国四千年前，即可实现真正之民主共和，其影响于世界民主共和的实现，亦可提早几千年矣。
其次则不能不责备于禹，传贤之圣制，禹当继而保之，子贤更当防之；假使禹有传子之禁令，亦可不至由禹破坏此圣制。
孟子答万章之问，以当时人民同情启而不同情益。证之史书，益之功绩甚大，而启则少有所举，吾人以为传启是权力所致，不是贤不贤之所由；况且万章问时曾说：“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距禹一千七百馀年，民间尚传此话，此实为民意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