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你”形象不统一，所以老打架，你的是非在这之间折腾。西方人的快乐源自于对自己的看法，中国人的快乐绝大部分来自于别人对你的看法，所谓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跟中国文化有关。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年轻女子，她尿急，路过天上人间，就跑进里面的洗手间，10分钟后出来了，恰巧被邻居或同事路过看见，问她：干吗呢？女子说：我在里面方便一下。她说的原本是事实。但路过的这个人心里暗自言语：这地方也敢来，现在真是世风日下，年轻人什么钱都要挣。于是回到单位或街道就开始议论。
女子就奇怪了，大家怎么都说我的闲言碎语？我没去坐台、没做坏事，我就去下洗手间，怎么就解释不清呢？大家从此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最后她陷入极大的痛苦。终于有一天，女子找到散播谣言的人：“你怎么到处说？”对方说：“我没说什么，不做贼你心不虚，你不是那种人你急什么？”于是她再次陷入中国传统的是非之中。所有人的评价和她自己原来的本质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两个办法能解释，第一自杀，以死明志，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为什么有这么多妇女投河、上吊的原因。自杀以后别人还会说：“没干就没干，犯不着这样啊，年轻人也真想不开。”弄得自己里外里都不是。再一个可以解释清白的做法就是杀人，把说是非的人干掉，干掉以后，法律上念其事出有因，可能判死缓。当年在新疆建设兵团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一个女职工为此拿枪杀了好几个人。
在人世间你内心有是非，外部有是非，于是就滋生很多痛苦。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算小钱、不算时间、不讲是非，就幸福了，就自由了，就快乐了。比如说当别人说你是王八蛋的时候，你不在意是非，甚至哪怕像阿Q，说孙子才是王八蛋，完了也挺快乐；当别人打击你、诋毁你，说你是非的时候，你不以为然，你甚至用自己的是非驳斥他，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你也会快乐。
所有的自由来源于内心的自由，其次才源于你的物质手段。你有一定的钱，可以去旅行，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可以满足你基本的物质状态的幸福。幸福还分物质幸福和人际关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幸福在于有归属感，被承认、被爱和被尊重、被需要。人际关系的幸福一旦被是非破坏，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了。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要获得自由的状态，内心要自由，也只有内心自由的人才可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幸福。小钱可以获得物质状态的幸福，时间可以让你这两种幸福都能自由地伸展。
幸福与道德
刚才已说到了，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来源于别人对你的看法，特别是在中国。中国不光是一个特别道德化的社会，还有一个特别戏剧化的人群。所谓戏剧化，是说每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套程序，你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合乎程序大家就给你正面评价，不合乎程序就不给正面评价。中国是熟人社会，中国人所有的行为模式都在伦理范围内，有规定的居住形态，比如村落、城池；熟人社会最大的约束是伦理约束，不是法律约束。刚开始做生意那几年，我睡在地铺上，有很多人进来打量后说：怎么这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但接下来就会有一个评价：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不去做科研，变成个体户了！这是个道德评价，让人联想到荒废学业，拎着包在外面乱跑的意象。当时听到这个评价我内心很不安，虽然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但毕竟每天晚上走进中央党校大院的时候，当别人捧着书在搞所谓科研、在走道里坐着吃食堂发的鱼和肉的时候，我从外面黑灯瞎火地摸进来，会感到一种异样的眼光带来的压力。
最近我们到哈佛进修，听5天课，我们这个班叫做中国工商领袖什么什么班，边上还有一个国企班。后来一起聊天，国企班就有人说：不就是个体户么，也成了领袖了？虽然我们这些工商联的企业家内心非常强大，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但的确也清楚社会对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对私人企业、民营企业是轻蔑的态度。但是事实上，自我行为能力特别强的人习惯不断地用自己的眼光来评判世界、剪裁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别人越这么评价，他越兴奋、越有斗志，而且他在与人斗的过程中非常有乐趣，他希望改变这个社会的道德方向，愿意把一个新的道德观念加给别人，就像近代史上的一些政治强人们那样。
当自己的行为和社会的道德评价不一致的时候，多数人会怀疑自己，犹豫、自责、改变、陷入痛苦。经常听到的年轻人早恋问题，老师只是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就把学生叫来谈话。可能这件事原先并不存在，但是大家在议论，这个男孩没办法，于是跟这个女孩子倾诉。这个女孩向这个男孩子寻求温暖，最后就真恋爱了，或者其中一个由于抵御不住这种压力自杀了，然后另一个很痛苦，从此敌视、对抗外部环境，今生就没有幸福了。
最困难的是转型中的社会，是非观念也在转型。现在我们身边至少有三四套道德观念，西方价值观念、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思想、教育。这几套道德观念让你有时候也会不知所从。但社会转型也带来一个好处，因为大家居住越来越分散，比如新买一个房子，谁也不认识谁，这时你的行为别人看不见也不议论。道德唯一的约束是熟人之间的舆论压力，当你感到不幸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进入生人社会，大家用法律约束，不用道德约束，这时焦虑就会很少。如果我还住在中央党校大院里，我的压力会很多；现在住在新的社区里，没有什么是非，压力很小。要是到了国外，那就更没有熟人，也就更没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