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计划委员会的两年时间里，阮如璋工作的并不顺心。由于是外行管内行，业务上没有他多少发挥的空间，更多的是学习。而且阮如璋的背景也挺尴尬，明明是路线派出身，现在却投靠了改革派，在本省籍同僚眼里，此人就是个叛徒。别说在同僚眼里，即使在老丈人安立海眼里，阮如璋也有点混账。要知道，安立海半辈子的仕途浮沉都跟路线派紧密相连，当年把路线派排挤出权力中心的可就是阮如璋现在依附的那群人。不过这都是阮如璋自己选择的，所以他也怪不了谁，再难也得受着。
在这期间，要求进步的阮如璋顺便回到大学拿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生文凭。跟许多官场同僚不一样，阮如璋拿的不是虚头巴脑的在职研究生文凭，而是货真价实的脱产研究生文凭。这对阮如璋并不难，因为跟很多同时代的同僚比起来，他的求学经历完整得多，是正经八百的“**”前北大哲学系高材生。那个年代能上北大，至少证明一点，那就是阮如璋学习能力肯定出类拔萃。另外，决定拿一个正经八百的脱产研究生学历，也是因为空闲时间实在太多。阮如璋祖籍江苏川沙，也就是如今的上海浦东。父亲阮小寒三十年代中期就离开家参加革命了，老家也没什么直系亲属。母亲出身于上海的大家族，不过直系亲属又大都在四九年前后跟着老蒋走了，所以母亲那边也没有直系亲属。加上六六年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去了贵阳，如此一来，除了妻女和老丈人，阮如璋在本省没有任何其他直系亲属。而老丈人一支的亲属也非常单一。安立海是南下干部，老家在山西太原，解放后在江西工作多年，六十年代又调去了北京，七四年才调来本省。丈母娘六几年就死了，阮如璋根本没见过。安慧真的弟弟妹妹如今也都在北京安家立业。阮如璋每个礼拜去看望老丈人一次，剩下大量闲暇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有的是时间学习，所以干脆去居安大学拿了个脱产研究生文凭。
两年来，阮如璋在居安接触最多的就是孙维季。在这期间，阮如璋一次也没有被孙维季麻烦过。朋友之间的联系倒很频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见面，吃饭喝茶打羽毛球，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在电话费还很贵的年代，两人在电话里一聊也往往是几十分钟，聊的也大都是各自平日的一些日常和见闻。对孙维季来说，这是感情投资，为将来找阮如璋办事做铺垫。对阮如璋来说，这也是感情投资。阮如璋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有一天孙维季会从自己这里索要她想得到的东西，这在自己第一次跟大军见面那天就已经注定，不可能躲掉。既然如此，两人在这之前建立起亲密友情，总比那天到来的时候被孙维季赤裸裸的勒索心理上更容易说服自己。在阮如璋看来，只要不突破自己的底线，其他的都可以考虑，也可以商量。阮如璋的底线是跟孙维季的交往只限于友情，而不能有任何其他复杂关系。说实话，这其实非常不容易，阮如璋自己倒不会主动往不好的地方寻思，但架不住孙维季不会往那方面引导。
孙维季肯定会往那方面引。不过这也不能指责孙维季怎样怎样，大家本钱不一样而已。换位思考一下，两人都不甘平庸，如果把他们的身份对调，谁也不能保证阮如璋就不会这样干。何况，孙维季其实也没太出格，不过是穿着打扮比大街上的女人新潮时尚，比如出门会记得往嘴唇上抹口红，穿的是低胸鸡心领衣裳，还有跟男人接触的时候比别的女人放得开一点，仅此而已，而且分寸把握恰当，不会给人造成不适，顶多算诱惑，绝谈不上骚扰。何况，孙维季也没拿刀子架在阮如璋脖子上逼他就范，上不上趟阮如璋有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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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覃长弓。电器店开到第六家的时候，覃长弓再一次遭遇一个现实难题，那就是手下的人几乎都变成了人才，队伍没法带了。
发生这种事的起因是上一年开的那次表彰大会。转过年，职工们猛然回过神来——出去做销售比待在厂里做工人挣的多得多，不但工资照发，每个月还有出差补贴，年底还有高额奖金，所有收入加起来最少也要比呆在厂里多好几倍。几乎所有职工都觉得自己也应该出去做销售，而且一定能比别人做得更好。而自己之所以还待在厂里，就是因为覃长弓不批。覃长弓这个混账王八蛋太专横霸道了，不但让周国强制定出各种条条框框的厂规来限制职工自由，而且处事不公，看谁顺眼就让他出去做销售发财，看谁不顺眼就把他留在厂里，好像电器厂是他一个人的。大家不敢当着覃长弓的面说，但背地里已经是怨言四起。为了表示抗议，带着情绪的职工要么消极怠工，要么破坏生产。工厂每个月都要接到几次各地的电器店打回来的电话，说收到的空调出了问题，看上去也不像是运输过程中损坏的，而是出厂的时候就存在质量问题，比如空调风扇少装一个叶片，或者电路板动了手脚，插上电源就报废。为此覃长弓专门成立了质量检测部，质量问题确实少了，但依旧存在，不可避免。如果问题在工厂的时候被发现，损失可以忽略不计。但空调到了电器店才发现问题，损失几乎不能承受，先不说万一把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卖给客人会给自己的声誉造成损失，即使问题当场被发现，再把空调发回厂里，也需要支出一笔运输费用，这笔费用往往大大超过空调本身的利润。
覃长弓开始意识到生产加自销的路子根本走不下去。职工情绪当然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关键，而且覃长弓凭着自己的铁血手腕也可以把它压制住。覃长弓真正焦虑的是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职工们个个觉得自己是人才，事实上他们都高看了自己一档，覃长弓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庸庸碌碌之辈。电器店开到第六家的时候，人才供应其实就已经非常吃力了。工厂就二百来人，每开一家店就拨出去六七八九个，那么谁来生产？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招工来解决，那么，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每次拨出去的六七八九个销售员是不是都是人才？覃长弓发现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其实凤毛麟角。覃长弓出了几趟差，去到各地的店里实地巡查了一圈，不但发现人才凤毛麟角，而且发现一个更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有的店里个个是人才，而有的店里全军覆没。他们当初出发的时候信心满满斗志昂扬恨不得咬手指立军令状，上到战场马上就怂，完全打不开局面。伍德利是一个极优秀的管理者，带着一支精干的销售队伍在四川做得风生水起。可为了应对局面，覃长弓让他做了救火队长。伍德利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大半年下来累得脱了相，可取得的战果却并不理想。原因很简单，一拖六，再厉害的人也吃不消。
一家电器店能否做起来，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一个调度张弛有度的地区经理，加上一到两个能力出众的骨干销售员，再加上几个吃苦耐劳的销售，很容易就打开局面了。可偏偏有的店就是打不开局面，经理像销售，销售像经理，管理混乱不堪，矛盾纠纷不断。更头疼的问题是，业绩好的店，财务进出也清楚了然，业绩糟糕的，消耗也大，财务上也是一笔糊涂账，不但浪费明显，而且存在贪污。山高皇帝远，根本没法管。
仅仅开了六家店就出现这么多问题，覃长弓意识到生产加自销这条路难以为继，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覃长开始考虑之前孙维季提的方案，那就是把销售权承包出去。让谁承包？显然不能承包给孙维季，她的地域已经足够大，肯定不能让她一家独大。覃长弓首先想到把这个发财的机会给内部职工。既然你们都认为自己是人才，事实也已经证明承包能发财，那你们承包好了，前提是先辞职。肯定不能让你端着铁饭碗出去发财，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美事。工厂唯一的支持是可以先把空调赊给承包者，但承包者必须自组团队，自负盈亏，包括售后服务。开出的条件已经够优越了，结果却让覃长弓大跌眼镜，除了伍德利的四川团队以及少数几个职工有勇气辞职下海，其他人都舍不得丢下手里的铁饭碗。不过这已经够了，十几个人，每个人出去开一家店，一下子电器店的数量翻了倍，而财务支出却节约了一大笔，干好了双方都获利，没干好承包者承担损失，简直是天才般的创举。为了叫其他人把嘴闭上，覃长弓在职工大会上讲得很明白，机会已经给你们了，去还是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既然你们没胆量走出这一步，那就干好你们的本职，再有情绪，直接开除，绝不姑息。
伍德利和乔国切有情绪。两人有情绪不是不想辞职，而是覃长弓不允许他们辞职。肯定不能让他们辞职，工厂发展这么快，正是大量招揽人才的时候，怎么能让两个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人才跑掉，覃长弓还要把更重大的任务交给他们呢。伍德利倒很容易就做通了思想工作，他是副厂长，二把手，老党员，为了个人私利跑去下海，实在说不过去，另外他才四十出头，显然是将来接替覃长弓的第一人选。乔国切就不这么想得开了，在四川一年多，他是绝对的销售骨干，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去干一年比在工厂干一辈子赚的还多，这样的悬殊，诱惑力可想而知。为了辞职下海，乔国切在覃长弓面前拍了桌子。
覃长弓说你即使辞职，我也不会把空调给你，你卖个鸡毛。
乔国切说我不要你的空调，我出去卖鸡毛也能发财，你只要批准我辞职就行。
覃长弓说我可以批准，但你老婆也必须跟你一起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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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切说可以，完全没问题。
覃长弓说那我也不批。
乔国切说你不批我也要走。
覃长弓说你的档案在我手里，你走我就报警抓你。
乔国切说覃长弓，你别欺人太甚。
覃长弓说有胆量你试试。
除了调整销售策略和招兵买马，工厂这一年更大的动作是扩建厂房，花巨资从日本引进了一条生产线。因为有市委的支持，工厂从银行贷了一千二百万。有了钱，干什么都顺手了。核心技术还没有能力攻破，那就暂时搁置。但简单的零配件能自己生产也大大压缩了成本。
生产线投入使用，覃长弓才发现自己这些年被香港人讹成什么样。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香港佬虽说同根同种，但做起生意来却完全不是东西，欺负大陆落后，几乎所有的零配件价格都翻倍，而且不是一倍两倍，是好几倍，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甚至十几倍几十倍。而且你还必须找他，因为你自己没有。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你没有一点还手的能力。现在好了，手里有钱了，直接从日本引进生产线，不再依赖你了。不但简单的零配件自己生产，自己生产不了的核心配件也不再从香港进口了，直接从日本进口。日本鬼子解放前没少祸害中国，这个时候倒是挺不错，提供的产品不但质量有保证，而且价格也比香港的便宜一大截。
而最大的收获是覃长弓以每天供应一个西瓜的代价，把一个跟机器设备一起从日本过来的高级工程师扣了下来。这个叫寺尾隆一的工程师原本三年后就该退休了，可覃长弓为了留住这个人才，没收了他的护照，愣是把他扣留在厂里长达六年之久，直到九五年才让他回日本。六年里，工厂职工们几乎每天傍晚都能看到这个留着谷村新司式小胡子的瘦小老头坐在工厂门口的大榕树下抱着半个西瓜拿个不锈钢条根一脸郑重其事地喂着自己、同时又时不时地昂望苍天若有所思，画面即伤感又滑稽。寺尾隆一是“三洋”的高级工程师，在他的主持下，工厂生产的空调深深地打上了“三洋”的烙印，质量好、噪音小、使用寿命长、样式难看。同时还培养出了一批技术骨干。这批骨干在寺尾隆一离开后全都成了国内空调界大拿，有的留在厂里做了中高层领导，有的辞职下海做了空调老板，多年后几乎都成了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