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迦南境内的火刑架帮以利亚五世成功度过这次****，获得帝国当局谅解的同时也赢得培罗教会的欢心，以至于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教廷封为“圣徒”，而迦南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与奈落教团彻底决裂，被迫放弃侯国在暮光谷地的一切权益。
“圣徒”以利亚五世并不长寿，统治迦南二十三年后撒手人寰，他的长子约书亚继承了爵位，这位精力充沛志向远大的继任者正是当代迦南侯爵约书亚八世。约书亚曾在私下里抱怨父亲当初处理奈落教团时过于激进，导致王室失去了稳定的魔晶矿源，但是他也承认这一切的根源都要归咎于他那老糊涂的祖父，父亲当时的做法也是矫枉过正迫不得已。
约书亚从父亲手中接下的国家是一个表面光鲜内里弊病重生的烂摊子。或许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圣徒”以利亚终其一生都在千方百计的讨好教廷、不放弃任何机会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虔诚。他将大片的土地无偿赠与教会与修道院，当贵族与教士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总是偏袒后者，仿佛对他而言世俗的王权不过是过眼云烟，远不如身后在神国中的席位更重要。
以利亚五世的慷慨与虔诚赢得了教会的欢心，却使自己的统治陷入危机。到了执政末期，迦南境内多数贵族领主已经半公开的表示拒绝向他效忠，就连锡安王室自身也因侯爵的挥霍无度面临财政危机。
教法规定所有被纳于教会名下的田地、森林、矿场以及其它产业都将免除税赋，而为教士耕种土地、放牧牛羊以及提供其它必不可少服务的俗人都将因其履行神圣的使命受到教廷托庇，可以免于纳税和兵役。以利亚五世执政期间培罗教会在迦南境内占有的土地迅速扩张，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和牧民受到教会托庇免除了对王室纳税服役的义务。到了以利亚五世统治的末期，境内教士阶层已经自成一系，占据超过全国二分之一的耕地却不向国家纳一个铜子的税，成为迦南境内最大的地主，以至于迦南被外国贵族戏称为“修道院共和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迦南政府面临财政破产的窘境就毫不令人意外了。更大的麻烦在于教士托庇权导致国内兵源严重短缺，而财政赤字又导致迦南王室拿不出钱来雇佣职业军人，武备空虚给了天方大漠的游牧部落可趁之机，这些剽悍嗜血的灵能民族每年秋季都会越过边关洗劫迦南内陆居民，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按照传统，以利亚五世下令各地贵族与骑士组织军队前来首都伯利恒集结，接受他的指挥扫荡悍匪。但是这一次境内的大小贵族们并没有服从他们应尽的义务，以置若罔闻的方式表达对侯爵阁下多年来的积怨，就连他的同胞兄弟亚多尼雅男爵都在回信中不无讥讽的写道：“在当前的局面下，您似乎更应该向教会发号施令，以此证明您多年来对教士阶层的慷慨赠与物有所值……”
就在以利亚五世与贵族领主们书信往来互相指责的时候，来自大漠的蛮族惊喜的发现曾经强大到令他们恐惧的迦南边防军只剩一个空壳子，轻而易举就被突破，顺势纵兵劫掠，居然一路近乎畅通无阻的逼近伯利恒城外。
以利亚五世得知这一噩耗震惊的一病不起。首都的防御重担全落在刚刚做父亲的约书亚勋爵肩头，他吻别惶恐不安的妻子和襁褓中的爱子歌罗法·锡安，匆匆赶到军营主持大局。
约书亚以父亲的名义给各地领主发出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明确指出如果他们拒绝履行封臣的义务，迦南王室将收回其爵位和封地，并将奏请教廷将不忠之臣开除教籍。
这一威胁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各地贵族不认为锡安家族还有余力从他们手中剥夺世俗权力，但是尽人皆知以利亚五世与教廷关系密切，是预定的“圣徒”，如果他对教廷施加影响，那么教廷很有可能用批发“绝罚令”的方式支持锡安家族。
各地领主被迫答应统率兵马进京勤王，与此同时约书亚与教会的交涉也取得了进展。约书亚在与迦南大主教会晤时尖锐的指出：一旦伯利恒沦陷，异教蛮族将毫无顾忌的劫掠这座伟大的城市，而众所周知，教会需要保护的财产甚至比王室更多；另一方面，假如锡安王室被推翻，上台的很可能是对教会不甚友善的家族，到时候教会的田产还能不能得以保全就很难讲了。
出于对异教蛮族的恐惧，大主教同意召集各地修道院长捐款，从他们那“微薄的资产当中拿出一部分用以赞助正义的事业”，这样约书亚就获得了充足的军费。他从这笔钱当中拿出50万金币用于收买城外一位蛮族首领，又巧妙的将消息泄露给另一个部落的领袖，成功挑拨敌人发生内讧。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当各地骑士赶到首都城下向蛮族发起进攻，两支最强大的蛮族部落拒绝协同作战甚至见死不救，结果给了迦南联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历经两年争战，约书亚成功将异教蛮族逐回天方大漠，并且在军队中确立了自己的威信。
战争结束不久，晚节不保的以利亚五世魂归天国，继位迦南侯爵的约书亚八世又花了整整十年加强王权，镇压境内那些割据一方桀骜不驯的男爵，并通过软硬皆施的手段从教会手中拿回一部分世俗权力，从而实现了王室集权的大战略。
平定国内纷争之后，雄心勃勃的约书亚再次将目光投向暮光谷地，依照锡安家族的传统作风，他渴望寻找一位新的代理人为迦南王室在远东地区谋求利益。
经过慎重考察，约书亚终于锁定一个很有潜力的人选。这个进入锡安王室视野的男人，名叫鲁道夫·寇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