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一遍遍唏嘘长叹，严令各战区加紧编练、抢修工事，决不能继续丢城失地堕了**名头，后方各部门尽心尽责搞好建设之时，陈海松已经乘坐飞机到了西安西郊机场。
跳下飞机的陈海松与前来迎接的萧劲光、薛云龙亲切握手，介绍郭春莲、马文刚、张勇、周强跟萧劲光见面。薛云龙跟他们都是共过事的老战友，很久不见亲热地相互问候。
萧劲光现在是陕西省负责地方防务的保安司令，在延安跟陈海松多次见面，对他的能力充满钦佩，见他容光焕发、情绪稳定，丝毫没有受到调整职务的影响很是高兴，嘻嘻哈哈寒暄了几句说朱老总、叶老总、李虎臣参议长、邓宝珊省长都在省政府等候，请他进城。
陈海松原本没有进城的安排，在重庆搞了几天统战工作，拜会了汪精卫、孔祥熙、张澜、冯玉祥、阎锡山、龙云、朱家骅、张群、翁文灏、卢作孚、曾子唯、贺耀祖等重庆政界、军界、商界的巨头，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武官，也耽搁了一周时间。
等着他尽快飞往莫斯科争取外援武汉的蒋先生得知他还逗留在陪都，跟自己的后方人马推杯换盏、加深友谊消除隔阂、共商大后方建设的规划，一看日历都39年1月5日了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发电报给张群催驾启程，陈海松这才带着心满意足的郭春莲北上。
倒不是陈海松陷在温柔乡里失去了理智。而是寄托着日本大本营无限希望的‘猎熊小组’刚刚穿过苏伊士运河尚未抵达意大利。十天后才能进入土耳其，20天后才会出现在格鲁吉亚，他希望尽可能晚一点到达莫斯科，好实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行动计划。
再一个作为穿越而来的后世青年他确实也希望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民国大员们多接触接触，了解一下国民党抗战时期领导阶层的真实态度、思想认识、能力水平，感受一下大后方民众的生活状态，感性地把握国民党从强盛走向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当然他对没有成为大后方经济建设委员会的组织者耿耿于怀，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生产力水平、工业化水平，最终改变国家形象、命运的最佳时机。从实施的效果看基本停留在宣传启动阶段，没有实质性的工业发展规划、没有完整的组织计划、没有优惠的鼓励投资政策。
重庆从战前的20万人暴涨到60多万人。没有哪个部门来协调安置，基本上自生自灭自谋出路，来到重庆的非富即贵资金充裕，没有人拿出产业融资分红计划引导他们入股。綦江铁厂、南桐煤矿要是在他手里最多一年就能在自贡盐商们的襄助下年产十万吨钢铁。
渡口铁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攀枝花钢铁公司。那可是中国十大重点矿山，宝贵的多金属共生矿，著名的钒都、钛都，可是资源委员会对常隆庆提交的初步地质研究报告没有引起重视，也畏惧于那里的偏远荒蛮、交通闭塞，没有进一步组织大型地质考察。
政府官员们毫无大工业时代的社会组织能力，基本上不知道自己的职责，用乡绅管理乡村的方法处理工业发展的基础产业问题，敷衍下属、层层向上推责任，都坐等政府的资金、技术、设备。而政府又等着孔祥熙院长的外援贷款、设备、工程师。
大后方建设是他提出来的，是他计划中加强国家实力和后劲的重要举措、改变国家社会结构、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的举措之一，仅仅在北方根据地进行这样的改造是不够的，没有大后方两亿多民众参与，中国社会很难真正走向进步。
所以他与主管此事的孔祥熙、宋子文、张群、朱家骅、翁文灏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不少发展冶金、制造、军工、交通、纺织产业融资、组织、管理、培训市场化运作的方法，陈诚在武汉看着天书郁闷时重庆大员们却是受益匪浅。
他希望西南用五到八年时间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集中国家、社会民众手里的资金引进西方不在制裁范围内的地质勘探设备、煤炭、矿山采掘设备，冶炼铸造设备、机械加工设备，发展起煤炭、钢铁、电力、水利、交通等工业基础。
其次妥善安置现有军工生产、民族产业。支持他们做大做强，解决前线作战所需和后方生产生活所需。同时资源委员会着手整个大后方矿产资源、水力资源、生物资源的勘探普查，寻找煤、铁、铜、油、气工业发展的基础材料，摸清家底综合布局。
由政府出面以工代赈从逃难民众中招募建设大军，组成半军事化管理的工程公司承接政府投资建设的公路铁路、电力水利、矿山采掘、钢铁冶炼等大型工程。加大人力资源的组织培训，造就数百万彻底脱离土地的产业大军。
最后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军工生产体系。利用英美的技术和设备自制半自动步枪、通用型机枪、各种口径的火炮、飞机、坦克。
为实现以上目标，应通过废除抓壮丁、高额租息、强征余粮等破坏农村稳定的摧残性政策恢复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副食供应、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地方经济。
内迁高校是国家的希望所在，理应高度重视，挤出资金、物资帮助学校安置、复课，在此基础上创办煤炭、地质、冶金、机械、电力、化工、铁路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实用人才。
在陈海松看来不管大后方建设到何等程度，自己的以上建议如果被采纳可以帮助大后方的人民逐渐摆脱苦难，帮助国家保护好发展好民族资本，免遭被收购吞并所剩无几的悲惨结局，在大西南多多少少留下些矿产资源地、工业基础、军工民营企业、技术工人。
张群、王宠惠奉命赶来劝驾让陈海松多少有些不满，算了，历史的惯性岂是自己这个小小蝴蝶可以轻易改变的，他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军情局重庆行动组做了一些具体部署后，启程赶往延安，原本是在西安加油继续起飞的，没想到老总们有请，匆忙赶到省政府。
前世来过很多次住过三年的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由于日寇的猛烈进攻、大批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普通民众的逃离，比抗战前他率巡回演出团来时残破萧索了很多，到处留下飞机轰炸、炮火破坏、败兵、地痞洗劫的痕迹，街上虽然秩序井然，商业大都没有恢复。
古朴的省政府大会议室里陈海松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叶剑英、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曹里怀、政委莫文骅，陕西省参议会议长李虎臣、副议长李鼎铭，省长邓宝珊、副省长林伯渠、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副秘书长汪峰、财政厅长南汉宸、建设厅长王子元、教育厅长王捷三、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徐特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陕西师范学校校长杨明轩、西安警备司令阎红彦、政委习仲勋等官员。
朱总司令前来西安是与邓宝珊、门炳岳、马占山商谈新一军、骑兵军、游击纵队改编为陕西省保安部队的，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陕西省内不驻扎**和八路军正规部队，所有部队改编为保安部队，由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辖区内的部队由民主政府筹集粮饷弹药。
蒋先生对西北残破的地方部队兴趣不大，不愿养活这些战斗力低下、对国民政党桀骜不驯、反复无常的军阀武装，没有给他们下达调往其他地区的命令。
大英雄马占山自江桥抗日以来就被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歧视杂牌军政策严重伤害，东北抗战失败后退入苏联辗转返回国内在庐山上向正组织剿共的蒋介石哭诉，请求给他一支兵马杀回东北，却被蒋先生斥责为不懂大局，失望之下避入天津英租界召集旧部。
卢沟桥事变后他再次请缨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可既不给装备也不给兵员，只有东北义勇军数千人在察哈尔、绥远一带驻防，被酒井镐次少将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路赶到了后套，全是杂牌军的后套群龙无首，在陈海松独立旅伪装的日军追击下兵败如山，一路退过黄河、退过榆林、退进山西最后退回陕西，被蒋鼎文扔到庆阳缺吃少穿。
邓宝珊的新一军只有刘宝堂的新十一旅、高双城的86师，总兵力不足一万人，门炳岳手下也只有3000多人。萧劲光指挥他们夺取泾川作战胜利后，把他们安置在平凉、庆阳和文年生、张达志的警备三旅一起休整补充，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朱德亲自赶到庆阳，宣读了军委会命令，提出走留自由，留下就要改编成保安部队，接受八路军的统一指挥。几支部队一下成了政府的弃儿，不过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的朱绍良希望他们进入甘肃增强第十战区**实力，给各部都发了电报，结果只有保定一期、陆大五期的骑兵中将门炳岳带着手下离开平凉前往陇西。
走投无路的两部接受了改编方案，56岁的高双城、54岁的马占山自愿放弃军职担任榆林、庆阳参议会议长，新11旅、东北挺进纵队合编为保安第四旅驻防平凉、86师改编为保安第五旅驻防庆阳，其他散兵充实两旅，八路军派出两个建制团编入两旅，使每旅三团三营超过7000人，指导部队进行正规化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