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都是革命多年有很高知识水平和战略眼光的高级领导干部，怎么看不出陈海松这一番运作下来的巨大好处，不管他的思想多么叛逆，这份为中国革命不知疲倦地去奔波、去努力的精神着实让他们感动，现在又开始盯上了几个主要强国，对他是又气又爱。
他如此精力充沛、如此才思敏捷、如此视野开阔，怎么就不肯安分守己地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整天搞出些看似有些歪门邪道的新举措，搞得大家为他、为事业提心吊胆。
周恩来很惊讶地问：“蒋介石会放心让你去做特使？你获得政府的委任了吗？”
陈海松面露得意地说：“争取各大国出面调停、争取西方列强的经济援助、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是外交部目前主要的工作，可是无论孙科还是宋子文无论是在在西方首都还是驻华大使馆都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无法取得政府间的贷款援助，只有民家组织可以进行小规模的投资活动，他们不知道西方国家的绥靖主义政策同样体现在远东的中国战场。
这些自私自利的西方人自作聪明的以为占领了中国就能够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牺牲庞大的中国换来日本十年左右的消化期，确保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避免日本的侵略，所以不打消他们的幻想，不改变他们的保守政策。无法获得他们的政府援助。
我觉得帝国主义之间围绕着殖民地展开的狗咬狗争夺战已经越来越明了。新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德国向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发动的挑战即将上演，这是我们必须善加利用的一个成长壮大的契机，我有把握说动这些国家松动绥靖主义政策，关注帮助中国的抗日事业。
所以我向焦头烂额的宋子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先生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的心态认可了我的西方之行，孙科的行政院已经核发了外交特使的授权书并通知了几国使馆。
大家不要因为我疏远苏联就以为我亲近西方，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列强，但这些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会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也正是我可以利用的机会。为国内赢得资金、物资、设备和建设人才。”
周恩来感慨地说：“真想不到你会把目光盯住西方国家，还要从他们身上谋取利益。你这么有把握就去吧，相信你不会让我们失望，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带来丰厚的利益。”
“那是当然。我早已认识到能够带给中国进步、光明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从16岁参加革命就一直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虽然我的思想你们一时接受不了，但我可以保证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为了党的强大、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绝没有损害党的事业的任何企图。
我考虑西北工业基地是我们增强自身实力的动力源泉，是我此行的关注重点，西南渴望得到的资金、武器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消耗品有多少都有用完的时候，用不好同样会带来惨重的失败，我们有自己的发展之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夯实基础、积累人才。
我将尽力为工业基地争取来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实验器材、大量冶金、机械、电子、光学、化工、原子能等自然科学资料书籍，争取让河西大学、包头工学院、陕西自然科学院中的佼佼者有机会进入西方著名学府、实验室学习、深造、研究，拉近与世界先进技术的距离。
有了这样的助力几大工业基地必将走向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技术工人、生产出国内急需的钢铁、有色金属，光学仪器、电子器件，加工生产出一系列的新式装备、充足的弹药，用不了五年就会让世界刮目相看，就能成为西方人眼里的救命稻草。”
这样的表态足以让在场所有的人感受到他的真诚、能力和勤奋，他的思想确实太超前，以至于这些老革命者有点跟不上他的思维。一套一套的理论、计划丰富壮大着党的事业。
毛泽东很是欣慰地看着站在那兴高采烈描述未来发展前景的陈海松，很是感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全程参与了18年的艰难奋斗历程，也是苏联式的革命路线的最大受害者。虽然是一大代表却因出身农民得不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尼可洛斯基的信任。
28岁的他回到湖南后依然热情高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安源煤矿发动工人、深入到乡村创办讲习所领导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后奉命加入国民党担任中执委、宣传部长。
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者时首先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当三大起义失败共产党失去了几乎所有革命力量时毅然率领残部数百人进入井冈山在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走上了不同于苏联城市暴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个只当过半年兵的文弱书生就这样开始走上武装割据的艰险征程，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支援的情况下深入山寨收编当地民众武装，苦口婆心稳定队伍，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增强农民武装的凝聚力战斗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断取得胜利，革命力量逐步扩大。
到三三年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闽西赣南地区建立了数万平方公里的苏区，拥有八九万红军，连续打破敌人三次围剿，极大地震撼了敌人。也为王明委派的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大批的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的留苏干部提供了安定的革命环境。
可惜这些头脑简单的狂热者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很快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推行土地革命。建立了银行、发行钞票，接收了红军指挥权，用革命的武装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要像建国初期的苏联红军那样打败帝国主义干涉军、白匪军。
他这个土生土长、没有朝过圣、喝过洋墨水、只知道游击战运动战的农民领袖，根据地真正的主人自然被排挤到政府部门、远离了权力中心。看着大量的伤员、不断传来的败讯让体弱多病的他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长征前差点被留在苏区无法参加战略转移。
令人敬佩的是他足够坚强、足够有耐心，在错误路线全面失败、革命到了必须重新选择掌舵人时有着崇高威望的他得到了历史的青睐，肩负起领导中国共产党摆脱困境的重任，混乱的溃败逃亡之旅被迅速组织起来，把中国革命的航船有惊无险地驶向了大西北。
更加幸运的事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陈海松带着巨大的战果、明确的态度、高超的指挥和管理艺术站在了他的左右，用新奇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开辟了党的事业蓬勃向上的新局面，也给他打开了一扇扇思想的窗口，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
有这样一个思想单纯、能力出众、文武双全、能打敢冲的先锋官去开拓无疑是自己的幸运、是中国革命的幸运。看看八路军整体的实力、看看工业基地的规模、看看苏联影响力的衰弱，这都是自己想做没做到、有些甚至是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想也没想过的。
他环顾了一圈热烈议论的战友们，朗声说道：“洛甫、凯丰同志，你们这下知道他的为人、他的能力了吧，没有他不敢想的，没有他不敢做的，就是这样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加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过人的精力能力，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以前和你们一样在苏联革命理论长期影响下对共产国际有了依赖心理、把苏联当成我们的榜样去效仿，总觉得离开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我们的革命事业会像断了奶的孩子一样孤苦无依，曾经对他的许多做法想不通、看不惯。出面指责过、制止过，也发生过激烈争吵。
有分歧并不可怕，革命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谁也不能未卜先知，谁也不是天才，只有在实践中、调整中、辩论中、争吵中、思想的碰撞中我们的观点才能越来越接近。
历史经验说明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不同意见就是革命的敌人受到镇压，而是通过开诚布公地交流把所有人集结在共同的理想、相同的愿望上来，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放弃形式的分歧来一起谋划中国革命的未来。
海松刚才提到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伟大的学说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得到补充完善，一个政党一定要有适合本国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
我们也是共产党人，也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渴望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满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没有办法把中国带出黑暗。我们将要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再造神州。
遍观世界各国贫穷落后国家中只有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带来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的彻底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按照人民的意愿建设国家经济、根据国际斗争的形势组建现代化的服从于党的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
在苏联党的领导下苏联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干涉，成了第二大工业国。积极地帮助弱小民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热情地指导各国革命让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古老中国。
但是如何把可能变成现实是最考验一个革命政党、革命者的地方，仅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我们是在一个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几十个不同民族、四万万人口、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缺少工业基础和产业工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文盲、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大国创建一个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历史重任光荣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肩头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既要理想坚定、还要勇于实践、更要有能力，应该像海松这样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
不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学习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丰富知识、扩展视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各个方面建设事业的水平，提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提高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条件的能力，不仅要善于破坏旧制度更要努力建设新制度。
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基础异常薄弱、民众的思想异常混乱，革命的任务繁杂而艰巨，我们作为一个立志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奋斗、要把中国引领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确实需要有明确的纲领、各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方法，统一全党认识。
陈海松对苏联的看法有些偏激我并不赞成，但他要求党制定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建议是好的，苏联的经验目前看来并不适合落后复杂的中国，我们必须把革命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然不能完全抛开共产国际，他们的建议也应该认真研究、适当借鉴。
他提出用我的革命实践为基础总结归纳党的指导思想我并不赞成，要知道今天的局面不是一个人一个根据地的贡献，分散在全中国17个红色根据地的30多万干部战士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都有独特的斗争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归纳，丰富我们的斗争策略。
所以我同意中央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我提议中央、各大区党委、大军区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拿出精力时间回顾过去的斗争经历、总结经验教训，在深入细致的了解中国农村、工厂、学校、部队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各自战线、部门的工作设想、发展规划、方法策略。
中央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指导意见，全面成熟后下发各级干部分批学习，经过一年左右的思想、组织准备在四零年下半年开展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