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煜星起身，双手接过，打开一看，却是一本《徐光启传》。
“徐光启你知道吗？”谈新权问道。
“知道。中学课本历史上就学过，徐光启曾经翻译过《几何原本》，是最早把西方数学引进中国的人。”
“还有呢？”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蓝煜星坦率地承认。
“那这本书你就可以好好看看。”蓝煜星翻开看了一下，书已经很陈旧，很普通的印刷版本，不足为奇，却被划了很多横线，有些地方还有批注，看得出来，谈新权看书是很用心思的。
“这本书我很喜欢，徐光启我也很佩服，今天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徐光启吧。徐光启是上海人，不过，那时候上海还只是一个县，属南直隶松江府。世人对徐光启的了解，多是因为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在科学上，徐光启涉猎的范围很广，精通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在农学和天文学方面非常突出。正像你所说的，他是最早把欧洲数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翻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在天文历法方面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奠定了近300年历法基础。军事学方面徐光启也不含糊，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不过，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的还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著有《屯盐疏》、《种竹图说》、《宜垦令》、《农政全书》等，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全书60卷，分农本、田制、水利、蚕桑、牧养、荒政等12门类，引用历代著作300多种，是科学的重要文献，刻印后不久就流传到日本，对日本的农业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光启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
听了谈新权的介绍，蓝煜星暗自佩服，五十多岁的人，记忆力还是这么好，说起来如数家珍啊。
“但是”，谈新权说到这里，却是话锋一转：“徐光启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科学家那么简单啊，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他是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中的进士，字子先，号玄扈，明思宗崇祯五年做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你知道明朝的时候，大学士相当于什么官吗？”
“明朝的大学士基本上就是文官之首了。”对这一点，蓝煜星还是知道的。
“不错！”谈新权点了点头，“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一职，避免皇权旁落，不过，这样一来，全政大权就集于皇帝一人，皇帝的政务十分繁忙，遇事无人商量。所以，他又设了殿阁，殿阁的组成人员就是大学士了，作为顾问，但是，这时候的大学士只是高参并无实权；到了明成祖的时候，阁臣渐参与机务，协理朝政，慢慢的就形成了内阁制度。再往后来，徐光启任大学士的时候，内阁的权力已经很大了，几乎相当于丞相。而且，徐光启还任礼部尚书，这是一个负责全国典礼、教育、科举的官，也算是权倾朝野了。”
听了谈新权的介绍，蓝煜星有所感触，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人的成功无非是做生意，做学问，做官，学问做得好的人就不能做官，官做得好的人就不能做学问，徐光启在做学问上的成就整个明朝可以与之相比的屈指可数，没想到从政也是这么成功。蓝煜星又想到，当初谈新权在河西村的时候，自己画图纸，兴水利，办工厂，这老头不会是以徐光启自居吧。
“其实，刚才我对你说的都不是重点，我想告诉你的是徐光启的一些特质。徐光启很聪明，做秀才的时候他就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否则，他后来也考不上进士。但是，他并没有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和仕途，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认识了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成了一名天主教的教徒；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徐光启还是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230多年。”
这个徐光启真够复杂的，蓝煜星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