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好拿，但执行难度太大，甚至连执行基础都不具备。
增加北疆镇戍兵力，兵力从何而来？是从其他地方调兵还是募民为兵？
如果从其他地方调兵，哪里有兵可调？目前也只有辽东战场上的远征军可以调动，其他地方或因为外虏侵扰或因为内乱不止而自顾不暇，兵力上捉襟见肘，无力支援北疆，但远征军可能要继续东征，只要圣主和中枢没有做出放弃东征的决策，远征军就不会撤回国内。
如此只剩下募民为兵了，只是这个麻烦更大，直接牵扯到了军事制度改革，触及到了国祚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武炼巅峰。
本朝军事制度的基础是府兵制。府兵是职业军人，一朝从军，终身从军，代代从军，从生下来到死去的那一天都是军人，而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责任越大，相对应的权利也就越大，世上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所以本朝府兵所享有的微簿的“超国民待遇”是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
募民为兵是募兵制，战时征召，事毕解甲归田，死了算是为国家做奉献，伤残只能自认倒霉，而囫囵活着就继续耕地种田。
这两种制度在责权利的分配上是不一样的，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中央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实施募兵制，府兵和募兵两种制度并存，其结果必然弊大于利。
骁果军的建立虽然是募民为兵，但它是对禁卫制度的补充，是为了解决禁卫力量不足的问题，是临时性的，规模小，范围小，影响小，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以招募低等贵族为主，所以它在中枢得以通过，在军方得到执行。如今要继续扩大这个“口子”，首先中枢决策层就反对，制度改革关系国祚兴亡，要充分论证和权衡利弊，不能一冲动就“拍脑袋”；军方也会强烈反对，这直接危及到了卫府各大山头派系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府也会强烈反对，青壮劳力是最宝贵的“资源”，“资源”少了必然会影响到地方经济和地方势力的切身利益；平民百姓也怨声载道，保家卫国本是府兵的事，现在为何要普通平民承担？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阻力，总之不到迫不得已，不是走投无路了，中央不能行此下策，不能推行募兵制度。800
不能募民为兵，府兵又严重短缺，兵源严重不足，而其他地方又抽调不出军队来支援北疆，那如何增加北疆的镇戍兵力？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剿贼中。剿贼需要军队，剿杀白发贼则需要更多军队。如果段达对白发贼实力的奏报是准确的，那么当白发贼在卫府军的四面围剿下，收缩到以飞狐陉为中心的崇山峻岭中负隅顽抗，剿杀难度必然大大增加，卫府方面必然要投入更多兵力，才有可能在今冬第一场大雪来临前全歼白发贼。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北方冬天来得早，一旦大雪封山，围剿基本停止，一拖就是几个月，直到今年年底乃至明天初春，卫府军都只能“望山兴叹”，一筹莫展，这必然影响到北疆局势的发展和南北关系的走向，而东征就更不要提了，只要白发贼活着，数万叛军队伍没有剿灭，做为东征大后方的涿郡就始终处在叛贼的威胁之中，远征军的粮草随时有可能断绝，而北疆亦随时有可能陷入混乱，第三次东征必然难以成行。
这样一分析，最终就是一句话，卫府军必须在今年冬天下雪之前铲除白发贼，因此围剿时间非常紧张，最多不超过三个月，而就目前北疆形势来说，政治上内忧外困，军事上力量不足，若想在三个月内剿杀白发贼，基本上就是一厢情愿。
右候卫将军赵才于是再度拿出三个对策。其一，火速从代北、太原抽调兵力，会同涿郡镇戍军，中央骁果军，先把白发贼包围在大山中，先确保燕北乃至整个北疆局势的稳定，坚决不让白发贼祸乱燕北，动荡北疆，恶化南北关系；其二，命令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涿郡副留守武贲郎将陈棱立即撤离东都，火速北上剿贼，同时从辽西和北平抽调兵力加入剿贼战场，力争在大雪来临前剿平白发贼；其三，命令辽东大本营做好撤军准备，一旦燕北剿贼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燕北局势日益恶化，明年继续东征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则迅速撤回远征军，在加强北疆镇戍力量的同时，于明年春天全力剿灭白发贼，彻底解决北疆镇戍危机。
军方拿出的对策合情合理，就目前北疆形势而言，南北关系日益恶化，北疆镇戍兵力又严重不足，现在又增加了白发贼这股反叛力量，变数太多了，解决起来实在棘手，唯一办法就是以雷霆手段快刀斩乱麻地剿灭白发贼，或许还能有限缓和当前危机，但前提是必须放弃东征。
然而，东征一旦宣布结束，圣主和中枢就必须承认自己在决策上的失败，接受自己在政治上惨遭重创的现实，而卫府则要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总而言之一句话，圣主和中枢威权沦丧，改革派的执政地位严重动摇，一大批中央官员和卫府统帅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而中央集权改革必将倒退甚至失败重生潜入梦。
圣主脸色非常难看，这一结果他绝对不能接受，他必须继续东征，以东征的最终胜利来逆转改革派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这一目标不可动摇，不可改变。
赵才对圣主的忠诚毋庸置疑。圣主初为晋王时，赵才就在其门下供事，算是晋王最早的“班底”。入主东宫后，赵才为右虞候，是东宫警卫军统帅之一。登基称帝后，赵才“水涨船高”一路升迁，官至右候卫大将军，可见圣主对他的信任和器重，而赵才也肯定了解圣主的心思，也愿意支持圣主，但目前的问题是，的确还有第二个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是这个办法牵扯到齐王，牵涉到皇统大战，算是圣主的“家事”，赵才即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做“主张”，不敢替圣主拿主意，更不敢公然干涉圣主“家事”，那是找死的前奏。
既然如此，赵才目的何在？是不是拿放弃东征来胁迫圣主立即“断清家事”？只要圣主开口，只要圣主一力承当因齐王北上戍边而造成的全部后果，那眼前危机就有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毕竟眼前危机实质上就是齐王“一手促成”的，是齐王为了延续自己政治生命而不惜代价不顾一切做出来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决定权都在圣主手上，如果圣主决心置齐王于死地，那大伙儿就努力一把一劳永逸的“解决”齐王，反之，就遂了齐王的意愿，政治上“流放”齐王，将其放逐于荒芜边陲，任其自生自灭。
但是，圣主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放弃了齐王又迫于威胁再起用齐王，这对他而言是个耻辱，再说圣主也不可能承担由此所造成的“父子反目、血肉相残”的恶果，这同样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会严重损害圣主的威权，所以赵才的目的呼之欲出，他以强大的军方为后盾，逼迫中枢核心层中的某个“大佬”主动站出来，在齐王这件事上，代替圣主出主意做决策，日后若齐王据北疆而称霸，公然与中央对抗，或者以武力争夺皇统，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则所有责任都由这位大佬来承担。
这是典型的“死道友不死贫道”，圣主“置身事外”倒是情有可原，而赵才就不“厚道”了，挖“坑”挖到最高权力层，也算是胆大包天，但他狐假虎威，扯着虎皮做大旗，借着圣主的名头给人挖“坑”，一帮大佬们也是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谁会舍身赴死，主动跳进这个坑里？这个“坑”看上去风险很大，实际上回报也很丰厚，一旦齐王北上戍边，解决了北疆危机，并帮助圣主赢得了南北大战，父子和解，齐王赢得了皇统继承权，那这个就不是“坑”，而是一份天大的功劳。
裴世矩“站”了出来，众目睽睽之下，主动跳进了这个“坑”里。
圣主不动声色，一切尽在他的预料当中。纳言苏威、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等中枢核心重臣们也是心领神会，一目了然。
裴世矩不跳，谁跳？
裴世矩在中枢主掌外交事务，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就是他在圣主登基后提出来的，这个大战略的核心是征服外虏，开疆拓土，是成为天下霸主，是重建汉武之伟业，创空前之武功，其最终目的是打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土盛世。
这一大战略初始很顺利，西征大捷，但紧接着就连遭重挫，东征连续失利，而东征失利，不但让国内政局陷入困境，还让中土在南北战争中处于不利局面，有失败之危险。南北战争一旦失败，这个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也就彻底失败，而这个失败不仅意味着裴世矩政治生命的终结，也动摇了圣主和改革派的执政地位，所以圣主和改革派不能接受这个失败，必须打赢南北战争，而裴世矩更要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奉献一切，即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裴世矩献策，加强北疆镇戍力量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齐王北上戍边，齐王一个人就相当于十万镇戍军，齐王戍边必然能有效缓解北疆危机；而剿贼也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剿贼的目的就是稳定北疆局势，既然要稳定北疆局势，劳军伤财去剿杀，去大动干戈，岂不加助了局势的混乱？所以剿不如抚，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既能迅速稳定北疆局势，又能增加北疆镇戍力量，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