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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下旨，罢免顺政公董纯左骁卫将军职，将其逐出了军队，又免除其检校彭城太守职，改为汶山郡太守。
汶山郡在哪？在巴蜀西北方向，穷山恶水，不毛之地。这对威名显赫、位高权重的董纯来说，等同于政治“放逐”了。董纯倒了，虽然他的政治对手没有将其打入地狱，但也达到了将其逐出军队，远离政治中枢的目的。
董纯的倒台，让关陇陇西贵族集团的实力遭到了重创，而董纯之所以倒台，主要原因不是徐州贼祸乱通济渠，而是皇统之争的政治余波。董纯做为支持齐王杨暕入主东宫的主要大臣之一，在东征即将开始之际，皇帝和以改革派为首的中枢，当然要寻个机会把他贬黜了，以免给国内政治局势埋下不可预料的隐患。
董纯被贬，对中土顶层权贵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对中土高级贵族官僚来说，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情况下，首要教训是，自己份内的事一定要做好，否则即便你背后的靠山很大很硬，但给人抓住了把柄，落人口实，让你的靠山很尴尬很没面子，他还会保你吗？早一脚把你踹到底了。
齐州贼重回齐郡，鲁郡的危机算是缓解了一部分，段文操也能喘口气了，虽然这与张须陀的初衷大相径庭，但凡事有利就有弊，张须陀却因此赢得了与以段文操为首的齐鲁贵族集团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相比剿贼后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其给张须陀所带来的利益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张须陀亲自赶到瑕丘拜会段文操。
段文操感觉张须陀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你先打了我一个巴掌，现在又来给我一个甜枣，当我是痴人啊？不过既然合作了，这点闲气争了就没有意思，显得小家子气，没有度量。段文操宴请了张须陀，然后便透漏了董纯被贬黜的消息。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传递到各郡县，不过段文操的哥哥在中枢，类似这种消息还是可以先透漏一下，无关乎机密嘛。段文操的意思很直白，做为关陇人，在齐鲁这块地盘上谋利益，必须要赢得齐鲁人的合作。
董纯就是个例子。徐州贼祸乱通济渠，还劫掠了整整一个船队的重兵，而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徐州贼带着这整整一个船队的重兵，竟然从董纯的围追堵截中逃了出去，千里迢迢挺进了蒙山，这背后若是没有徐州人暗中帮助，怎么可能？同样，齐州贼举起造反，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大家所口口相传的什么反徭役、反赋税，什么赈济不力，那都是扯淡。
试想中土的普罗大众历经了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一代又一代人在年复一年的战争中艰难煎熬，忍受了常人根本无法想像的巨大痛苦，如今好不容易统一了，好不容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谁不珍惜？千万不要小觑了中土普罗大众对痛苦和贫穷的忍耐力，不要小觑了中土普罗大众对和平统一的渴望和期待，不要小觑了中土普罗大众对保家卫国的热情和激情。之前的西征也罢，即将开始的东征也罢，都是对外战争，都是为了远征蛮夷，为了边陲的稳定，为了中土的安危，为了中土的和平统一大业，为了普罗大众的福祉，所以，真正支持对外战争，以饱满热情投入到对外战争中的，恰恰是中土的普罗大众。
当然，中土以举国之力发动东征，必然在某些地区的赋税征缴和徭役征调上有所加重，会给一部分普罗大众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痛苦，但普罗大众都知道这是短暂的，是可以忍耐、可以克服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今日在和平统一基础上所进行的对外战争给普罗大众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与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所带给中土普罗大众的痛苦和绝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山东地区包括大河南北乃至徐州地区爆发的叛乱，其真正的原因是反东征。
谁反对东征？不是中土的普罗大众，不是期待永久和平和统一的中土的普罗大众，而是中土的贵族集团，是统治着中土、分享着中土权力和财富的贵族集团。
贵族集团为何要反对东征？因为改革，因为随着中土的和平统一，中土的政治不可逆转地由门阀士族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发展。
在门阀士族政治中，执掌中土权力和财富的是门阀士族，而在中央集权政治中，执掌中土权力和财富的是皇帝，是中央。从权力和财富的角度来说，门阀士族政治中，门阀士族完全控制着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最大的权力和最多的财富，而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皇帝和中央完全控制着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为了确保和平统一，必然要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力和财富，于是，最尖锐最激烈最根本的矛盾就出现了。
皇帝和以改革派为首的中枢，所进行的西征、东征等一系列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其名义上是为了打击外虏，保护中土，维护和平统一大业，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武功，增长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同时利用战争缓解内部矛盾，利用军功拉拢一部分支持改革的新贵族，打击一部分反对改革的老贵族，同时赢得与中立贵族的合作，然后在内外大环境都趋于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激进式的大改革，力图在最短时间内摧毁门阀士族政治，重建中央集权制，继而从制度上、律法上、礼仪道德上彻底地巩固和发展中土的统一大业，让中土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和平统一所带来的繁荣和昌盛。
对于今日山东贵族官僚来说，必须弄清楚叛乱背后的真正原因，才能做出正确的戡乱剿贼的策略，否则，必将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呼啸的政治风暴中粉身碎骨。
段文操不可能明说齐州贼叛乱的真正原因，但他可以以董纯为例，以清谈探讨的方式，以董纯倒台的政治原因，来清楚表述徐州贼叛乱的真正目的所在。
张须陀虽然是军中悍将，从未深入接触过高层政治，但他日常所接触的都是贵族，其中不乏来自豪门世家的子弟，耳濡目染久了，不懂也能看出门道了。董纯是军中名将，是陇西贵族，是陇西贵族集团的大佬级人物，在军方更是威名显赫，如此人物竟在东征之前倒台了，与东征丝毫关系都没有了，这足以说明问题，说明董纯是反对东征的重量级人物，皇帝和中枢在东征之前，想方设法也要把这样的人物贬黜到穷山僻壤里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至于董纯为什么反对东征，张须陀就不甚了了，不过段文操还是隐晦地解释了一下，因为皇统之争。但董纯为什么会介入皇统之争？这就牵扯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皇帝为什么自元德太子病逝后，就一直在储君一事上推诿拖延？一国君主重要，而一国储君同样重要，直接关系到国祚的稳定，这个道理天下人人皆知，唯独皇帝不知道？
皇帝当然知道，但皇帝立下了宏图志愿，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改革，重建中央集权制，为此他需要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威，而储君的建立必将在政治上诞生一股新的势力，而这股势力一旦被对手所利用，必将严重掣肘皇帝，直接影响到皇帝对改革的推进，所以，皇帝想方设法拖延储君的建立。
保守贵族势力为了阻止改革，阻御改革，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便是想方设法重建储君，而不久前爆发的齐王杨暕淫乱一案，便是皇帝对保守势力的一次有力反击。
张须陀的政治敏感度还是很高，理解能力也很强。段文操嘴里说着董纯，实际上是借着董纯“敲打”他，联想到齐鲁复杂局势，他不禁暗自惊凛。倒不是段文操在威胁他，而是他的确和董纯一样，都是保守势力中的一员。
河洛贵族集团过去以楚国公杨素马首是瞻，而杨素和先帝一样，都是温和改革派，凡事都不急，循序渐进，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慢慢来，总有水到渠成的时候。今上在他的拥戴下登基称帝后，改革思路迅速转变，由温和转为激进，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楚国公杨素年纪大了，病逝了，他的政治遗传遂由长子杨玄感继承，而杨玄感在改革上的立场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温和改革派，但随着激将改革势力控制了中枢，温和改革派也被划归为保守势力之一。
卫府是改革的重点地区，张须陀参与了一系列军制改革，其中很多新制度在卫府遭到抵制甚至反对。张须陀本人也对很多损害到军人利益的制度非常不满，所以他很自觉，把自己划归为改革上的保守派，虽然他并不反对改革。
假若山东地区各叛乱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土保守贵族势力的影子，那么各地的戡乱剿贼就成了一块“试金石”，凡戡乱不力者，都可以划归为保守势力，理所当然会像董纯一样受到打击，而剿贼胜利者，则可以划归为改革的支持者，会受到皇帝和中枢的嘉赏，仕途会一片光明。
段文操在警告张须陀，合作可以，但不要借合作之名行反东征之事，否则，一旦反目成仇，你就死定了。
“使君，蒙山剿贼，何时开始？”张须陀问道。
“还要等一等。”段文操说道，“蒙山剿贼，乃齐鲁大事，需谯公（周法尚）和右候卫府牵头，并给予各郡军事上的支援。另蒙山与彭城接壤，要围剿蒙山，还需赢得彭城方面的合作。”
张须陀拱手为礼，“既然如此，某先率军返回齐郡，剿杀齐州贼。”
段文操抚须而笑，“彭城崔郡丞来信，说琅琊窦使君遣使至彭城商议联手剿贼一事，他亦有意遣使至瑕丘来，与某共议。你看……”
张须陀一听就明白了，段文操希望齐军能留下。现在段文操手上的兵力十分有限，而徐州贼又在泗水一线虎视眈眈，只要有机会必会攻击掳掠，这使得鲁郡的局势十分紧张，如果齐军能留下一部分，对徐州贼形成威胁，段文操就能腾出手来征调地方宗团乡团组建地方军，并与彭城、琅琊两郡拟制联手剿贼之策，完成围剿蒙山的前期准备工作。
张须陀沉吟了片刻，说道，“某回齐郡后，马上调兵曹书佐秦琼率军驰援使君，使君意下如何？”
段文操大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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