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这里两年多，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耐心的敲我的门。这两年多来，几乎记不起有人敲过我的门，当然，这不包括收租金的房东老伯，那怕我按时交租，他也会时不时借故进来检查一下房间的状况。
敲门声又再次响起，这次声音更加急促。我从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根据太阳光已经从脚边晒到屁股，以及夏天阳光在我这个小单间移动的轨迹，估计现在已经过了十点。我仍然一动不动地眯着眼睛躺在床上，想等到外面的人失去耐性或者认为没人在房间里而自动放弃。不过，再次响起的敲门声倒让我先放弃了。我爬起来，扯过床边挂在椅子上的大毛巾缠住下身，光着胳膊就去开门。门打开时，房东老伯正用颤微微的手把一把钥匙往门孔里塞，看样子他已经试过好几次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发火，就看见站在他身后一高一矮的两位陌生中年男人。老房东退到一边，两位中的矮矮的微微有些发胖的那一个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证件，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开口说：“我们是警察，你叫杨文峰，是吗？”
我点点头，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发胖的警察。胖警察一脸的疲惫，身上的T恤衫脏得都分不出是什么颜色了，深灰色的裤子也是皱巴巴的，同他一起的那位高出很多，也看起来精干不少的同事站在那里用阴郁的目光盯着我。
“换件衣服吧，和我们到局里去协助调查一件案子！”
我想，大概是在外面等久了不耐烦了吧，他本来应该较客气地说：“请你跟我们一起回一趟局里，协助调查一件案子。”
我请他们在外面等一下，自己进去换件衣服就出来。两位警察互相看了一眼，随即高个子警察把头越过我的肩膀向房间里扫了一眼，大概是看到我无法从唯一的装着防盗网的窗户里逃走吧，他们才一起点头。我一边换衣服，一边故意制造出一些让他们站在门外也可以听到的声音。我想，他们如果听不到房间里有声音，会紧张的，警察一紧张，我也会紧张。
坐在警车后面，一路上大家都没有交谈。到达广州市汇桥公安分局后，我随他们上到二楼。胖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好象会客室样子的房间，高警察向二楼另外一边走过去。胖警察示意我坐下，问我吸不吸烟，我摇摇头，他不再说话。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高警察开门进来，他手上拿着三个纸杯和一瓶矿泉水，胳膊下还夹着一卷案卷，他们两个在我面前坐下来。
“你好象不感到意外，经常进出公安局吗?”胖子表情诡异地看着我。
“以前来办理过暂住证和临时户口，不过这样坐你们的车进来还是第一次。”
“知道我们叫你来干什么吗？
“你不是说有案子希望我协助调查吗？”
“对！”胖警察觉得有些好笑，“那么你知道是什么案子吗？”
我摇摇头。
“你就说知道还是不知，今后我们问话你都要回答，不要摇头或者点头。”高警察严肃地说。他停了一下，想起来了似的指着胖警察说：“他是张科长，我姓李，我们是刑警队的。”还没有等他说完，张科长连忙补充道：“他是我们的李科长。”
“张科长，李科长，你们好。”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我觉得有必要正规一点，礼貌一点，不过介绍我自己就免掉了，“刑警队”这个词让我不是那么想交谈。比较精干的李科长脸上棱角分明，有些男子气慨，美中不足的是脸上长着一双三角眼。胖子张科长体形有点较不清不楚，浑身滚圆，没有什么棱角，加上双下巴厚厚的，怎么看都不象一名公安战士。
在我观察他们的这一阵子，他们两位互相使了个眼色，看来他们决定由张科长主审。
张科长清了清嗓子：“你认识谢婉蓉吗？”
我请他重复了一遍名字，“谢婉蓉”这个名字好象听说过，不过经过快速搜索自己的记忆后我无法把这个名字和某个留在我脑海里的女性对上号。我仍然假装出认真回忆的样子，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多少个有姓名的女性，留在脑海中的大多数女性的脸都是那些我在电影电视或者商场马路上见到的能够吸引我的，不过都是没有名字的。我不愿意公安同志认为我没有好好想一想就回答，加上快到四十的人了，我也不愿意公安同志看出来，我脑袋里没有几个女性的资料。最后，我不无遗憾地说：“我不认识，或者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你能够确定吗？再想想。”
我又装出想的样子，然后边摇头边肯定地告诉他们我不认识有这个名字的女人。
两位科长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同时盯住我，张科长脸上换上了有点开心的笑容，连阴沉严肃的李科长脸上也隐约现出了一丝笑意，“那就好办了。”李科长说着站起来在房间来回走了一回，又坐下。张科长大大喝了口水，我感觉到他们的心情和房间的气氛一样，明显的开朗起来。我有些迷惑了，等他们坐下后，我喃喃地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什么好办了？”
“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眉目了。”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女人的缘故吗？”
“不是，因为你撒谎！”李科长插进来,“我们不喜欢嫌疑犯撒谎，可是欲盖弥彰的谎言却可以帮我们不少忙。”他边说边从案卷中抽出一张放大后的照片，缓缓地从桌子上推过来。隔着整张桌子，黑白照片上模糊的棱角已经让我感觉到那是一张蓉儿躺在床上的照片。她经常在我面前摆出这种撩人的姿势躺在床上，乌黑的长发一半散落在枕头上，另外一半从雪白的脖子上一直垂落到丰满的胸脯前，一条粉腿微微抬起，下身穿着性感的丁字型内裤欲露还掩，这一瞬间我十有九次会一泄如注。这些东西闪电般出现在我脑海里，照片已经正正摆在我的面前，我立时意识到这是公安取证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蓉儿嘴巴紧闭，眼睛却睁得大大的，我的心一阵紧缩，立即避开了照片上那空洞的眼光。
“怎么样，认识她吧？今天早上她的姐妹发现她就这样躺在床上，死了。”
“是蓉儿！我认识，昨天我还见过她。”我不想再看照片，但我可以肯定，那空洞的眼光一定仍然看着我。”
“可你刚才还说不认识她，我得提醒你，你撒了谎！”李科长声音中突然带上了威严，“你在最不应该撒谎的问题上撒了谎！这样，问题就好办了。”
张科长看我仍然不言语，抓住机会开导着：“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你就坦白告诉我们，你和谢婉蓉的死有什么关系？或者你可以回答我们，是不是你杀了谢婉蓉？”
我又强迫自己看了一眼面前的照片，蓉儿平静的样子，让我不敢相信她真的死去了，“是他杀？还是自杀？”
“你应该回答问题，而不是问问题。”张科长装出生气的样子，“我们还要等最后的鉴定出来，但是从目前已知的证据推测，她是被人杀死的。你看，死后还被摆上这样的姿势，自杀的人在死时不可能摆上这种撩人的姿势吧。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吗？”
“我想不起她的名字，我一直叫她蓉儿，她喜欢我这样叫她，我也喜欢这样子叫她。”
“蓉儿？原来是这样，”两位公安都显出不相信和失望的样子，那你告诉我们，是怎么死的？”
“李科长，张科长,应该是你们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吧，我什么也不知道，真的！”我急切地说。后来我想，在此时此地知道蓉儿的死讯多少缓解了我的悲哀，因为我必须面对两个对死亡见惯不怪的公安和小心谨慎地为自己辩护，否则，蓉儿的死讯一定会让我嚎啕大哭的。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告诉公安，蓉儿是从湘西来的，我是鄂西来的，我们那地方相爱的男女就喜欢称呼对方“杨子”“婉儿”“蓉儿”。特别是我们这些流浪在外的人，这样的叫法让人感到亲切。我想谢婉蓉让我叫她儿蓉大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她特别羡慕金庸小说中的黄蓉，她常常说，如果这辈子无法找到象郭靖那样傻头傻脑，武功高强却又对自己爱不释手，始终如一的男人，活着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我尽我所知告诉两位科长，张科长听得有些入迷，李科长却显出有些不耐烦了。我想张科长可能读过金庸的小说，李科长这么严肃的人就不会去看武侠小说的，我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李科长终于忍不住打断了我。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话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蓉儿如果找不到真心爱他的象那个姓郭的什么大侠一样的人的话，就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你是否暗示她就会因此而自杀？”
“我是这个意思，不不，我并不是暗示她是自杀，是否自杀，这得由你们公安决定。”这是我进局子里第一次对李科长产生警惕，“我不是也说了，如果大家相爱，才可以蓉儿蓉儿地称呼吗？”
“你们相爱吗？”李科长端详了我一阵，接着扫了一眼桌上的照片。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三十七了，那照片上的容儿才二十二，并且蓉儿永远是二十二，我却不得不一年一年地老下去。
“这爱情也不错呀！”专心听我故事的张科长感叹道，“她有固定职业吗？”
“她是妓女，不知道这是否算固定职业。”我干巴巴地说。
一脸入迷和向往的表情突然凝固在张科长脸上，瞬间回过神来：“我们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今天早上我们检查她的房间，竟然什么人的通信地址电话都找不到，只有你的。你的照片、地址和衣服几乎塞在她每一个抽屉里。我想，她肯定——爱你吧？！”
张科长把“爱”字拖得有点奇怪的长，我想他大概难以启口。我很理解，在广州这个外来人口、盲流、三陪女云集的大都市，爱这个字不常被人用到。
“我想她可能爱上我，我也觉得少不了她。”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我和她的死没有关系。昨天我见过她后，晚上就回到自己的住处，你看我们的住处相隔不过几条街道。”我停了一下，看他们两位都不说话的样子，我接着说，“李科长、张科长，要说的都说完了，我可以回去了吗？”
他们两位让我再等一会，就走出去，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才回来。张科长对我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始，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配合下去。”随即，他说，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临时户口也过期了，我如果一离开，很可能就象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是我又是他们目前唯一掌握的涉及这样一起严重的“凶杀案”的关键人，所以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你是否可以留在这里几天，让我们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再回去？”
我吃惊地盯着他，以我对法律的理解，一时之间竟然无从开口。李科长大概看出来了，随即给我解释：“这和拘留不同，只是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希望你留在这里配合我们破案。我们搜索了死者的所有遗物，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发现她有第二个亲人。我想，你也一定想尽快找到凶手吧？！你留在这里期间，一切伙食费用由我们出。虽然你住在拘留所里，但是你的房间将不上锁，我们也会给看守解释，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不过我们希望你明白，如果死者是被杀的，那你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也是我们目前破案的唯一线索。所以，如果你真要走，我们得找人24小时监视你。你看，我们的警力和经费都有限，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你是否该为我们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做点力所能及的小贡献呢。”
我听得目瞪口呆，自己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为社会治安作贡献。不过我想起刚刚看到的一则报导，每年全国都有五百多位公安干警以身殉职，而其中超过半数是因为疲劳过度致死。我知道有少数公干确实是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公安战士都是尽职尽责。我点点头。
张科长感激地微笑一下，赶紧说：“如果你同意，那我们可以签一个字画一个押。”
“我需要律师吗？”我看着他们问。
“什么话，我们没有拘留你，你要律师干吗？再说，你不是说自己没有犯罪杀人吗？那要律师干什么？”
我想他们虽然满脸客气，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话，他们无法拦下我，但是他们会很快搞到拘留证，那时一切客气就没有了，搞不好我的档案上还会留下刑事拘留的记录。虽然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档案在哪里。在哪里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这里配合公安几天也好。我告诉他们我同意配合，他们放下心来的样子。
“我想，杨先生，你需要换洗衣服什么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到你家一趟，帮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况我们的警车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我理解他们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规起来了，要搞一张“搜查令”还要经过一两天的手续，所以他们借帮我拿衣服的机会可以到我房间里观察一圈。除开两三盘香港黄色录像带之外，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们搜就是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个星期后，当我憋得失去耐心吵着要离开时，两位科长已经搜集到据说是足够的证据正式拘留了我。于是我又继续呆在那间拘留所的单间里，只是这次单间的门被人从外面牢牢地锁上了。
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过得和在我那间租来的小房间里没有多大区别。由于儿蓉的尸体解剖需要排队，他们在没有取得他杀证据前也无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不过李科长和张科长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和我聊一两个小时。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们所聊的主题都没有变，那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我说我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国际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后不久我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到广州后我干过几个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呆在家里。
两位科长大多时间都不插话，听我滔滔不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张科长在听到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毫不掩饰脸上的向往和羡慕之情。我不停地讲，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很快已经从大学讲到自己的中学小学，最后不得不把诸如自己第一次上学就一下子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如何怀着至今没有类似的异常激动的心情戴上红领巾，还有我从小学到中学无数次带回家的奖状等等都绘声绘色地向两位科长汇报了。我的想法是，一个星期下来，不但要彻底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还必须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纯洁，我想这肯定对他们破案有益处。他们只要是通情达理的，都会理解一个简单的常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令人发指的杀人的勾当呢？！
我是如此放松、尽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好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丰富和让人感动。不过，虽然眼睛一直发酸，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哭出来，有两次张科长还象长辈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这里来的人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来会好些的。”
第二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被正式拘留了。显然，“我是谁”的介绍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证据。蓉儿被解剖了，这让我有些许的安慰，死了应该有一个死了的样子，蓉儿死后还在床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星期一上午，张科长和李科长一起提审我，张科长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解剖结果。虽然经过解剖发现死者是吃了药物致死，并且没有任何被强迫吞服的迹象，但有两个疑点却不排除他杀的可能。第一是导致死者致死的药物，是一种国内目前根本无法买到的美国产品，在美国也是禁止出售的。由于这药物在瞬间致人于死却不造成任何痛苦，所以在西方被一些崇尚安乐死的人作为理想的自杀药物。象蓉儿这样一个妓女是很难得到这样的药物的。另外，虽然说这样的药物可以让人在“没有感觉中死去”,可是这毕竟是活着的人的一面之词呀，到底在死亡的一瞬间死者有没有感觉，只有上帝和死者知道。所以，法医还是无法相信死者可以在吃完药物后居然如此从容大度地摆出撩人的姿势等着法医去拍照。尸检结果认为不排除死者死后被人移动过。
我听着张科长这样讲的时候，一边注意到李科长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当我瞥见书名时，不觉出了一身冷汗。据我所知，那本足足有五百页厚的犯罪心理学可以有两个用途：一是把它垫在我的头上，然后用重物击打，这样可以造成脑袋轻微振荡从而有可能让人失去控制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这样做在外表上不会看到有伤痕，完全符合新公布的不许虐待嫌疑人的公安条例。不过鉴于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及美国留学回来很可能有海外背景的情况，再加上引起公愤的一位姓孙的湖北大学生刚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虐杀这样的事实，我当时就排除了这本书的这一用途。不过如果他以这本书为根据来审问我的话，那情况可也好不了多少。两位科长坐了下来，李科长脱掉鞋子，把那本厚厚的书放在地上，垫在脚下，我暗暗地松了口气。
“杨先生，上个星期你基本上告诉了我们你是谁，不过就我们的经验，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象你那样介绍自己。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其实还搞不清楚你是谁，或者你到底是谁。我们想，接下来是不是在我们提问提示下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请你每一个问题都实话回答，你在美国呆过，在那里据说公民只对教父和心理医生讲真话，对警察则讲假话或者不讲话。不过我得提醒你，这是中国，在这里公民都对警察和党讲真话。”
我垂下了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每天都有提审。和第一个星期明显不同，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思路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得回答他们的提问，按照他们的思路重新思考回答我到底是谁。
“你和谢婉蓉没有结婚证，她是妓女，你承认自己是嫖客吗？”李科长看着我，“当然，你没有女朋友，人总得解决生理问题，这些我们理解，但嫖妓是违法的。”
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说我找蓉儿不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应该是心理问题。我们两年前认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是由于她是妓女，并且还是那种在高级歌舞厅要价很高的高级妓女，我们的关系不涉及金钱和性，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她常常和我计划等赚够了一大笔钱，她就不再卖身了，于是我就决定等着这一天——
“等等，等等，你刚才讲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们，你们到现在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吧？”张科长惊奇得差点跳起来。
我说，不错，如果咱们的性关系的定义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差不多，那我和蓉儿确实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看他们两人无法相信的眼光，我进一步解释，我虽然接受蓉儿为女朋友，可我是个老古板，在她没有洗手不干之前，我始终觉得她身子不干净。加上一想到她每脱一次裤子就可以赚一千多快，我的心情就复杂了，心情一复杂，下面就不听使唤了。
“这么说，杨先生你有一个妓女女朋友，你们却没有性生活，你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我不得不更加深入解释：我都人到中年了，还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家和固定的性伴侣，在性生活上和吃饭一样，都是饥一顿饱一顿，也习惯了。我和蓉儿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离奇和纯洁，我想反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再等两年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何况就是现在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蓉儿不方便接客的时候，我晚上就会到她那里。那时她会穿上我喜欢的各种性感的衣服，就象你们拍的照片中那个样子，按照我的性幻想给我表演各种撩人的姿势，我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当然有时蓉儿会用她的嘴巴和手为我解决问题，就这样。你们一定很看不起我吧，公安同志？
这第二个星期在公安局两位科长的循循善诱下，我终于认识到我已经不是那个骄傲地戴上红领巾，得意地向父母炫耀奖状的我。这个星期我仿佛开始真正认识了自己，战胜了自己，到第三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好象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站在他们的面前，我不但相信自己不再是纯洁的人，而且开始相信自己完全有可能去杀人，或者已经杀过人。
第三个星期我是在深深的自责和更加深层的反省中糊里糊涂地度过的，这个星期我基本上没有机会说话。两位公安同志在第二个星期协助我认识了“我到底是谁”以后，乘胜追击。我隐约记得他们轮番对我咆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告诉你你是谁！”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并不是自己，公安的两位科长就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如果说上个星期我是被剥光了衣服，让自己赤身裸体站在那里，那么这个星期是灵魂也被赤裸裸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这个星期结束时，我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自己是个什么货色。每次提审结束时，我都几乎陷入昏迷状态。
“杨先生，是你杀了谢婉蓉吗？”星期五下班前，张科长突然大吼一声，随即一切都陷入死寂。我痴迷迷，一会看着张科长发红的眼睛，一会转向李科长肿胀的三角眼，这两双比我更能看透我自己的眼睛让我怜悯，何况他们还要回家过大周末。我想承认，结束这一切，但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提醒我，如果我承认了，反而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就这样，我说让我想一个周末，星期一我一定告诉你们实情。
星期六的一整天我拒绝吃饭。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绝食，由于我的意识仍然混乱，我想饥饿是唯一能够让我清醒一些的。到了晚上，我躺在木板床上，想痛哭一场。我以前久不久就会偷偷躲在床上痛哭一场，第二天往往就精神焕发。可是这一次我却无法让自己哭起来，我更加紧张，自己该不是已经彻底自暴自弃了吧？
当熄掉灯的时候，我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张开想象。我想到多少年前看到的一幅非洲战乱中的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跪在早已俄死的母亲旁边，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接着想到“非典”疾病的受难者，在死亡前不得不和亲人隔离，在最后告别时也得隔着玻璃窗，那种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窗和亲人永别的感觉比生离死别本身更加让人不堪；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觉湿润起来，但还是没有能够哭起来。随即，我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湖北老乡孙志刚在公安收容所里被活活踢打致死的惨景，孙兄弟的年龄和我当年只身闯广州时一样；当我想到孙兄弟在被人象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他心中也一定仍然怀着我当时那样一颗充满期望的心时，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接下来我想到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公安局拘留所的硬板床上，不知道过去是怎么过去的，现在会如何结束，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终于嚎啕大哭。不一会功夫，我已经整个人泡在泪水中。
星期天下午，我已经恢复了精神。大概四点多钟，看守过来叫我，说有人要带我出去。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审讯室，我随他们进入一个标有“局长办公室”牌子的房间。在里面我看到了原来的老上级——国家安全部的周局长。他正慈祥地看着我，我想要不是昨天晚上自己几乎哭干了眼泪的话，我一定会再哭一场。我草草地和也在场的李科长、张科长还有另外一位显然是公安分局局长或者也许是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说了再见，就跟着周局长离开了住了三个星期的公安局。
“你怎么知道我在拘留所？”当我们两个已经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幽雅宁静的咖啡厅里坐下来后，我问周局长。
“我按照你给的地址找上你的小公寓，结果在门口发现你的信箱里塞满了信，有的还掉到地上，于是捡起来看，原来都是帐单。”
“当然都是帐单，没有人会给我写信，何况这年头也没有人再写信了。”我木然地说。
“问题是，我发现这些帐单大多过期好几天了。哈，我想，我们的小杨怎么会任凭这些电费水费单过期呢？八成是出事了。”周局长一本正经的样子，不过还没有说完，自己倒先忍不住笑了。我却笑不起来，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关心地问：“他们在公安局里没有折磨你吧？”
“没有，现在不流行体罚和严刑逼供。”我挺了挺三个星期里不是坐就是躺，已经有点僵硬的腰板，说：“其实，公安的同志也并不喜欢这一套，只是有时破案时间紧迫，上级又有压力下来，加上多数情况下嫌疑犯如果早点供出来不但可以节约国家的开支，而且有时还可以救人一命。”
“他们告诉我，你在里面三个星期，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你都不屈不挠。表面上你顺着他们审讯的路子走，实际上你却狡猾地一次次让他们的审讯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你是他们这些年碰上的最难搞的嫌疑人，呵呵。”周局长看我皱着眉头不言语，加重了语气问我：“我是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用刑？！”
“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不可以用刑，他们公安同志很了解法律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局长放下心来的样子，开始为咖啡加糖，“这样说，你什么也没有招认？”
“没有，不过我想我很快就会招认的，我快顶不住了！”我喝了一口珍珠奶茶，感觉一阵舒坦。说实话，在里面时我还真有些想念这种近年开始时兴的奶茶里加上一些韧性的小番薯粒的饮品。
“你要招认什么？”周局长差点把刚入口的咖啡喷了出来，“这么说，你要招认你杀害了那个女子？”
“也许是，可是我没有杀她呀。”
“哦，我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们公安的审讯技巧进步得如此之快，竟然快要让你招认了。”周局长又次笑了起来，“真是可喜可贺。”
“在里面住了十天后，我有好几次想，招了吧，因为我对自己有可能杀人或者已经杀了人不再怀疑。有时我甚至想，就算事实上我没有杀人，可我不但有杀人动机，而且我从心里到骨子里都完全可能是名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周局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局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杨，最高审问术一定可以让任何人都按照审问者的意思招认的，我是指招认那些你做过或者根本没有做过的罪行。”
我吃惊地张大嘴巴，疑惑地看着周局长慈善的面孔。我知道在解放初期，周局长干过一段时间的反间谍反特务侦察工作。虽然我根本无法从他现在的外表想象出他当时的样子，不过部里的同事以前就告诉过我，周局长当时可是审讯高手。解放初期，训练有素的台湾特务经过台湾海峡的大风大浪，上岸后又千辛万苦，终于潜伏到北京，可是被抓住后只要在当时的小周面前坐不到一个小时，就稀里哇啦地什么都招认了。想到这里，我的兴趣来了，把深陷进软沙发里的身子提起来，试探着问：“周局长，你是说只要拥有最高审术，你相信每个人都会招认吗？甚至对那些自己没有犯过的罪？”
“不错，孩子。”周局长喝了一口咖啡，声音显得有点低沉。“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干审讯这个工作的人只要找出嫌疑人的弱点，就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周局长的表情显然没有“迎刃而解”的爽快样，他讲完这句就低下头继续喝咖啡。我也不说话，把眼光从周局长身上收回，再次让自己陷入在沙发里。因为在我的心中，我对周局长这句话并不完全信服，或者说，我还没有完全消化。例如，有些人的弱点隐藏得很深，深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而有些人表面的弱点却并不是致命的。又有些人，就象我，一生无欲无求，得过且过，除了怕死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致命”的弱点。还有一种人，他们连死都不怕，就算你抓住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又有什么作用呢？
气氛一时有些沉闷，过了好一阵子，周局长才抬起头，幽幽地说：“每个人都有弱点呀。”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被咖啡熏得有些湿润，我想他一定是又想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据部里流传，当时造反派抓住了周局长的致命弱点，害死了一对母子，据说那孩子当时才只有三岁。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也不愿意周局长现在想起这事，於是我转移话题。
“可是如果嫌疑人连没有犯的罪都招认了，那审问人又能得到什么？如何破案？”
“这才是审问的最高学问。”周局长从回忆中醒过神来，“抓住嫌疑人的致命弱点，然后使用精神或者肉体折磨的办法，最后让嫌疑人达到几近崩溃的地步。这时嫌疑人就会破罐子破摔，把什么都倒出来，自己干过的自然会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早日解脱，连没有干过的也会供认不违，有时还添油加醋，描写得细致入微。”
“周局长，我真不敢相信，你把这称为审讯的最高学问？”我无法掩盖自己的不解和不快。
“你听我说完，达到这一步需要很高的审问学问，特别是在不许肉体折磨，对嫌疑人使用麻醉等药品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一步，审问人得掌握两点，一是嫌疑人的致命弱点；二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缺一不可。得到嫌疑人口供只是第一步，下面的第二步才是破案的真正关键，那就是审问人需要从嫌疑人的口供中找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我有点似懂非懂，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书都有，可是好象没有教人如何行刑逼供的书！
“审讯者这个时候必须清楚，嫌疑人的口供是逼迫出来的，有真有假。由于人在即将崩溃的情况下，说的真话和假话很容易分辨，所以这个时候审问者分辨真假往往比审问开始时嫌疑人装腔作势说心里话要容易得多。比如拿你的例子来说，如果你真杀害了蓉儿，你会坦白给她吃了什么毒药，以及犯罪细节，而这些细节只有公安在严密的科学解剖后才能掌握。如果你的细节和公安的细节吻合，那你编造的可能性是万万分之一，这不就自然表明你有罪无疑！可是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你为了早点解脱就胡乱撒谎一通，例如你说给她吃了安眠药，因为你想百分之九十五的自杀者都是吃安眠药的。再例如你说和她有性关系等等，这些公安当然也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掌握了，但由于你在崩溃前无论是撒谎还是讲真话都是无意识的，所以掌握最高技巧的审问者就可以辨别你在精神近于崩溃时的坦白是否属实。”
“真玄！”我不禁感叹。
“当然，一般刑事案件中根本不宜使用这类审讯。我说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间谍案件或者严重危害人民安全的恐怖案件。”停了一下，周局长表情有些严肃地摇摇头，“只可惜很多审问者都错误地使用了这个审问技巧，他们在得到嫌疑人精神迷乱情况下的口供后就认为任务完成了，可以交差了，根本没有进行第二步，结果不知道搞出多少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
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活了都快四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致命弱点呢，否则我就会避免了。你看，我是一个连帐单都不愿意过期的谨小慎微的人，你居然可以从我的帐单中知道我出事了，可是——”
“小杨，我不是从帐单知道你出事的，”周局长轻声打断我的话，“我来之前就给你打了电话，后来我又打电话到你父母家——”
“我父母？”我紧张地问，“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呀。”
“对，他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并且他们告诉我你已经连续两个星期天都没有回去看他们了，也没有打电话，我就知道出问题了。”
想到年迈的双亲，我有些紧张了，但在周局长面前尽量装得镇静。不过我心里明白，无论我内心的紧张和外表的镇静，要想逃过周局长锐利的眼睛，那恐怕都是枉然的。好在周局长之于我，就好象父母一样。他也是在我直奔四十岁这段时间里唯一叫我小杨而让我仍然感觉到温暖亲切的人，在他面前我本来无需隐瞒一切的。
“小杨，我尽量把话说快一点，你好赶快回家。”周局长一边盯着咖啡，一边说。咖啡已经加第二次了，从咖啡里升起来的暮气和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你是我最喜欢的年青人，当初你离开国家安全部时，我失落过好长一段时间，不过我尊重年青人，特别是尊重你的选择。单位工资太低，你父母又不适合北京的气候，你到广州来打工，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什么忙，好在你的工资要比在北京时多好多倍，我也感到欣慰。只是我始终舍不得你，我认为你会是一名极其优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
我有些感动，眼眶里有点湿润。这些年到广州下海后，自己经济看起来好了一些，但是在心理上始终有些不平衡。就拿周局长一席话吧，这些年就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为之效劳的老板对我说过类似的表扬，虽然他们都尽量发挥我的才能，也不吝惜给我加工资，可是却很少夸奖我。我想大概是怕我骄傲，又或者是怕我借着夸奖认识了自己的价值而要求加更加多的工资。当然也有职员在老板夸奖后不久就另谋高就，跳槽了。
“小杨，今天来一是要来看看你，二来也有一件事，看你是否可以帮上忙。”周局长的话很轻很快但很清楚，“就算是一件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