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那一党派。却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满清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缘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卫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政权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纣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满清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满清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满清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能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签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已有光的事情。
民国成立以后，内争之祸，也可谓很利害了。然而这还是有关大局的，其比较的限于一隅的，还不在内。现在且拣几件重要的说说：民国以来，最安稳的，要算山西。他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前，简直没有参加过战争。阎锡山提倡用民政治，定出六政、三事，以为施政的第一步。教育、实业，都定有逐年进行的计划。又竭力提倡村自治。在当时，亦颇有相当的成绩。惜乎到后来，牵入战争漩涡，以前些微的成绩，也就不可得见了。次之，倒还是新疆。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增新被杀以前，大体也还算安稳。此外就很难说了。
其中分裂最甚，而争战最烈的，要算四川。四川从袁氏帝制失败后，北政府所任命的将军解职。当时政府曾命蔡锷入川。但不久，蔡锷就病故了。代理的人，为川军所逐。其后滇军又打入四川，后来又被川军逐回。于是四川本省，分为一、二、三军，各有防地。北政府的势力，常常从汉中和宜昌一带——所谓长江上游侵入。而滇、黔两省，亦时和四川发生关系。各省军人，派别不一，离合无常。其失败的，往往要借助于人，而有野心的人，亦落得利用他，收为己助，或者借以扰乱敌方，所以其纷扰迄不能绝。西南如滇、黔，西北如甘肃，虽然因地位偏僻，对大局的关系较少，然而其内部，也都不能没有问题。
因为一切纷争，都起于军队太多和军人拥兵自重、争夺权利之故，于是有废督裁兵的呼声，并有联省自治的议论。联省自治之说，其由来也颇早。原来行省的区划，还沿自元朝。明、清两代的省区，虽然逐渐缩小，然而其区域，还是很大，犹足以当联邦国的一邦而有余。而自清末以来，已渐成外重之局。辛亥革命，亦是由各省响应的。民国成立以来，中央事权，迄未能真正统一。而以中国疆域的广大、交通的不便、政务的丛脞，一个中央政府，指挥统驭，也颇觉得为难。于是有创联省自治之议，希望各省各自整理其内部的。当民国八、九年间，也颇成为一部分有力的舆论。于是有起而实行的，省各自制宪法。其中以浙江省成立为最早，于十年（1921年）9月9日公布。湖南省制宪最早，而公布较迟，事在十一年（1922年）1月1日。既已公布省宪，自然用不着什么督军。于是浙江于布宪之日，即同时宣布废督。即未制省宪的省分，也有宣布废督的，如云南省是。然而名为废督，而军队仍未能裁，即督军之实，亦仍旧存在，不过换一个总司令或督办善后军务等等的名目罢了。所以还是无济于事。
又有想以会议之法解决国是的。当华府会议将开时，外人曾警告我速谋统一。于是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促起国人的觉悟。主张华会开会之前，先在庐山开一个国是会议，其办法：分为国民会议和会议。国民会议，以制定国宪解决时局。会议，则议决兵额、兵制及裁兵问题。其所议决之件，再交国民会议通过。当时有力的军人，都曾发电赞成，然而后来竟就暗葬了。而上海一方面，又有国民所发起的国是会议。其议发动于商教联合会。于十一年（1922年）3月15日，在上海开会。议决其组织：为一、各省省议会。二、各省、区教育会。三、各省总商会。四、各省、区农会。五、各省、区总工会。六、各律师公会。七、各银行公会。八、各报界公会。其中二、、三、、五、三项，都包含华侨团体。各推出代表三人。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于5月29日开会。旋组织国宪起草委员会。制成《国宪草案》，分送各方面。然后来亦未有何等影响。
此等解决时局之法，都是国民党第一次宣言所明指为无用的。我们且进而看国民党改组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事实。
第二、国民政府的成立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这话在前文已经说过了。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的本部移于上海。八年（1919年）10月10日，改称中国国民党。此时在国内还未明白组党。到十二年（1923年）1月，才发表宣言，宣布党纲和总章，这一年11月，中山先生鉴于苏俄革命的成功，由于组织严密，决意将国民党改组。于是月11日，发表改组宣言。十三年（1924年）1月20日，开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明主义政纲和对内对外的政策。六月，又在黄埔设陆军军官学校。又就原有的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宣传主义。于是南方的组织，骤见精严，旌旗变色了。
当十二年（1923年）6月间，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旋又全体罢岗。黎总统移居私宅办公，又被便衣队包围，并有人在自称开国民大会，主张驱黎的。13日，黎总统赴津，总统印信，由其妾危氏携带，住居法国医院。至天津，被邀于火车站。迫令打电话给危氏，将印信送国务院，然后放行。黎总统通电：“离京系为自由行使职权起见，并非辞职。”并通告外国公使。北京一方面，则宣告总统辞职，由国务院摄行。议员亦分为两派：一部分赴上海开会，一部分留京，都不足法定人数。照《大总统选举法》，国务院摄职，只能以三个月为限，9月12日，北京的国会，人数依然不足。到10月10日，就连国会也要任满了。于是由众议院提出延长任期案，通过。10月5，选举曹锟为大总统。8日，通过《宪法》。10日，曹锟就职。是日，《宪法》由众议院公布。曹锟既就职，以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13日，浙江和北京政府断绝公文往来。云南和东三省旋都通电讨曹。
十三年（1924年）9月初旬，江苏和浙江开战。江苏方面，号称苏、皖、赣、闽四省联合，而浙江方面，则联合淞沪镇守使，组成浙沪联军。主力军相持于昆山。别将则在苏州、嘉兴间，宜兴、长兴间作战。至九月中旬，而奉直战事亦作。奉军于9月22日陷朝阳。进攻山海关，陷九门口。吴佩孚亲临前敌指挥。自10月6日，大战开始。江、浙方面，孙传芳自福建入浙。9月18日，陷杭州。卢永祥宣言：将浙江交还浙江人。把军队都撤至淞沪之间。10月9日，松江陷落。13日，卢永祥下野。22日，冯玉祥自古北口回兵北京。和胡景翼、孙岳宣言组织国民军。冯为第一军，胡为第二军，孙为第三军。11月2日，曹锟辞职。于是山东宣告中立。山西兵扼守正太路和京汉路的交点。国民一军占杨村，三军入保定。奉军陷滦州、山海关、秦皇岛，抵塘沽。吴佩孚自海道南下，经南京、汉口回河南。冯玉祥、张作霖会于天津，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于11月24日入京。
当直奉大战时，南方亦出兵北伐，分攻湖南、江西。北方政局既变，段祺瑞请孙中山北上。中山于12月31日至北京。时孙中山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段祺瑞就职后，亦宣言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以解决根本问题。并声言：“会议成功之日，即为祺瑞卸职之时。”孙中山以其所谓两会议者，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命国民党员，勿得参与。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卒于北京。段祺瑞所召集的善后会议，于3月1日开会，仅议决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的条例而止。后来两委员会于10月5日开会。因时局纷乱，也就无从议起了。
段祺瑞就职后，裁巡阅使、督军。管理一省军务的，都改称督办军务善后事宜。以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孙岳为省长。免齐燮元，以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齐走上海，组织苏浙联军。卢永祥以奉军张宗昌的兵南下，齐走日本。浙奉军在上海定约，浙军退松江。奉军退昆山以西，上海则彼此均不驻兵。时在十四年（1925年）2月间。其时胡景翼的兵，自河北下河南。而镇嵩军的憨玉琨，已先据洛阳，东下郑县和开封。时政府又以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即以憨为副司令，命其退出。憨军退至洛阳以西。2月下旬，胡憨的兵冲突。3月8日，胡军人洛阳。镇篙军援憨，不克，退人山西边境。4月10日，胡景翼卒。乃以岳维峻督豫。于是国民二军的李云龙师入西安。冯玉祥亦让出南苑防地。至八月杪，遂以玉祥督甘，孙岳督陕。李云龙为帮办。直隶当段祺瑞就职后，即以卢永祥为督办。永祥南下后，改李景林。四月间，以张宗昌督山东。至是，又以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时奉军张学良、郭松龄驻兵于京、津、山海关之间。自五卅案起后，奉军并驻扎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