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告子的人性论
关于告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考。告子是与孟子同时而略早一些的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
“人性”问题是战国时期思想家们激烈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是坚持唯心主义的天赋“性善”论的。告子则反对孟子的天赋“性善”论。告子把“人性”当做是人的一种本能或原材料，同样也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错误的。这是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懂得人的真正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人的阶级性这个科学真理。
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他反对把“人性”看做一种先天道德观念是有其进步意义和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他看到了道德是后天加给人的，是由外在关系决定的。他说，例如拿尊敬长者来讲，那是“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力”，意思是，因为那个人是长者，所以我尊敬他，并不是因为先有个尊敬的观念存在于我心中。
告子反对把“性”说成是一种具有先天道德观念的东西。他认为，“性”是生来具有的一种生理本能，就像吃东西、两性关系等这些本能。所以他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他认为，“性”又好像急流的水，从东边打开缺口，它就往东流；从西边打开缺口，它就往西流。告子进一步又说，“性”没有天生来“善”、“不善”的分别，也就像流水本来没有东西之分一样，其所以有“善”、“不善”的分别，全在于以后的引导。对于本能来讲，告子认为无所谓好坏善恶的区别，也可以说，本能就像一种原材料，而人的道德观念则完全是后天人为加工和环境影响所形成的。
告子也讲道“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他举例说，我的弟弟就爱他，秦人的弟弟就不爱，这是以我为爱的标准的，所以叫做“内”。尊敬楚人的长者，也尊敬我们这里的长者，这是以长者为尊敬的标准，所以称为“外”。告子在这里把“仁”、“义”两种道德观念作了“内”“外”的区别，而且把“仁”看做完全是主观感情，这就是仍然肯定有一种主观的道德观念。所以他反对孟子的天赋道德观念说是很不彻底的。他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
后来后期墨家批判了告子的这一说法，他们说：“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内外。”这是说“爱利”等道德观念都是客观对象的反映，不能分为内外。这就纠正了告子的错误。告子的这些思想，对以后许多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孟子提倡“仁政”及对儒学的深化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据《史记》中记载，孟子所处时代正是秦用商鞅，魏楚用吴起，齐用孙子（膑）、田忌等进行变法，进一步改革奴隶制，巩固封建制的时期。当时大部分诸侯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一部分诸侯国，如秦、楚则正在经历这个社会变革。
孟子所处的时代，在当时的思想意识领域里，主要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影响为最大。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总体显现为“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主张“为我”，墨家主张“兼爱”，他们都反对儒家亲亲、仁爱的原则。所以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自己就以“距杨墨”为己任的。当时攻击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是墨家学派，所以孟子也就把墨家当做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对象，反对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使得儒墨之争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主要内容之一。
当时，商鞅和吴起分别在秦、楚对奴隶制的各种旧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改革，很快使秦国和楚国后来居上，一跃而为强大的封建制国家。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孟子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就是代表了比较保守的由奴隶主世袭贵族转化过来的那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学生的学生。他自称学习孔子是他毕生的愿望，以孔子思想的继承人自居。他的言论思想保存在《孟子》一书中。
儒学发展到孟子时期，吸收了很多新文化的内容。其结果是，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成一种仁政的学说，由仁爱之心，发展为统治者、最高的领导要关爱自己的百姓，要施仁政，儒家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一步。孟轲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并亲自到齐、梁、鲁、邹等国游说各诸侯。孟子非常重视孔子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进而提出，“贤者处世，以公天下之心为心，乐则与天下同乐，忧则与天下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仁政”思想由孟子提出，并和齐国统治者多次交谈后，得到了传播、扩大。
孟轲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轲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仁政主张是以性善论为理论依据的。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及其深刻之处在于强调人性首先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肯定人生价值，鼓励人们追求完满的人生境界，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确立了儒家特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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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发展和改造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的理论，提出了“仁政”学说。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孟子“仁政”的政治主张，是针对当时地主阶级激进派推行的“严刑峻法”的政治措施而提出来的。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政治上主张采用“以德服人”的办法，这也是针对当时地主阶级激进派用“严刑峻法”打击奴隶主反动势力，而提出的一条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孟子妄想用“仁义”的说教感化奴隶主贵族，使他们转变到地主阶级这边来，这当然完全是他的主观愿望。
此外，他主张用他自己设想的“仁政”措施，通过“井田制”的形式来推行封建制度。孟子设想的“井田制”就是国家把土地分给各级官僚地主，即所谓“分田制禄”。然后，由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改革家商鞅主张积极开垦土地，鼓励私人占有土地，招徕劳动力等变革措施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就会造成互相争夺，以致最后会损害这些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封建贵族的利益的。孟子还把他这种通过正经界，“八家皆私百亩，周养公田”的主张，称之为“制民之产”，意思是要分配给农民固定的土地，使他们“死徙无出乡”。他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说，必须把劳动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劳动人民就可能逃亡和起义反抗。孟子把他这种“制民之产”的“仁政”描绘成是一种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孟子经常称道的每家给予“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50岁的人有丝绸衣服可以穿，70岁的人有肉吃，八口之家可以不饿肚子，就是他对封建小农经济的一种具体设想。
孟子还公开地反对暴力，主张仁义说教的感化政策。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是说，用“力”不能使人心服，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不过孟子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如他说“民为贵，社稷（土地、政权）次之，君为轻”。当然在这里他丝毫也没有认为民比君更尊贵，要君主去尊敬民的意思。而只是说，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国家政权、君主的统治地位都将落空。
对于当时地主阶级激进派和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子等把实际功利放在第一位，而使“义”、“礼”等道德规范服从于实际功利的思想，孟子则竭力加以反对。他认为，统治者根本不应当讲“利”，不应当把“利”放在第一位。他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意思是如果人人都去追求“利”，那就会损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说必须把“仁”、“义”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从思想意识上使臣民们都自愿地为最高统治者效力。
孟子曾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是说“仁”和“义”的本质是“事亲”和“从兄”。从这点出发，孟子又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他明确说过，如果没有劳动的老百姓，也就没有人来养活统治者了。因此，他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不要无视人民的力量，这在当时来说，也还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三、“性善”论和“良知”的认识论
先秦儒家对于人性善恶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中国人性论史上，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他认为，人性是善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怜悯之心、同情心。
孟子用来论证“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抽象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同情心”。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己丢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
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孟子举例说：人突然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去，都会有惊惧和同情的心情。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了要讨好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乡亲朋友中获得个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小孩子的哭叫声，而完全是从人天生的本性中发出来的，这就是“不忍人之心”。由此，孟子作出结论说，他的“仁政”就是根据这种“不忍人之心”提出来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的性善论对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宋代以后流传的《三字经》中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也成为后来儒家的正统观念。